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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对抗遗忘,坚守真实

   我特别厌恶那些戏说历史的读物,油腔滑调,东拉西扯,往往是为了掩饰思想的贫乏,也掩饰了史料功夫不扎实的缺陷。在我看来,戏说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戏说,比如任何时候打开电视机,都能看到的那些宫斗戏、手撕鬼子戏;另一种是半戏说,作者是专家学者,立场是严肃的,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史料的运用,却大都以野史为依据,缺乏严谨的订正,长于辩证思维,短于逻辑思维。其意义更多是以“影射”、“托讽”观照当下。如果较起真来,对史料进行归纳、推演、证伪的话,亦难免漏洞百出。

   对前者我是基本不想看,即使偶一观之,也是当作纯娱乐作品看;对后者我是基本想看,但心态就像听睿智老人讲故事,“历史啊,就像长江三峡,冲过了三峡,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站在巫山十二峰上看长江,固有居高临下,大开大合之感,让人视野开阔,得到历史观上的启发,但不能过分纠缠史实的真伪,一纠缠你就输了。

   然而,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几十年泡在故纸堆里,往往已变成了偏执的实证主义者,把逻辑思维看得比辩证思维更重要,遇上疑问,你要他不纠缠真伪,等于逼他咽下一只苍蝇。别人是逻辑不足,辩证搭救,他们则相反,是辩证不足,逻辑搭救。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长江三峡,而是马王堆汉墓里的文物。他们也许提炼不出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但胜在有深厚的史料功底,经过他们广泛收集、缜密考据,“历史的必然规律”也在史料之中,自然浮现。

   研究历史,要从最基本的史料做起,这恰恰是最繁琐、最枯燥、最累人的过程,要花很多的时间与精力,甚至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最后你做出来的成果,可能无人问津,因为没有宫闱秘闻,没有美女谍战,读者也了无兴趣。

   我深知其中的艰辛,因此特别敬佩林忠佳老前辈。他退休前是广东档案馆编研出版处的研究馆员,省先进工作者。十年前我认识他时,他已经退休了,本来在广州有房子,他不住,跑回海丰老家,承包了近百亩荒山坡地,白天栽种果树,晚上编写汕尾地方历史人文资料,还因陋就简,在荒地里建了一间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光顾的“陈炯明与粤军史料陈列室”。

   他在那里埋头整理有关陈炯明与粤军的史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浩如烟海的《广东群报》、《广东公报》、《广州民国日报》和《申报》等旧报纸中,摘录出两百多万的相关文字,编了一套六卷本的《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没出版商肯出,他就申请个非盈利准印证,筹钱自印,赠送给历史研究者。他个人没捞到什么好处,要名无名,要利无利,但这套书却成为研究陈炯明与粤军历史,甚至是研究民国初年广东历史的必备工具书。我常常想,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忘记历史,隐瞒历史,歪曲历史,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药。很多历史的悲剧,看似尘埃落定,人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黑夜总算过去,忘掉它似乎是最好的疗伤办法。殊不知正是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令悲剧随时有重演的危险。我很感谢在广东有林忠佳这样的老前辈,为自己,为我们,为未来,默默地对抗遗忘,坚守真实。我从事广州“文革”史的研究已近20年,近日亦受林老先生的激励,发大宏愿,要为后人编一套“广州‘文革’编年史”,从一点一滴的史料做起。

   载《晶报》201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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