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对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决策与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现有的知识范式。本文将以拉策尔和寇松的边疆话语和边疆概念出发，从个案分析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从而更好地揭示西方边疆话语的内在逻辑及其在近代的具体政治和军事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回顾与反思。
关键词：近代西方；边疆概念；拉策尔；寇松
一. 权力结构下的“边疆”知识
空间是一种人类与政治军事力量存在的场域。空间的表现形式往往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则表现为领土、疆域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权力关系。
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力量的扩张，在西方中心论建构和确立的大背景下，西方的元地理学（Mategeography）叙事逐渐成为地理叙述的主流模式，并在大陆、民族国家以及区域划分等层面被固化为“常识”，而世界格局则往往被看成是“拼图游戏”，是服从于这种“常识”的一种有意识布局。在这种游戏当中，“那些毫无关联的部分被描述为完全具有可比拟性，而且为了对它们作出分析，可以将其抽离出原来的语境；世界秩序于是被描述为本质上是稳定的。由于以大陆的神话为基础，民族-国家的神话、世界区域的过度泛化以及其他的相关错误都采纳了一种基本上处于静态的全球地理观念。从而，制图被视为纯粹的技术活儿，一种简单的涂抹；而分界线或许就需要得到更精确的定位，世界（从这一视角看）地图仍然能够通过根据先在的计量单位，运用简单的线条就能绘制出来。”[2]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到现在，这种元地理学的大陆、国家与区域叙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与判断，并往往被我们当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分析框架与论证逻辑。
由于处在西方元地理学的总体语境当中，“边疆”知识也在这种更宏大的分类结构下被编织进大陆观念和民族国家体系当中，成为服务于大陆与民族国家结构的一种解释路径。在这种状态下，“边疆”知识所展现的是一种基于权利配置的中心与边陲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又维系和支撑着既有的分层与分区结构。[3]对此，正如张世明先生所指出的，边疆话语本身在范式层面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具有偶然性和离散性，而“边疆”这一词汇本身所存在的约定俗成局面并不代表其意义的明晰与确定。“从纵向历时性而言，‘领土’这一概念并不具有较诸‘疆域’、‘版图’等概念因新旧而呈现的优越性，不具有强势的话语霸权地位；从横向共时性而言，中国学术界许多人惯常性地将‘领土’视为国际法上的法律术语而认为‘疆域’和‘版图’仅具日常用语的性质，这也属于析之甚晰而言之未谛”。[4]而在“边疆”与“疆界”本身的意义方面，杜赞奇曾这样评述：“正如巴利巴（1991）及其他人士所指出的那样，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不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5]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边疆”概念本身做出新的探索，而是需要我们能够用具有比较性和反思性的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边疆’、‘边界’的概念问题只有不断扩展我们头脑中的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尽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一种‘地球村’的眼光，用吉尔兹例示的‘深度描写方法’切入情景化（contextualize）地表现聚合性的资料，理解他人的见解，叙说对象的言说（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因为‘边疆’和‘边界’的概念作为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6]只有我们注意到边疆知识与边疆概念本身时刻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并进而在特定的时代和地缘背景下去认识和观察边疆概念，才能将边疆概念的意义与流变加以清晰探析与梳理。
二.近代西方“边疆”概念背后的国家-法系底色
在近代西方语境中，边疆（英文：frontier，德文：Grenzland）的性质与边界（英文：boundary，德文：Grenze）的性质有很多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边疆是基本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特征，是由逆反性（rebelliousness）、无序性（lawlessness）以及法律的缺失所标示出的一种关系，而边界则是指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成熟度、有序性以及法治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的标志。而在另一个方面，边疆和边界都是社会-政治力量的表现，是一种主体性的而非客体性的东西。[7]因此，在这种总体语境下的近代西方“边疆”语境下，边疆概念本身的意义流变与指向就深受当时政治与文化本身的影响，进而形成跟法律体系具有密切内在关联的社会-政治表述形式。[8]
在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具体发展中，由于边疆本身处在西方国家自身的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当中，因此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而尽管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为标志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西方国家之间确立起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各国边界也逐渐明晰，但在这当中，各国对于自身边疆仍存在着具有自身主体性的认识。拿破仑战争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随后，在击败拿破仑帝国之后重新构建欧洲内部关系的维也纳会议上，欧洲诸强确立了关于国家边界划分的总原则及其相关规定，对后来的国家间边疆问题处理产生巨大影响。而如果说地理因素在这种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话，[9]那么，边疆问题就是这种地理因素中的关键所在，边疆问题又反过来影响到所在的具体国家的国家性格与国家政策走向。因此，综观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分疏走向，我们将更为清晰地发现“边疆”概念与所在国家内在结构的某种内在适应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服务于国家整体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在这当中，拉策尔、寇松及其背后的德国、英国力量就是其中的鲜明例证。
三．拉策尔与寇松：德、英的近代国家边疆理念
