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被西方打败的原因是中国处于前现代，而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后者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乃至其强盛的一大原因，是其所采取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式，特别是由同一血缘的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这种形式。因为血缘同一，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所以能够同仇敌忾。
反观中国，有宗族，有天下，却没有国家，更不知爱国，这是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于是，美国右翼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2008）说，中国是一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努力地把中国装入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中。按照有些学者和政客的理解，这不但对于中国的复兴很重要，并且关乎世界和平。这是因为，传统中国采用天下体系，中国位于天下中心，让四方来朝，因而无法与他国平等相处。中国如不放弃天下体系，其复兴必会威胁万国体系，威胁既有的国际秩序。于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至于改造对传统在精神上和物质层面的摧毁，那都是祭祀现代国家这面旗帜的必要牺牲。
作为一种方案的民族国家
但讽刺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期待着中国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加入现代（西方）国家之林的时候，西方国家却从自身经历看到，民族国家以狭义的国家利益为指南，遵循敌我划分的强权政治原则，也是导致动乱与战争的来源。后发的民族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走的都是先富强、再复仇的道路。于是，西方炮制“人权高于主权”的模式，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并以此诟病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从民族国家到“人权高于主权”，是否现代化的必经道路呢？如果是，我们也只好在被怀疑和被诟病中继续追赶西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笔者在不同地方都指出过的，西周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级级贵族代理、自治的制度。无论是从对上还是对下的关系看，诸侯对领土都没有绝对主权。在这种制度的崩溃中，各级贵族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卷入了存在或死亡的混战。最终涌现出来的胜利者领导着广土众民的大国，而在他们之上，再没有天下共主或者更高的权威，在他们之下也不再有拥有自治权的贵族。这样，虽然中国的战国时代没有用主权国家的概念，但是在欧洲与中国，由陌生人构成的实质上的主权国家都出现了。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靠什么团结其人民？任何政治实体，都要有内在凝聚的办法，否则就不过是一盘散沙。封建时代的凝聚办法，不适用于大的陌生人群体。春秋战国与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不得不回答，在这种新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里面，国家的凝聚力何来的问题。
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是回应这一现代性共通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对这一问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考察各种方案之前，我们不能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或是最好的方式。下面，我们不妨理解一下儒家的解决办法。
儒家的办法
面对陌生人凝聚的问题，孔子提出了仁，孟子进一步将其发展成恻隐之心。孟子讲，如果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落井（而亡），我们心里都会难受。因为是突然见到，我们无法辨别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孩子，所以，这个小孩代表着近乎抽象的个体，代表着陌生人。
那么，孟子这里所说的是，每个人对陌生人都会有同情与关爱。但是，孟子也很现实地知道，这种关爱虽然普遍，但是它不足以让我们将之付诸行动（大家可以想想“小悦悦事件”）。因此，为了让这种普遍的关爱能真的成为陌生人之间的纽带，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人人皆有的仁之发端。
孔孟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办法，是“能近取譬”，即将心比心，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儒家所发现的培养仁心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家。每个人（包括孤儿）都有家，那个养育、关爱他的场所。在家里，一个小孩得到了以他为中心的关爱。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学到他人存在、他人也很重要的场所（“这块儿糖留给妹妹”、“奶奶没动筷子不能开始吃饭”，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孝悌、家庭伦理会对儒家这么重要。这并不是像污名儒家者所说的通过家庭伦理培养忠君的愚民。
孔子经常为人诟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法，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君要做君、父要做父，才能赢得臣下与子女的尊敬与爱戴。常被指责为给皇权背书的汉儒董仲舒，在他著名的“春秋决狱”的案例中也明确指出，抛弃儿子不养的生父，不应该被当作这个儿子的父亲（而这个孩子的养父应该被当作父亲对待）。儒家所讲的，是父慈子孝，并要求子女对父母错误想法进行（合礼的）批评，而不只是单向的，即下对上的绝对遵从。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更多是在讲孝，而不是慈。但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一般无需培养，是（动物意义上）自然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关爱需要努力培养，着墨于孝是为进一步推己及人奠定基础。
对关爱的培养，始自家庭，逐渐外推，及至邻里、社区、社会、国家、全人类、全世界。这种培养的最高境界是所谓的“民胞物与”，即把人民当成同胞（有血缘关系的人），把万物当成朋友。因此，有人将一些中国人只顾一家之私利而不顾他人的行为（比如腐败）归于儒家对家的强调，是没有理解家在儒家思想中的角色的表现。
在一些人看来，儒家这种泛爱的理想，也成为儒家之爱不能停留在国家、不能爱国的理据。先秦儒家的很多说法，似乎也支持这一种理解。儒家支持士人和庶民用脚投票，选择他们出仕与生活的国家。相应地，孔子提出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主张，这预设着开放移民的政策。但是，我们要看到，儒家的理想是普遍的关爱，而这种普遍的爱是不平等的。
