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有关“公”、“私”问题的论述是复杂而多层次的，士人于此常有细致的辨析。宋元以降，对于“私”、“己”的压抑经由理学一脉得到了强化，克制“私”、“己”被看作是进德修业的前提。这种观念经由教化从士林渗透到民间社会，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之对抗的思想力量尽管始终存在，却终归不能成为主流。
当代政治中的“公”、“私”议题承此一脉，而将问题愈加简化：公即国家、集体，私即家庭、个人，两相对立，轻重显而易见。这种公私二分，鼓励了对“私域”的粗暴对待;而一旦压力解除，又很容易于堤防溃决之时引发强力反弹，这时既经形成的伦理观念中的合理部分往往也会一并受到冲击。
一
我在一本关于城市规划设计的书中读到过如下有关“隐私”的说法：“窗户里的隐私是世上能够得到的最简单的商品。你只要把窗帘放下来或调整百叶窗就行了。但是，将你的个人隐私限制在你自己选择的了解你的人之间，并对谁能占用你的时间以及在什么时候占用做出合理控制，这样的隐私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很稀有的商品，和窗户的朝向毫无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至今仍然属于作者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不但是居住条件有限(即如集体宿舍、没有家用卫生间的胡同大杂院、多家共用厨房的筒子楼等)，而且放眼整个社会环境，似乎都没有提供容纳——更遑论“尊重”——隐私的空间。
那个年代鼓励“向党交心”。倘若仅限于组织要求其成员交代个人历史、坦露政治主张，自然有合理性，但是那些超出上述范围的“交心”要求，则显然不承认“内心世界”的私属性质。且所谓“向党”、“向组织”的汇报对象，实际上往往只是党或组织中的特定个人。“文革”前夕，更有所谓的“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疼”的说法。在接下来的运动中，搜检住所甚至将日记、私人信件示众更被常态化，而将私人书写作为“自供状”，进而罗织成罪，更是到处皆然的现象。在公众的“围观”下，个人的“私域”已经荡然无存。
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除“历史问题”外，也通常由言论肇祸，甚至包括未曾“散布”的言论。“文革”中相当数量的“现行反革命”即是这样的“思想犯”：对于他们的思想、言论是否已经传布、散播不作区分，凡“白纸黑字”，即被认为“铁证如山”，取证范围甚至包括了家书和情书 。当然，日记、私人信件确也方便了“文革”中各级“专案组”的搜证，他们相信通过私人的日记、书信，更有可能进入本人的“内心世界”——这与学术研究的思路相近，但动机、目的却不同。而最大的不同显然在于，后者所用的一定是公开刊印或被(本人、继承人)授权使用的日记和书信。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第九十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等内容 。根据这种表述，你首先要被承认为“公民”，方可援引上述条款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的住宅、通信秘密受到侵犯在前，而你被指为不属于“公民”在后。事实上，上述条款即使在“文革”前也不具备应有的效力，通信秘密的不受保护，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已然如此，只不过在“文革”中表现更甚、更肆无忌惮而已。
二
1969年底，吴宓在致南京大学教授郭斌龢但被工宣队由邮局截留追回的信中，谈到1966年9月2日红卫兵对自己的搜查，说他们仅取去《吴宓诗集》、《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此外，全不问，不看，不取”，态度“殊文雅”。而到了1968年6月，监管人员即“逼令”交出全部日记，对其批判则录取日记之数语，“不顾时代，无限‘上纲’，深文入罪”，判其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 。
与之相似的还有顾颉刚的经历，尽管他在1968年上半年的日记阙如，但仍然不难由他此后的“认罪书”中得知他在前一年12月奉命交出日记的后果。回头看顾氏交出日记时的坦然，实在天真。顾氏虽为史学大家，却显然忽略了历来文字狱锻炼周纳的那一套手段，而寻章摘句、曲解引申的功夫，在“文革”期间可谓登峰造极。顾氏自以为谨慎，却不长于防范，又好议论，“罪行”必至“累累”。他的日记经过“革命群众”的剪辑拼贴，直使他本人也认不出其中的自己 。
