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复兴与崛起两词都很流行，大家说的似乎是一事。其实两词意思大不同，崛起通常可以是第一次，复兴则是曾经兴起过。
今日所称“西方”的核心，半可说崛起于近代。因为起来的既不是曾经辉煌的希腊、罗马，也不是盛极一时的天主教（旧教），乃是以新教为标识的野蛮族群。但所谓“半”者，则新教与旧教本是同根；而欧人后来的尚武精神，也多少源自罗马。尤其欧洲有文艺复兴一说，直指希腊——那既是复兴的目标，也是崛起的渊源。
其实，即使第一次的崛起，也非无缘无故，而是有所凭借。古人曾说：“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王符《潜夫论》）。若我们相信地质学的板块说，喜马拉雅山脉就是名副其实的崛起，据说是几个大板块碰撞挤压而成；也不排除它还会改变，其高度从增长转为“负增长”，慢慢又成沧海。这便是长时段的眼光，正所谓天不必言，四时昭然。可知不论复兴还是崛起，皆非无因而至，不过隐显不同而已
若言中国之崛起，至少在殷商时期。那时从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太平洋两岸（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广大地域的文化中心就是殷都安阳（此本李济说）。人类古文明多自视为天下之中，而殷商之自诩为“中国”，那天下的范围真不算小。这当然也不是凭空而至，像甲骨文那样繁复的文字，绝非短期可以形成。惟殷商盛极转衰，又被周武王伐灭。周本殷之属国，是以下犯上，孟子却诠释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成就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中国革命学说。
后来中国叠有盛衰，而文化自信尚能维持和延续。近代则因战败而痛失自我，于是赶超，国家目标也逐渐外向。中虽一度闭锁，随即开放，经济因改革而大发展，遂有今日。
惟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大到超出我们认知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新经济实际是以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为模板，并兼学日本（改革开放之初真正影响中国的西式经济大国），外销性经济增长成为一个主导的力量。这一无意中形成的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大龙”和“小龙”在不少方面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有基本的差异。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不能向岛国那样眼光一味向外，也不能像城市规模的经济体一样把国家命运赌在外贸上。
人生在世，不论个体或群体，皆有其自我存在的价值（即基督教徒所谓人人都直接面对上帝）。此价值不因他人他物的存在而增减，同时我们又不能不与他人他物和谐共存。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小国尚且不能忘了自我的主体性，何况身系天下安危的大国。惟大国要有大国的风度，一个文化悠久的文明，不能表现得像个暴发户一样。
清末的知县裴景福也知道：“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强。”若自己真看得起自己，就不必太在意别人的“说三道四”，不论是褒是贬。或也需要替他人设身处地，如果不喜欢别人“说三道四”，便也无需对他人“说三道四”。老子早就说过，“善战者不怒”。真有力量者，不怒亦威。咄咄逼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杜亚泉曾观察到一种现象，即“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替视为“游民性质”。今日我们一些电视谈话节目里，似不乏类似图景。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说，美国电视亦然：看不到有人思考，甚至无人愿意倾听，每个人都在不断讲话，几乎没人能容得下对方完整阐述其观点，而只想把对方打断。
所谓“游民”，不仅是空间的和物质的，也可以是时间的和文化的。文化无根之人，即是“游民”，颇类广东人所谓“失魂鱼”，不再生猛，苟延残喘于贩池中，却因池小而觉自大。因无根无我，遂渐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是见之于思想的民穷，比物质匮乏的民穷更可怕。成“游民”则不能不有所依赖，稍失所依，便不免抱怨。抱怨多了，还可能由怨而乱。
任何社会（国际也是一种社会），给人以希望越多，也就越和谐。我们或可参考“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古训，坚持自身的主体性——不论是复兴还是崛起，不要一味摹仿而忘了自我，不必总想争胜而失去自我。若已能饱暖，不妨以和为贵，使他人真正感觉到互利共赢的希望，于是彼此相安而祥和。人人皆可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追寻自己看重的幸福。于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成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