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作为德国地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被公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尽管其本人并没有首倡“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概念，但仍然被视作是“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开创者。他的地缘政治学巨著《政治地理学，或国家、贸易和战争地理学》（Politische Geopolitik ode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 1897）对后世地理学的影响深远。
拉策尔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走向统一并进一步崛起的时代。当时的德国在经历了数次与周边大国的战争之后，于1871年最终统一。这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地缘力量对比，从而确立起欧洲大陆俄、法、德、奥四大力量中心的基本格局。而在德意志帝国实现统一之后，其对于边疆问题的关注就还是向周边转向。对此，拉策尔曾这样写道：“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缺乏对地理的感觉……当我们说到健康的政治本能时，我们通常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作出正确的评价。”[10]德国政治和军事能力的迅猛发展，使得其指导性的边疆理论具有一种向外的扩张性，而在这过程中，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及其边疆理论就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
总的来说，拉策尔的边疆理论是建立在（由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与位置两大主要观念之上的，而空间与位置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历史命运。[11]他认为国家机体的发展，往往会经历几个过程，在这当中，国家的空间随着人口的膨胀而得到生长，而边界则是国家边缘有机体的一部分，是国家实力的展现。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区域，其方位不发生变动的话，就经常会向国家与民族传递相同的刺激，就像是汇入湍流的溪流一样，并最终再次恢复平静。[12]他认为，“面积与疆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组具有可比性的现象，因为两者都具有政治意义，并皆为政治手段”而“疆界的长度是衡量一国对边缘地区的兴趣总和的一个尺度。国家变得越小，在这方面的兴趣越大，小国往往拥有更多边疆，超过它们的需求，尤其是它们捍卫边疆的能力。那些没有用的边疆对它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中它们通常不会去考虑保卫那些边疆，而是……准允大量外来居民涌入其疆界，并在败退之时试图求得大国的庇护”。[13]而政治体与边疆的关系也随着政治活动的变动而出现变化，“小的政治地域通过结盟而暂时变大，其边界因此也基本上通过合并而形成一条唯一的新界线，一旦这些结盟国家分崩离析，这一联盟的分界就即刻显现。外部边界与境内边界的对立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时常因为结盟国家之间的边境交通大为减少而被激化。相对于地表面积而言，新政治体的边境范围变小了”。[14]而“国家越小，其边疆越不重要。器官通过机体获得意义，小型国家通常会放弃边疆防御以及独立的边疆警备。其边疆沦为走廊边疆（Flurgrenzen）。对大国而言，其边境走向是不可能随意的。……那些巨大强国有着相对较短边界的优势，与国家心脏地带与边疆相距遥远的优势相辅相成。边界自身恶劣的自然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其不利之处”。[15]在拉策尔看来，“在大民族或者大国的边疆地区，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通过小领土的分割，都表现出高度的重要性，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并在遥远的历史时刻努力追求，甚至不惜为之而战的。边疆的生成首先与能够显出政治优势的自然条件有关，但在边疆分隔的交通线路和总的来说在彼此边疆重要据点的联系线路方向的边疆地段上，具有重大意义”。[16]
在拉策尔看来，边疆是国家、经济以及民族领域的边缘区域，各类物资在这一地区交流互通，维系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存。而在这个过程中，边疆地区的贸易活动与军事防卫功能交织到了一起，这就像植物与动物中的共生（Epidermoidalgebilden）一样，两者结合为非常奇特的边缘机体（peripherische Organen），例如贸易城市与要塞城市、桥体与桥头堡的结合，这种边缘机体与国家核心地带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成为国家机体不可获取的组成部分。[17]拉策尔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受到领土性质及其所在区位的影响，而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需要看它是否适应这些环境条件。拉策尔所关注的是空间结构中的演变过程，而这种演变过程是有意识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有机体。[18]作为空间有机体的国家总是希望能够达到其自然边界，而如果没有周边强国加以制约的话，就会越出这些界线。[19]而跟生命的斗争类似，人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得空间，人类的斗争几乎总是为了争取空间这种同一目标而进行的。在近代史上，胜利的回报或者意义就是领土的获得。[20]
拉策尔的思想深深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思想界，并为之后地缘政治学的崛起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拉策尔边疆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其将一个国家看成是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当中，土地与民众是维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国家的核心物质要素是土地，而国家与族群之间又存在着精神上的维系纽带。在此基础上，国家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可以在其现有的疆界范围内发展壮大，也能够成为在空间生得以进一步扩展的基础，而这两种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德国在当时世界和欧洲地缘战略格局下的使命观，即要么在其历史边界内部加以发展，要么进行一场征服战争。历史的发展使我们最终看到，德国后来的历史轨迹贯穿了这两种可能，最终不但未能为自身赢得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更使自身的疆界进一步往后退缩。
作为与拉策尔基本同时期的人物，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则是英国视野下的近代边疆理论的重要代言人。寇松本人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求学，1886年进入英国议会，