以日记贾祸，吴宓、顾颉刚都是例子，而“文革”中的此类故事较之吴、顾二人更惨痛的却还大有其人。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被学生干部告发的“反动日记”，遇罗克交其妹藏匿后被搜出的日记，均被作为“呈堂证供” 。遇、王分别于“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被监禁达十一年的武汉青年鲁礼安，其日记也被列为罪证 。杨小凯的书中，则有“文革”前因日记而被判刑的例子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的作者之一叶维丽，写到当自己收到退还的日记，发现“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阅过，上面有脏兮兮的手印，还有划的红线和夹的纸片”，她有被“强暴”了的感觉，甚至在心里用了“强奸”这个词。
来新夏说自己的十几本日记到了专案组手里即成了“确凿可据的罪证”，方便了“按图索骥”，追查所记每一件事和所交往的人，不但自个儿“困扰烦恼”，且累及他人，即发誓不再写日记” 。日记既为祸端，“文革”后便有不少人戒了此种“不良习惯”，终生不再记日记。崔道怡说，“文革”伊始，自己便烧毁了全部日记，“并且此后不敢再写日记” 。张抗抗19岁那年被抄走日记，“就是在那一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已经坚持了10年之久的写日记的习惯，被我自己彻底放弃” 。
但据来氏同文，固然有写了几十年日记至此而辍笔者，却也有人如郑天挺先生，“原有的被抄走，新的还在写” ，只是改变了写的方式——吴宓那样连写的方式也难改换的，毕竟只是少数。这倒也可证明那些“由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确实有难以改造者，但其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吧。
而知所避忌，其实并不需要怎样的聪明，经历过此前的政治运动者，大多获得了这一方面的教训。顾准在干校期间的日记，所记多半是所参与的劳动与各种生理反应，具有“私密性”的内容仅与亡妻有关。借用吴宓的说法，这种日记是可供“检阅”的。那么仅据此了解顾准当时的“思想状况”，显然远远不够。收入《顾准日记》中的有些文字，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而是笔记、札记，是关于经济或国际形势等问题的片段思索。在资讯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仍然思考经济问题，做出种种预测、展望，确是书生本色，读之令人凄然，也稍稍反映出笔者的精神状态。如1970年在干校，他几次写到自己处于“无思虑状态” ，可见此种状态在顾之稀有。1971年某日，记有因与别人交往而受批评指摘，“于是，和人的交往只好愈来愈少”，“参考(按应指《参考消息》)不准看，思想不活跃”，失眠，“‘孤老头子’的凄凉感触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按即顾妻汪璧)。手头可读的书少，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不知干什么好”;“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 ，却又鼓励自己等，鼓励自己坚毅。上述日记、笔记并非“思想汇报”，只不过在严苛的他律下不能不自律，如上的内容只是间或一见而已。
张光年的干校日记极力掩饰其负面情绪，对于自己的委屈、不快、思想波动都点到为止。如他说想到1968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些令人十分不愉快的问题”，无法平静，“有时霍然披衣坐起来” 。这部日记的有趣之处也在其中有限的私人性内容，时有真情流露，甚至偶尔失控的表现。
经人整理的《夏鼐日记》在“文革”爆发后内容趋简，尤其是1966年9-12月的内容。是年8月25日的日记后注：“当晚考古所来人抄家，日记被抄，至1973年3月28日发还” 。1967年的日记仅有两则，日记后有1973年3月29日“补记”：在“牛棚”中“工作日记及笔记本”又被查抄，“这日记便完全中断了” 。
三
既然不承认有不可侵入的“私域”和不可窥视的“私人”，那么所谓“私人信件”的说法，到了“文革”初期已像是不再适用。
由“私人信件”引发一场政治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最是著例。这场运动的其他效应先不论，它使“私人信件”的危险性广为人知，则是无疑的。在“文革”前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中，刘白羽就曾将郭小川写给他的个人信件交付打印，“供同志们在批判郭小川同志时参考” 。“文革”因局势部分失控，对私人信件的搜检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赵一凡等人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的破获就得力于“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拆另一个人的信，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扩大到全国范围” ，就这样被“拆”成了“反革命”的大有其人 。