关爱的外推，犹如一个小石子在水塘里引起的波澜，最终覆盖整个水塘，但同时，近的一圈要强于远的一圈。如果我们对邻里的关爱是对家人关爱外推的结果，那么对家人的关爱自然要大于对邻里的关爱。在国家内部凝聚也就是爱国上，儒家这种有差等的泛爱意味着，哪怕是民胞物与的圣贤，对本国人的爱也超过并且应当超过对外国人的爱。但同时，本国优先不等于本国利益至上。比如，洪水泛滥诸国，我们应当先救本国人，但同时，我们治理本国的洪水时，不能以邻为壑，置外国人之痛苦于不顾。再比如，抵抗行仁政国家的征伐来保卫行暴政的国家，为儒家所反对。但是，如果侵略者不是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或是被征伐国的恶政没有到人民准备好揭竿而起的地步，自卫战争就是（部分或全部）正当的。
因此，儒家是承认以仁为本、“仁高于主权”的弱的爱国主义的。封建时代的天下共主是周王，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的儒家，让仁成了新的天下共主。
除了用有差等的仁爱来凝聚陌生人，早期儒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内在凝聚的方式，即所谓“夷夏之辨”。这里的华夏，并非依据种族，而是具有普适性的文明。不论血缘，只要是文明人，就是华夏。哪怕同种，如果拒绝文明，就是蛮夷。春秋战国期间，华夏（文明）国家不止一个。因此，如《春秋公羊传》所说，儒家的国际秩序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综合起来，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秩序的图景是，通过各文明国家各自独特的文化（鲁文化、齐文化，等等），国家得以凝聚。而诸文明国家，又通过共享的价值（华夏），结合成国家联盟。再通过差等之爱，儒家给出了爱国、爱文明的正当基础。在本国与外国、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之间，前者优先，但这不等于前者的利益绝对，而我们要表现出对他者（弱一些的）的关爱。
通过并非儒家认可的办法，秦统一六国，奠定了两千年中华统一帝国的基础，不再有不同的文明国家（诸夏），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统一为一体。因此，具有特殊性的文化与普适性的文明，在中国合为一体，使中国人“只知天下，不知国家”（其实不是，而是万国归一）。只不过，到清末民初，我们才发现其实天下并未归一。这么讲来，前面提到的对中国人只明白天下模式的指责，其实是基于一个错误的类比。
中国经历过与当今万国体系类似的世界，即春秋战国。今天的世界，只不过是放大的战国，放大的诸子时代。儒家与中国历史中的天下体系，确实不适用于当代，但是可能是在预示着世界的未来。
“仁”的优势
回到今日放大的战国，在这样一个新诸子时代，基于儒家精神（“周虽旧邦”之旧邦）提出的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理论（“其命维新”之新命），与民族国家等模式相比，优势何在呢？
如前所述，面对类似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凝聚的问题，欧洲发展出民族国家模式。其民族的定义有多种，而很重要的、也是为其他国家所模仿最多的模式，是以血缘（种族）定义民族，再由民族来构成国家。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血缘关系，可能是想象的。并且，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是先有了国家，再由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创造了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神话。尽管是神话，但是民族国家的优势，是它在血浓于水的煽动下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但是，它的问题，也恰恰在于这种排他性的、绝对的内外分别。如果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有异族，他们势必要受到主体民族的压制。当如此构建的“纯正”民族国家与他国有纠葛，其处理原则往往是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对内王道，对外霸道，往往对内非常仁道的政府可以同时对外残忍。这里最好的一个代表是19世纪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国内，他是比利时人民的自由、人权、平等的积极推动者；在国外，他深化了欧洲在非洲的殖民，也残杀了许多其殖民地的非洲人。
与此相对，儒家与传统中国的以文化、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具有包容性。这是为什么，华夏王朝虽屡经挫败，但是华夏文明能不间断的原因。当政治、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靠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好马——在冷兵器时代，马的有无和好坏，对国家军事力量有巨大影响——征服华夏王朝之后，最后发现，如果要长时间占领下去，就必须采取华夏的文教、政治体系。今天所谓汉人，其实混杂了不知道多少“异族”的血脉。当华夏文明占据政治与军事优势的时候，在儒家的影响下，除了出于人本能的强权政治，传统中国往往能采取一点点“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而不是民族国家赤裸裸的、没有任何修饰的征服。而理想的儒家国际关系原则，更是要以仁为中心，反对弱肉强食，这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和平，但同时又竞争和进步的可能。
亲历民族国家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逐渐发展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主义模式。它强调人类平等、普遍人权，力求超越国家、超越基于国家利益计算的国际关系。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国家认同的理论。只要国家还要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存在下去，这种理论就是有缺陷的。从实践上讲，要求各国超越国家利益考虑，为全人类谋福利，以普遍的人权为唯一原则，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取义过高，现实中的国家往往做不到（不能爱自己的国家，怎么能真的爱得了他人的国家？！）。
从儒家的观点看，民族国家模式太过自私排他，而世界主义模式又取义过高，适得其反。其实，儒家对这两种模式早有批评。前者相当于自私至上的杨朱；后者是平等地泛爱（“兼爱”）的墨翟。前者的问题很明显。而后者看似高尚，但是违背人性，兼爱不得，最终只是兼不爱。它与自私至上的模式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它有表面的煽动性，因此比自私至上的模式更危险。而儒家的模式，则是在过度自私与过度理想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道。
那么，这些理论讨论，对中国乃至世界问题，有什么具体指导意义呢？中国在经历了挨打、挨饿时代之后，现在进入了挨骂的时代。挨骂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采取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的话语模式。而儒家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主张，或许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回应世界和平与在和平条件下竞争的要求。
对中国人来讲，这里的关键一点是，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自认为是华夏认同的一员，甚至是领导者。我们先要主动找回并恢复自家的传统。比如，我们要加强以中华传统经典为核心的教育，也就是加强中小学文言文的比例。在大学，公共课要腾出一些空间，进行传统教育。同时，我们要面对多元的事实，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文化，选择儒家、道家、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经典等课程。我们有了自己厚实的文化基础，再在国际上发声提提主张，才能服己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