之后在英国外交与殖民事务部门常年历练，并在内亚和远东各国广泛游历，1898年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由于寇松本人的这种经历，使他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具有绝无仅有之影响的地理学家。[21]
在寇松的时代，大英帝国正处于最强盛的时期，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同时也控制着世界上最大面积的殖民地。“英国曾经没有疆界，只有海洋。现在我们拥有了地球上所有主权中最广阔的领土疆界”，[22]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作为天然陆地边界的海域本身的问题，而要进一步处理之前所不了解的殖民地疆界的问题，这中间不仅包括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边界，而且还存在着无法以自然地理界限来加以定义的其他疆界。在他于1907年所作的著名的《论疆界》讲演中，寇松认为“疆界政策研究作为政府科学的一个分支具有最重要的实践意义，较诸行政、经济等自然其他因素对于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影响更为深远”，[23]而疆界则存在一个从自然疆界向人为疆界的逐步转变过程，他进而分析了在历史上作为自然疆界的海洋、沙漠、山脉、河流以及森林、沼泽等在划分国家间边界方面的优缺点，而在这之后，人为疆界开始成为近代处理边疆问题的重心。在寇松看来，“随着人口增长，工商业繁盛和陆海军的日益发展，较大的政治集团开始取代较小的集团，自然疆界便无法满足需要了。人们必须从种族、语言、贸易、宗教和战争的复杂运作中找到根据，人为地划定分界线，对自然疆界加以补充，或者取而代之”，[24]而在这当中，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稳定，寇松认为最好的保护方法应该是发展势力范围和确立缓冲地带，而这种方法，后来为其他西方国家所仿效。[25]而在面对具体的英属印度边疆时，他主张以强有力的政策来维护和巩固边疆，而疆界则被他看成是帝国伟业以及维护帝国意志的关键所在。[26]
当然，在讨论寇松的边疆理论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英国在殖民时代边疆政策方面内部差异性。例如，它在对待不同类型的殖民地上实行不同的政策，对于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型殖民地，允许根据其内部特征建立自治统治，建立相应的责任型政府；而对于印度等非移民型殖民地，则采取直接统治方式进行治理，并直接介入当地与邻国的边疆问题。[27]寇松的边疆思想正是在处理后一种类型殖民地的大背景中展现的。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的边疆政策及其力量也同样展现在其“非正式帝国”的思想与行动共同体认同当中。这种“非正式帝国”结构不仅在于其对帝国各部分的控制不仅仅采用完全刚性的政治和军事手段，而且还以柔性手段进行文化、社会心理和制度层面的共同体建设，进而维系大英帝国的整体稳定和一致对外。1877年12月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接受“Kaiser-i-Hind（印度女皇）”这一新女皇头衔的仪式与集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形塑这种“非正式帝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这个称号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巧妙地结合罗马的‘凯撒’、德国的‘皇帝’和俄国的‘沙皇’等帝王头衔。在印度的背景中，这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衔，将不会像女皇（empress）一样存在着被印度人发错音的危险，也不会使英国的统治与那些用滥了的头衔相联系，如‘沙’、‘帕迪沙’或‘苏丹’。它避免了和印度或穆斯林的头衔公开相结合。”[28]这次仪式与集会成为体现英国对印度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并在1903年寇松的英属印度总督任上被再次重现。
除了具体的仪式表现之外，寇松还十分赞赏美国西进运动中所体现的美国边疆精神，他不无羡慕地感叹道“在这个舞台上，到处都是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杰出领袖闪耀登场。在探索其占据的、人性的边疆的过程中，整个民族得以净化并团结在一起，骄傲地分享着成就和苦难留下的遗产”，[29]进而非常强调作为整体的大英帝国边疆人和边疆传统的塑造，他认为“大不列颠帝国正在形塑着不列颠性格，而不列颠性格也建构了不列颠帝国。在多种多样的边疆领土上，在印度边界的贫瘠山地中，在喜马拉雅山脉终年不化的积雪里，在波斯或阿拉伯的炽热沙漠中，在接近赤道的非洲沼泽和丛林里，在与人和自然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你都可以发现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风范”。[30]当然，由于大英帝国本身结构与美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对于大英帝国“边疆人”和边疆传统的期许并没有最终实现，一战之后大英帝国的逐步崩解无情地击溃了他的美好愿景。
四. 回顾与反思
正如笔者曾撰文指出的，对西方近代边疆话语及其“边疆”概念的思考必须考虑到跟中国过去、当代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边疆问题有关系，而这些西方边疆话语的内在视角和操作手段，又是否能够有助于思考和处理中国的相关边疆问题。[31]近代西方在“边疆”概念及其阐释方面的不同路径，在德国和英国分别被拉策尔和寇松鲜明地展现了出来，时代选择了这两位人物，他们将各自的“边疆”话语印刻到了各自国家的思想、政治与实践当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之后相关边疆话语的理论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拉策尔、寇松所处的时代已成过往云烟，但他们曾经所处的正是民族国家逐渐崛起的时代，而如今，尽管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时代并没有到来，民族国家体系依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边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困扰如今国家间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在新的时代重新寻找历史的脚印，在大转变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地缘政治的意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下的时局与世界。
当然，回顾和反思拉策尔与寇松的边疆理论话语，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以不同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视角来重新看待拉策尔和寇松在当时时局下对于其国家和周边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从而更富有语境性地去理解他们的思想与认识。中国边疆研究在往前看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对待既有的边疆知识与边疆范式问题，因为这些知识与范式是当代和未来边疆知识与范式发展无法绕过的思想与逻辑环节，正如马大正先生等所指出的，中国的边疆研究之真正确立，需要认真进行理论资料方面的积累，既要搜集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边疆、边界问题的叙述，同时也要搜集和梳理其他西方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论述。[32]作为在世界边疆思想史上具有极为深远影响的拉策尔与寇松，去重新发现他们及其文本的新意义，将使我们的边疆认知版图更为丰满、更为完备。