某些地方邮政部门全无职业操守，此前罕有其例。对于吴宓，当地邮局与其所在单位配合，公然截留其信件。吴宓为逃此厄煞费苦心做出种种安排(甚至设计了有如“地下工作者”的联络方式)，用了其时大批判中常引的古语，却也不过是“可怜无补费精神”。更为荒诞的是，在其对策被识破、信件被拆检之后，吴宓被告知可以继续通信。某工宣队员对他说，凡他所写出的信，已被全部截留、追回并拆阅、没收，却又说：“你尽可随意、自由，和一切亲友通信”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在后人看来近于戏弄，非但荒诞而且滑稽。惯于在书信中吐露真情的吴宓，至此才真的陷入了重围。
吴宓的不安全感并非自“文革”始。他在1964年10月写给友人的信中就曾叮嘱，“为避免无识者之误会及查问，与任何亲友通信，在写信时，即应当作(假定)此信将要登本地日报，或将在学习小组会上读出” ，还叮嘱友人来信“不必多着议论” 。“文革”前的日记中也记有，自己所写“私人信件，皆假定其将被取去登报公布”，“与张谈话，则假定王、李、赵等皆在座参加” ，庶几避患。他自说喜写明信片，也出自此种计虑：主动公开，以示无他，同时规范了自己的书写。如此防范，当然基于教训，绝非无端自扰 。其人虽迂执，但并非全不通世故，只不过在“群众运动”的天罗地网中，其自以为周严的安排仍在在显出颟顸笨拙而已。对私人空间的侵犯，尽管在“文革”中绝不罕见，但西南师范学院截留吴宓信件的做法实在骇人听闻。对于吴宓，这不能不是持续的精神折磨。
而令顾颉刚痛心不已的是，当面临抄家，其妻、女将其视为“生命史中重要史料”的大量信件、部分文稿和“一生所照相片，及与予生活有关之照片”尽数烧去，这一把火“烧至三天方尽” 。顾氏一说“炎炎烈火，使我心痛” ，再说“火光熊熊，使予心痛” ，还说自己“一生所得他人信札，均不废弃，仿机关档案例保存”，因“破四旧”，其妻力劝毁之，自己则“不忍尽烧”，想保留一点论学文章(或即指王国维、钱玄同等人信札)，为此而与妻争吵，抱怨其妻“何其忍也” ，可证其史学家职业习惯的顽强。至此，顾颉刚所写的“交代”和私人信件皆由其妻把关。1966年11月15日，又记其致某人信中写道“父祖余荫早已不堪承袭”，其妻嘱将“余荫”改为“余孽” 。
沈从文于1969年被宣布“解放”，单位发还的材料却“并未包含历次查抄时被没收的私人书信”。沈被告知，未发还的材料将由单位“代为消毒” 。而张光年因属“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即使到了干校，也被要求“收发信件经过政工组审阅” 。由日记看，此后他即主动地要求审阅。这种情况下，即使对妻子“非常非常想念”与“感激”，也“采取了极其含蓄的表达方式” 。直至1972年5月，家信不再被拆阅，张才在日记中表示，他“对取缔通信自由是有意见的”，只是“作为纪律遵守” 。当月14日，日记中写道“两年来第一次自己封信投邮” ，以示郑重。
王申酉的获罪，
既因日记也因私人信件，甚至包括写给女友但尚未写完发出的信件。王在1976年9月被收押，于“四人帮”倒台后的11月，应办案人员要求根据记忆将写给女友的情书重写，作为《供词》。《供词》提到了彭德怀只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 ，王本人亦属“正常途径”。所谓《供词》，更像是向司法人员“倾谈”，既未发表亦未扩散，却被作为了定罪量刑的根据，可谓司法史上的奇闻。王申酉向司法当局说：经由供述，自己的“思想面貌已完全坦露给政府了，可以说五脏六腑都坦露了” 。事后看，那实在是一个过于纯正的年轻人致命的诚实与坦白。
顾准生命的最后两年(1972.10-1974.10)有思想的喷发。这期间他的日记极简(或仅有“同上”字样)，或许也因他在这期间的思考主要在书信和笔记中展开了。顾准与其弟陈敏之在1973-1974年间的通信被汇集成书，即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陈敏之说，那期间“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 。如此一来，不止可能的“私密性”内容，而且其他较理论思考更个人性的叙述，以及通信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全都“毁掉”了。可知即使到了“文革后期”，保存私人信件仍有风险，对此“私域”的侵犯仍然随时可能。陈敏之另在《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一文中说：“因为是在兄弟之间的通信中讨论民主问题，问题虽然是非常敏感的，但讨论却是放言无惮、无所顾忌的。因此问题也讨论得比较深、比较彻底。” 能在信件中“放言无惮、无所顾忌”地讨论“非常敏感”的民主问题，又证明了社会氛围较“文革”初期确有不同。
纵有上文所述的现象，对“文革”中的有关情况，依然不宜想象过度。《沈从文家书》即可证明正常的书信往来在“文革”中仍在继续，即使是知名人士，所写信件也并非均如吴宓那样被截留。人的命运为各种因素左右，其中就包括了所在地区(以至街区)、所属单位等等。但沈从文并未放松警觉，例如在1968年3月的家书中就让儿子“处理一下”自己写给他的信，“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时引起是非” 。直至1972年，他对托人转交写给巴金的信仍心存顾忌，以至其妻也说沈对于有些事“顾虑害怕得出奇” 。行世的家书中被他本人涂抹的字句，也可作为当日心理紧张之一证。
四
我们不妨相信，那些实时的、写在所谓“现场”的书信，还是多有存留的。监控、私拆毕竟是针对目标人物的，而且往往集中发生在特定的时段。
