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界的两个阶段，其成就之斐然、硕果之累累，令人惊叹。只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亦应清醒地意识到其背后所潜藏的问题与不足。具体来说，当前史学研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即智慧缺失、远离现实、考据失真。
所谓智慧缺失，就是指史学研究的成果不仅缺乏价值、意义，还缺乏启迪、借鉴。知古以察今，鉴往以知来，读史可以明智，说的就是史学的功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史学研究并非都是如此。例如，有铁路史论者经过长篇大论之后得出结论称，铁路的修筑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有外交史论者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结论是“弱国无外交”；甚至有人口史论者通过对史料的艰难爬梳，指出人才主要分布在都城和省会……至于为数不菲的所谓“历史启示”，却鲜有启示可言，反而令人哑然失笑。诸如此类的情状俯首拾来、不胜枚举，每念及此，不由得令人心中黯然。智慧缺失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马后炮史学”。所谓“马后炮史学”，就是以结果作为判断的支撑，成者王侯败者贼寇。如有观点认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对此有学者批评道：这言下之意显然指18世纪仍为封建社会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较帝制中国更为优胜。这便纯属马后炮的历史认知。仅仅因为日本在近代迅速强盛，就证明其制度在中世纪也是好的；因为中国在近代节节败退，就证明其制度在帝国盛世也是坏的。
历史是一块玉，不是玻璃。历史不是一道单纯的风景，也不是文人雅士休憩的庭院，随便看看就能领略其中的美感。历史就像一个迷宫，其中布满智力机关，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口。显然，史学界应该秉承“板凳要坐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多创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思想。
“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当面对儿子的突然提问时，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显露了一丝犹疑和紧张。布洛赫之所以少了些自信，主要就在于象牙塔式史学的弊端：面向过去，背对现实。在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之间，研究者往往更多的是重前者、轻后者。特别是远离现实，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者对民众、民族关怀的缺乏，科学严谨的研究成了职称、奖金、晋升等目的的敲门砖。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小我”，少了“大家”。另一方面则在于研究成果与现实缺乏紧密关联。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现实服务，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社会既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亦需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司马光。不能仅仅是“太史公曰”，还应有“臣光曰”。今天的史学研究者，在面对“据古鉴今、以立时治”的《新唐书》、明清的经世学派时，显然需要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其实，真正有意义的史学研究应该是，以在今天看来已然陈旧无华、在当时却石破天惊的认知为研究对象，努力阐释其引发、生成的客观环境、条件等促动因素，不是着意于就结果进行定性分析、评判，而是寻觅蝴蝶效应中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
此外，史学研究中的失真之严重，我们从光绪死因课题的研究史即可洞悉无遗。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界通过种种文献史料，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脉案文献、医疗档案，时人日记、信札，笔记、野史等，综合认为光绪帝系病死无疑。然而，到了2008年，经过众多科研、考古单位的数年努力，借助科技手段检测后得出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并入选2008年中国十大科学发现。传统的文献档案研究与科技检测结果迥异，不免令人对前者顿生疑窦。文献档案在历史研究中一直被认为具有不容置辩的权威，但有关光绪死因问题的事例却给我们敲响警钟，所谓的文献档案真的可靠吗？另外，文献材料的不足还在于其内涵的多歧性。面对同一文献，必定见仁见智，还原真实的历史不能仅仅依据一家之言。我们应当批判地、慎重地对待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中加强与现代科技手段的结合。
今天，我们需要反璞归真、重建史实，也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米歇尔·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所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可见，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亟须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以去伪存真，复原历史的真实性。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