---------------------
[1] 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内陆亚洲边疆史、跨界民族问题以及海外民族志（侧重内陆亚洲地区），译有《危险的边疆》（巴菲尔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2] [美]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著，杨瑾、林航、周云龙译：《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3] 具体可参见袁剑：《边疆概念的抽象化与具体化——民族志书写与近代的相关尝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 参见张世明、龚胜泉：《“边疆”一词在世界主要法系中的镜像：一个语源学角度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5]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际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6] 参见张世明、龚胜泉：《“边疆”一词在世界主要法系中的镜像：一个语源学角度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7] Ladis K. D. Kristof, “The Nature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9, No. 3, [Part 1] (Sep., 1959), pp. 269-282
[8] 对此，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
[9] Colin S. Gray, “Inescapable Geograph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June/ September 1999, pp. 164-165.
[10] Francis P. Sempa, Geopolitic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 New Brunswick, NL.: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pp. 103-104.
[11] George Kiss, “Political Geography into Geopolitics: Recent Trends in Germany”,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32, No. 4, (Oct., 1942), pp. 632-645.
[12] Fried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Munich and Berlin, 1923, p. 180.
[13] [德]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著，袁剑译，张世明校改：《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
[14] [德]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著，袁剑译，张世明校改：《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
[15] [德]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著，袁剑译，张世明校改：《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4-125页。
[16] [德]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著，袁剑译，张世明校改：《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17] 具体可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著，袁剑译，张世明校改：《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18]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李亦鸣校：《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9] [英]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2页。
[20] Fried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Munich and Berlin, 1923, p. 270.
[21] A. S. Goudie,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Superior Geographe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6, No. 2 (Jul., 1980), pp. 203-209.
[22] [英]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著，张凯峰译，张世明校改：《论疆界》，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
[23] [英]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著，张凯峰译，张世明校改：《论疆界》，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24] [英]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著，张凯峰译，张世明校改：《论疆界》，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25]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李亦鸣校：《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26]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李亦鸣校：《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27] 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4-58页。
[28]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第260页。
[29] [英]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著，张凯峰译，张世明校改：《论疆界》，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30] [英]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著，张凯峰译，张世明校改：《论疆界》，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31] 袁剑：《边疆理论话语的梳理与中国边疆学的可能路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32]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4页。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