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余庆先生的典型风格。故他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
2015年到来之前，田余庆先生溘然长逝。亲友为之悲痛，同仁、学生和读者表达了深切哀思。一直到临终的前夜，年届九十的田先生仍保持着温厚含蓄的风度、清晰的思维和体察情感的能力。生理的老迈，未曾磨损其生命的品质与尊严。其史学成就和富有特色的治学风格，赢得了赞佩敬仰。当然学者术业各有专攻，对田先生的评价肯定见仁见智、取其所需;而读者口味各异，也将乐山乐水、各有所好。作为田先生的学生，此时只是就一己之所得，向一般读者择要略述先生的成就，以及对我个人研究教学的启迪。写作时仍带哀思，笔下难免感情色彩，希望没有溢美之辞，因为那不合于田先生一贯的淡泊品格。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一书，被视为田余庆先生的代表作。此书以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为研究对象。秦汉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主要是功臣、外戚、宦官、儒生、文吏等。而至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史出现了一个重大变迁，一个被称为“士族门阀”的阶层崛起了。对这个阶层的政治权势、经济基础、文化特征，对其在汉唐间的兴衰，以往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等，以及日本、西方的相关学者，提供了各种论述。田先生的这部新著，又获得了较大推进。
《东晋门阀政治》的不少章节，都曾以单篇论文先行发表。在它们汇为一书后，其对中古门阀政治的观照，就更富整体感了。东晋江左几个侨姓大士族的沉浮兴衰，是考察的主线。晋元帝与琅邪王导的合作开创了东晋朝廷。“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其背景就是士族与皇权的分享政权。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家族的头面人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与司马氏皇权分享政权。门阀与皇权“共天下”，是东晋最基本的政治特征。
按，传统的士族研究中曾流行“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选官制度切入。前一个是社会史的，探讨封闭的通婚圈如何维系了士族高贵身份;后一个是制度史的，探讨选官特权怎样保证了士族对高级官职的独占。《东晋门阀政治》则在通婚、仕宦之外，从动态的政治斗争中，揭示了门阀是如何凭藉其政治军事实力，具体说是对主力军队和军事重镇的控制，而得以与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权的。军政实权是“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士族专兵”是东晋政治的重头戏。故军权与要藩的历次争夺，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阐述。
田先生又用了很大篇幅考察流民武装。仅凭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撑政权。北方士民在南迁中形成了流民武装，江左朝廷加以吸纳，让他们承担江北防务，用作抵御少数族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是。田先生指出，东晋一朝政争，往往跟流民武装、流民帅相关。东晋政治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出力”，流民武装问题，由此就跟与门阀政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装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者。由北府兵将领起家的次等士族刘裕，凭武力、军功攘夺皇位，不仅终结了司马氏统治，也终结了门阀政治。正如胡宝国的评述：“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以往学界对北府兵的讨论，大多不出军事、战争本身;而田先生拓宽视野，视之为门阀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异化因素。这是一个重大创获。
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例如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始，通过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结合，进及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的结合，由此打通了两晋间皇权与门阀的合作过程。其笔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谋篇布局匠心独具。由“王与马，共天下”一语破题，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陈寅恪，由《梁书》“江陵素畏襄阳人”一语，而引申出了“上层士族”与“次等士族”的精彩讨论(见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
记得一位研究生曾感叹，陈寅恪、田余庆，都能从一句话发挥出一段大文章。二例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论东晋初年东海王冲之封，引《搜神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之谶，其评述是“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托物妖以为警诫”。这个分析入情入理。又论晋末高雅之，又利用《搜神后记》故事为旁证：“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可以补史籍之不足。”不禁又联想到唐长孺了，唐先生曾用陆机(或陆云)路遇王弼之鬼的“鬼话”，以证“二陆在入洛之前……为了适应京洛谈玄之风可能加以学习”(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宛如名医手下，牛溲马渤皆可入药。
《东晋门阀政治》采用的是经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围绕人物、集团、事件等等而切入展开。这样的方法，在传统史学中已有丰富积累。然而在人文领域中，传统方法并不因现代化而丧失价值，正如使用毛笔的传统书画艺术，不会因电脑的普及而丧失价值一样。而且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代史学意识。此书不同于家族研究，其中贯穿了一条鲜明的主线：其与皇权的关系。
记得我写察举制的毕业论文时，打算写皇权兴衰与察举盛衰的关系，田先生表示赞成，说“就是要抓住‘皇权’这个核心问题”。家族、集团的具体考察，由此升华为一个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既就政治学而言，政治集团的结构也是政体要素之一。
在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中，判断“专制”与否，其标准有二：第一是政治制度的结构，例如是否存在三权分立;第二就是政治集团的结构，如果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如贵族、教会等，君主就难以专制。士族门阀，便是一种销蚀皇权的势力，与皇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田先生用“门阀政治”概念，特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
在他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地回归于皇权政治”。在这样的阐述中，不但中古时期的皇权传统变得更鲜明、更浓重了，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变态-回归”的历史观照。这个“变态-回归”的史观，可以为魏晋南北朝史的解释拓展出新的空间。
上个世纪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中，郭沫若等，把战国至清两千年，视为地主阶级所支配的“封建社会”， “魏晋封建”论者则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但两者都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是“士族地主阶级”支配的时代。这种认识可以说是“经济史观”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则把中国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大阶段。“中世”即六朝，这是一个“贵族政治”的时代。贵族政治据称终结于唐宋之间，此时由“唐宋变革”而进入近世。这个“三段论”的分期，系比照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阶段而来。无论用“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史，以及用“三段论”解释中国史，都在相当程度上借鉴、比照了西欧的历史经历。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在其名作《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把秦以下两千年都断定为专制集权时代。那么如何看待六朝呢?梁氏的看法，首先是“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然而“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
这个看法，既不同于“经济史观”，尤其不同于“六朝贵族论”。梁启超的“专制政治论”，运用了现代政体理论，又立足于本土史书史料，而非以西欧史剪裁中国史。田先生的视线聚焦于政治体制，把门阀政治看成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与梁氏的看法，一百年间遥相辉映，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近年学者对“唐宋变革论”有不少讨论，但六朝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如果六朝不能认定为“贵族政治”，那么唐宋间的政治变迁幅度，就没有“唐宋变革论”所夸张得那么大，并没有大到体制根本性转型的程度、“唐宋变革论”的一个主要论点，即唐宋间君主独裁取代了贵族政治，这个比照欧洲近代史而来的论点，就大可怀疑了。
对国外的各种“六朝贵族制”论者，《东晋门阀政治》只说了一句他们“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虽申明异议，但不做详论。2013年初，田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被正面问以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
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
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先生的回答是：
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钟鑫整理：《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数千年中国史进程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甚至帝制终结之后，皇权思想和集权体制依然长期保存在社会的骨髓里面。
近代之初的历史剧变，一度催生了纷繁多样的未来愿景;而二十一世纪以来集权体制的历史走向，却令人们产生了新的观感，比如：“我们最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曾经有过的，最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没有过的。”(李银河：《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提、目标和可能性》)中国会变、而且在变，但它有自己的历史逻辑，源于自己的“历史的遗传基因”。“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
那么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制度史观”再度显示了对于中国史的重大认知价值。进而为“变态-回归”模式，进而为认识其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基本思想方法：中国政治体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它经常上下波动、左右摇摆，出现各种“变态”，甚至升级转型。然而那些波动与摇摆，又不断地趋向于一条“中轴线”，包括专制皇权、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意识形态等等。不妨说这条“中轴线”就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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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