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最后的预感
据说，早些年史学文章不难做，拿着清人的集子，如《日知录》或《十驾斋》中的一条进行扩展，便成了一个文章，仔细研究几年，便对这个条目乃至文物、朝代有了深刻的建树。实际上，近代的史学传统正是延续自清人的札记和提要，清人的“提要”法开综述、史论先河，而“札记”法则开辨章、考证笔法。然而，清代人尚且还有传统史家笔法，尽管已经是史、评穿插，但仍是大段排比史料为主，论为辅助，即“评”与“史”本身是分隔的。这种分离的笔法为史迁开创，“太史公曰”并未穿插在行文之中，而是在篇末点明主旨。这说明，史学本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史学的笔法就在于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但凡迫不得已下“评论”便已属于“第二流的角色”。(p100-101)何况全篇皆以评论为中心的“论文”，无疑是沉浸在点评诸家得失的写作中。
那么问题是：近代这种被传统史家视为“二流”的学术是怎么兴起的呢?
余英时在一次访谈中说，在他去美国之前，跟着钱穆受的学术训练是读经典文献，近人著述是不读的，因为看不上眼，去了哈佛后跟杨联陞读书才接受近代史学思维训练。
在梁任公这本小册子里，有五种专史概论，分别为人、事、地方、文物、断代，依着这五个类便可以做专门的研究，其手法主要是剪裁和排列两种，无疑，这是针对经典史料来说的，也没提近人著述。
换言之，在余、梁二人潜意识中，史家还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尽管不是为王朝修史，仍旧是精英式的训诫，而不是今日的大众消费读物，所以毋庸去畅言思维范式或视角的不同，仅相较传统史家扩大史学写作的范围而已。
然而，在余英时和梁启超眼中的“近人”，在现代人眼中大都已经成了“前辈”和“祖师”，这一百年来充斥的各种大师著作已经厚厚地堆积在史料之上，但凡研究史学，是不能不提的。所以，某大学知名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他作编辑，审读文章，一旦发现开头没有近人研究综述，文中毫无近年新成果，这种文章直接“pass”。可见，这些被以往学者视为“近人著述”的“学术”已经成了研究学术的必需。因此，梁启超眼里需要参考的史家思维模式，可能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思路，这些人是行当内传统的老匠人，讨论的是如何裁剪史料，如何完成年谱或叙述一个事件。而如今，学术分科下，史料却被近人充斥的“论”所取代，最终，现在的“史学”论文成为了“近代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综述辨正。相反，原始文献反倒成为理论的注脚。这恰是一种由“史”转“论”的风气。而其宗续正是清代文人传统与西方近代学术结合并走向极致所导致。所以，现在的史学延续的是子部甚或集部的传统，而非史部的传统。
毋庸苛责哲学系的老师，因为狭义的“哲学”最多算是子部的东西，是经史之后排第三的学科。思考经、史、子、集的排列，我认为，其正蕴含一种稳固性递降的意味。经为国法，不可撼动;而史致力对人物与事件的记载考察，史以求实，史官本身便与政治具有张力，现代的史学更有诠释学的意蕴，更在于突破经典的神圣性。而子部更等而下之，诸子本身便作为共同体颠覆者形象出现，更勿论释老二氏。集部则从诸子学降为百家，完全不必承担政治责任。因此，怎么能期望一个哲学系老师具有史家传统“述而不论”的传统怀有敬意呢?正如上文所言，现代史学恰恰追溯的是子部的传统，由此，其沦为二流乃至三流也是命中注定。换言之，正是现代哲学的范式理论成为主流，才导致了史学的衰败，哲学是B类，而史学是K类，经学更为现代学术裂，这正说明这一颠覆坏乱的现实。
所以，梁任公在卷首批判“为学问而学问”的思路，在他看来，他的“近人”已经遗弃了“学以致用”的训示。实际上，他正看出，在近代，史学已经趋于器用化与学术化，丧失了史学本身的教义。他未料到，在他身后，史学便会受西方思维引导，更受哲学侵袭，成为二三流的“玩物”。所以，今人沉浸于钩沉近百年研究性著述的史学文章，这种“学问”尚且做不完，何以奢谈“通经致用”呢?
梁任公在此书中竭力为学者开示“年谱”做法，实际上，这无疑可视为在史学颠覆前夜守着最后一块阵地，希望借“人物”这一传统的笔法(“传”)来挽留史家的精义。他没料到，现代学术的洪流已经喷涌而来，传记仍然会沦为市场消费的产物。(诸位看看市场上充斥的民国人物轶事这类段子读物内容便知一斑)。在他看来，做人物传记恰恰是最需要史才的，其基础需通读此人著述，了解文人交际、政事、文学，仅此广博一端尚且不易，次则在于能以简驭繁，知所删削，最终则在回归史家垂训大义。而可笑的是，在学术圈中，如今却往往是一些缺乏驾驭史料能力的学生，常倾向着手做一些人物个案研究混毕业，相反，略有见识的，都希望从问题切入讨论，这也是任公所始料未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