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2011年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被认为是了解中国当代变革最有影响力的书，也因此荣获多个图书奖，中文版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洽淡、审定，于2013年年初出版，很快就成为畅销书。
不单纯是一本人物传记
傅高义是日本及中国问题专家，他的《日本第一》曾是世界畅销书，早在1961年，傅高义就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写作和研究，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一书曾获得美国学术界好评。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因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和精通而被誉为“哈佛中国先生”。
《邓小平时代》日文版5月份面市，年逾八十高龄的傅高义在飞往日本为新书做宣传、途经北京的间隙，接受了《华夏时报》的采访。傅先生虽然戴着护腰，在采访过程中却尽量保持身板挺直，力求对每个问题认真回答，但对于专业之外的提问也会狡猾略过。
在三联书店图书馆会议室，傅高义再次提到他写作《邓小平时代》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改革，至于中国学者的评价，傅高义说他能理解，因为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理解和呈现邓小平和邓小平的时代，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不过，他认为自己是在尽可能真实、客观、全面地展现这个时代，而不单纯是一本人物传记。
傅高义说诚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他的确没有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的改革做出评价，而是试图让人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和他的行为逻辑。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与其被称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不如称“总经理”更为贴切，因为邓小平是一个重实干的人，他并不看重“高远的理想”，而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他的“技术高超”；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动力，而是行动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动力。
“邓小平去世十六年了，但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他的直接影响仍在继续。以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而论，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邓小平时代》中文译者冯克利教授认为，理解了邓小平就会理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
帮美国人了解中国改革
《华夏时报》：《邓小平时代》先在美国出版，你在前言中也提到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中国的改革，如果你是为中国人写作这本书，将会增加和删减什么内容？
傅高义：写作这本书的确是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中国在这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美国人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我认为美国人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就应该了解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是怎么回事，要理解中国是怎么改变的，就要了解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和他的行为逻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是什么。
也有一些学者批评我不够客观，但我认为自己是在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尽可能弄清楚和理解他的想法和行为，而不是去评判他这样做的得失，这样美国读者才会明白发生在中国的事。按照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如何与中国合作对美国人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如果是为中国读者写作，我想我会更客观一些，更多去写邓小平的国内政策。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他也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能从中国现实出发，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他讲究成就，不要争论，因此能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
《华夏时报》：你认为邓小平更应该被称为“总经理”，而不应该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原因是什么？
傅高义：他是从实干中总结经验，就像公司的“总经理”一样，比较注重效率，所以步子迈得很大，也鼓励其他人放手干，所以成效明显。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华夏时报》：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邓小平个人经历、政治沉浮不无关系，你在书中也提到他的家庭背景和留学生涯，只是篇幅太少，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你有意忽略了“邓小平的革命者生涯”，直接进入到“邓小平的改革成就”，而中国的改革又是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互为因果的。
傅高义：邓小平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他在外国待过，在法国待了五年，在苏联待了一年，所以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比毛泽东多很多，也不仅仅是一两年的事，而是有了很多实际体验，我认为那段时期对邓小平很重要。
还有邓小平出生于地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用今天的话说他属于“小资”。16岁时他到法国本计划半工半学，但当时法国很多军人回到工厂，外国人很难找到工作，加之经济不景气，大量生活在底层的人陷入贫困中。邓小平和其他一些留法学生非常同情劳动人民，也看了不少材料，开了很多会议讨论世界的局势，包括马克思主义。他们发现马克思理论的确与自己的经验是符合的，为了改变中国，共产主义应该是合适的。
《华夏时报》：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他是如何突破阻力而没有导致大的分歧？
傅高义：这与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改革开放不只是他一个人考虑过，很多老干部也考虑过。我认为华国锋与毛泽东的做法还不是完全一致，他的确想现代化。邓小平的作用是处理政治情况和过渡时期的工作。
邓小平了解外国发展，1974年去联合国以后访问法国。邓小平认为为了要改革开放，需要更广泛的人多了解外国的发展，中国是多么落后，尽管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发展很快，但1975年欧洲发展更快。
1978年前，中国派了很多代表团到国外考察，比如日本、东欧等，这些代表团看了这么多国家的现代化，对他们一定有所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应该走什么路，怎么现代化，在当时还是有共识的。
在改革初期，那些既得利益者非常抵触改革，他们怕市场的发展，怕计划经济被取代，很多人也担心市场经济会动摇社会主义基础。
邓小平的策略是不讨论，他是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推动了中国的逐步开放。
提高透明度尤为关键
《华夏时报》：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他的直接影响仍在继续，你认为我们是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还是“后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不好说这是“邓小平时代”还是“后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但还有许多难题要克服。
《华夏时报》：你觉得考验目前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什么？
傅高义：中国不搞改革很危险，如何继续推动改革当然需要勇气，因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必定会阻碍改革，但不改革问题会更大。目前腐败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共产党的权威，如何提高透明度就尤为关键。
《华夏时报》：如果邓小平健在，你觉得他会做什么？
傅高义：他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华夏时报》：是否意味着推动改革，政治强人非常重要？
傅高义：在过渡时期，需要威权主义者，因为他能突破老的制度走新的路，所以需要有权威的领导者。而社会比较复杂，我认为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需要走法制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在法治下的次强人而不是强人。
《华夏时报》：你认为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在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能否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
傅高义：目前中国企业家很难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但他们部分也在促成NGO等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后会一步步扩大，但目前我看不到改变社会弊端的力度有多大。
在30年前，美国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今很多人不这么看了。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还非常低，尤其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他们的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完全不匹配，也就难以在学术和文化上去创新。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吴小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