海南的《天涯》杂志曾设“民间语文”一栏，收入其中的就有“文革”中时式的书信。即使是今天的知识人，或许也要重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字，才能记起当时的表述方式——但这仅限于变化幅度相对较小的书面形式。至于口语，则部分地保存在了小说等文类中。书信这种在当时不同程度地格式化了的文体，无疑是我们所能据以检索当年使用的“语言材料”、流行的修辞方式以至文风的重要依据。
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中，除几封长辈的家书，其他多为徐的同代人——“文革”时期的中学生——的来往信件。称之为“民间”尚可，却还算不上“草根”。其时有示范性的“革命日记”，也有可供观摩的“革命家书”。例如收入该书的严文井写给插队的女儿的信，可资查考当时家书“私人性”的限度。该信的大部分内容与官方宣传口径一致，只是一再提到担心女儿“犯错误”、“走错误道路” 。由信中看，所谓“犯错误”，是指女儿希望离开农村参军——这是当时知青中的普遍心态，尽管只有少数有背景者才能如愿。而严给女儿的另一封信中，则说到自己心里想的比信上写的“要多得多”，只不过“边想就边自我批判，因而就没有暴露那些活思想”罢了;写出来的虽不甜蜜，却不会“害”自己的儿女 。该信还说“希望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是害人的东西)从此少一些，我们父女为革命都变得更刚强一些” ，也反映了一时风气。由收入同书的严文井此后的信件看，严的女儿在农村三年多，后被电讯局“招工”。
家书的“政治正确”与少“私密性”，是“文革”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收入《民间书信》的一篇家书甚至称呼母亲为“同志” 。在写信者，“同志”关系较之母女关系应是更优先或曰“上位”的。由该信看，“同志”不止于称谓，也是书写的态度(即“同志式”的态度)。其时的“私人书信”往往用了流行文体，甚至像是写给“组织”的“决心书”，或是面对群众的“表态”。顽梗如吴宓者，竟然也习得了某些流行表述 。而收入《民间书信》的情书，则可以管窥“革命时期的爱情”——情书也弥散着“革命气息”，不乏“励志”的内容，甚至在“命运不公”的怨艾中仍夹杂了豪言壮语。而且你会发现，情书里恋爱中的男女都很率性，性别特征也不明显(如女孩子不发嗲)。“革命时期”的书信与平时的不同，还在抄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摘抄“伟大领袖”的语录。这里也有私人书信的公共化，却又未见得全是门面话，有可能真的有不但抄录、而且笃信的情况。由此亦可了解其时社会生活政治化的程度。
收入徐编该书的一些信件，还讨论到了有关“事业”、“道路”、“方向”、“世界观”的宏大主题，在写信、收信双方，都有十足的严肃。这里有“文革”中一部分青年精神生活的严肃(以至庄严)性。当时的北岛(赵振开)在信中与人讨论“信仰”问题，批评对方沉醉于由“崇高的理想”、“信仰”带来的有所皈依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却没有细看脚下“信仰的基石是什么石头的，它的特性和它的结实的程度”，因而失去了“怀疑精神” ，由此可见北岛的思想轨迹。李南在信中提到“心灵的死亡”、“理想的死亡”，却还在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变修”求解 。这种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的习惯——包括经由书信——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延续，这也是那段历史生活中令人怀念的方面。
据我的经验，上述“公共性”未必都适合用有关“私密”的禁忌解释。羞于、耻于“暧昧”，骨子里未见得没有“无不可告人”的那一种“传统文化”作为根柢。“无不可告人”，即可将最私密的“思想感情”以至念头公之于众。当然，传统儒学中要求以此作为个人道德修养所应达致的境界，却并非将其当作普遍施之于人的道德律令。而杨绛的小说《洗澡》中所写的，却是那种使你不得不当众公布“私密”的几乎不可抗的压力。
在《民间书信》中，徐晓还写到她在“文革”中与同在一地的朋友(赵一凡)通信，而且往往是写得极用心的长信。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也将这习惯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记得在70年代初插队之后常与一两个大学同班同学通信，那些长信也写得足够用心，且均可公之于众，没有今人所认为的“私密性”，也不包含“异见”——当时似乎本来就没有多少“异见”，不过偶尔有些小小的牢骚罢了——那也是特殊时世的“创作”。徐说她的书信的“底稿”被朋友保存，我却没有此种幸运。而且不惟信件、日记，除了写于1975年的一组书信体游记，我在“文革”前与“文革”中的其他文字都片纸无存。对电子技术的不安全感，部分地也由那个时期延续下来。有生之年，我已经不打算治愈这种“政治运动后遗症”了。
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