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之一—“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显示：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 倍、16.5 倍、55.5 倍、281.55 倍、323 倍；清华、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等地方高校2003 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 ，高于2001 年这一比例7.9 个百分点。在这组数据的下面，当然是农村中小学的普遍衰败，衰败延伸入城市，才出现了这一幅令人不安的大学资源分布地图。日本在明治维新做到的事情，120 年过去，我们到今天还是没有做到。30 年前我在中部山区执教，读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读到“至今日本农村中最好的建筑，还是60 年前明治时期的小学校舍”，曾心潮难平。30 年回去再看，我们最破败的乡村建筑还是小学校舍，夫复何言？
如果说，居民二次分配不公是威胁当下社会和谐的表层危机，那么，教育不公则在挖掘社会深层危机，而此类危机多半隔代发作，却更容易为社会忽视。社会学研究证明：社会革命的播火者多半是被高等教育门槛拦截在乡村社会的“有志”青年，组成他们革命“志气”的前一半是对外部现实的嫉恨，另一半则是原欲进入社会精英阶层以改变个人处境的欲望受到了阻遏。司汤达一部《红与黑》的意义，绝不限于讲述那个风骚国度激情年代家庭教师勾引市长夫人的艳情故事。“于连”这一文学形象镌刻在二百年来“革命领袖长廊”上，确实具有“革命”意义：既能帮助人们回忆什么是以往的“革命”领袖，也能帮助人们辨认什么是正在出现的“革命”领袖：尽管他今天也许衣衫褴褛，离开农村课堂，恰好被城市居民召进书房打扫卫生。只要他在书房里能够恨恨凝视那些他不得不放弃的书本，你就应该留意，将来某一天风云际会，这位“有志”青年完全可能再一次发动焚书坑儒。托洛茨基是这样养成的，波尔布特也是这样炼成的。今天的北京大学离五四时期的教育质量已经不可比拟，却再一次将农村子弟排斥在大门之外，难道忘记了当年为排斥湖南青年毛润之付出了什么惨重代价？但是当事人不会忘。五十年后，他与梁漱溟清理旧帐，就端出了当初寄居门房为北大教授开门的心理感受。
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毕业时才告诉我：“寒暑假回乡，我不可抑制地想做一个革命者；假期结束回到你这里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我才能恢复为某某主义者。周而复始，这三年我是在拉锯中度过的。”
感谢他给我留下如此真切的临别赠言。我无法保证，再有三年，他是否“恢复”为另一种主义？要消解波尔布特，应该从源头做起，源头之一就是开放教育资源。选择市场经济，当然就选择贫富不均，但并不是选择两极分化，更不是选择波尔布特。把攻击矛头引向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在维护教育的垄断化，是教育垄断而不是教育产业化，才是教育腐败乃至资源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仅仅在法律上承认民间集资办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撤除种种政策限制，让更多地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以打破教育垄断，让更多的待学青年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九年义务教育制写进了教育法，在形式上接近了明治时代，同时却大肆宣传希望工程，而后者的存在其实是对政府应该承担教育经费的讽刺；有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却让更多贫困人口自我负担教育费用，那就只能视为肉食者甘愿坐等波尔布特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