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往回穿越一千五百年，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有钱就是任性的时代。南朝上下享乐之风、奢靡之风盛行。对此，整个社会都视为稀松平常。陆机的《短歌行》则有如下记载：“置酒高堂，悲歌滥觞……来日苦短，去日方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我酒既旨，我看既臧。短歌有咏，长夜无荒。”《南齐书。高帝本纪》说得更明白：“相成奢侈，百姓成俗。”连老百姓都给带坏了。
光生活奢靡还不叫真正任性，文学也要随之奢靡。文学奢靡不是给作家诗人评奖颁奖，而是作家诗人们在写作时过度追求绚丽浮华。说白了就是乱拽，不好好说话。就像蔡明小品里的经典台词：“奶奶，我要喝冰水。”奶奶说：“好好说话!”“凉白开”。梁代简文帝萧纲甚至发出了“文章且须放荡”的豪言。当然，此放荡非你心中的那个放荡，而是恣意放任的意思。有了皇帝的鼓励，文学圈更加肆无忌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记载;“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就相当于现在的过度包装的月饼盒，而各种迁客骚人们无不以卖弄文章的“豪华装修”为荣。
转眼间，隋文帝杨坚平定南方，统一天下。新君新气象，杨坚实在看不惯前朝文人们的各种瞎得瑟，决定进行文艺整风，以整顿文风开刀。文帝就要管文艺。在整顿之前，杨坚与亦友亦臣的李谔多次沟通，甚至还招揽了部分文学大腕，一起开文艺座谈会，就整顿文风问题多次征求意见。有人说，要向南朝文学家沈约学习，让文学大腕带头示范。有人说，要学西魏的宇文泰，重用苏绰，以革新除弊。座谈会后，杨坚决定与李谔一起配合，进行改革。
据《隋书。李谔传》记载，开皇四年(584年)，杨坚昭告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用现代话来说，不管是官方文件还是民间写作，要求务必实事求是，不玩虚的。按说，皇帝规范官方文件是有道理的，但用行政手段干涉民间写作，似乎就有点过头了。但杨坚才不管这些，随后，李谔与杨坚一唱一和，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再次痛陈浮华文风的弊端，同时不忘公开讨伐反面典型曹操、曹丕爷俩。李谔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李谔还把齐梁等朝挨个贬损了一遍。他说，不论贵贱贤愚，连篇累牍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还举例说明，他说一些纨绔子弟，连天干地支都不知道，就敢写五言诗。什么周公、孔子也听不进去，只知道乱拽。
杨坚与李谔配合得很好，此决策不仅下了文件，还入了法条。李谔就曾建议，写文章华而不实者要绳之以法，移送司法机关。“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杨坚采纳，并为李谔大加点赞。于是，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屏黜轻浮，遏制华伪”的运动。凡是不立即纠正的，一律法办。一些浪荡惯了的文人没少吃苦头，甚至还有当官的顶风作案。如不讲政治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便因“文表华艳”而治罪。
如此整风，当然会招来各种非议。但杨坚根本没当回事，你说你的，我整我的。不服就法办，甚至砍头。但这种法律也只能约束普通人。史书记载：“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帝纳李谔之策。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也就是说，各地认真贯彻执行，文风有重大改进，可谓效果非常不错。但杨坚的两个儿子杨勇与杨广偏偏于老爹对着干，依然我行我素，坑爹不止。史书说他们：“笃嗜‘淫丽’而不少悛者”。哥俩就好这口，老爹也不好使。后来的钱钟书还经常用此事挪揄杨坚，说杨坚是“欲平天下而平齐家，普诏州县而不严庭训……睫在眼前而固不见欤。”讽刺杨坚对近在眼前的睫毛却视而不见。其实，这也有点冤枉杨坚了。
在杨坚的淫威下，隋朝的文学被管控得很死，矫枉太过正。虽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从上到下，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人们反对的不是文风如何，而是反对政治干预文艺。结果人亡政息，杨坚死后，文学奢靡之风大幅回潮。史书上说这是“齐梁遗风、绳继不改”。后来的杨广根本看不上这些，荒淫残暴的他对这点小事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还挺喜欢淫词艳调呢。
就这样，齐梁遗风很快又“传染”给了唐朝。李世民很有个性，对前朝的皇帝废物们治理国家嗤之以鼻。虽然李世民也是个“文皇帝”，但他深知，文艺可以为政教所用，至于什么“亡国之音”，如唱个小调、题个小诗、写篇文章就亡国的论调，对拥有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来说更是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