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 ”的八十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其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出二十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一九〇九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 “新女性 ”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三十一岁的母亲读预科，五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
一九八四年，八十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 “新时期 ”第一份 “民办公助 ”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七十七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 “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而走向革命政党的 “螺丝钉 ”，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 “新时期 ”不合时宜的 “老左派 ”作家，丁玲不只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二十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七十七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以至于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
二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 “文学家 ”的一面。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 “可怜无女耀高丘 ”，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 “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 “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一九四三年，是丁玲一生中 “最难挨的一年 ”。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 ”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 “抢救运动 ”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 “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那“可怕的两个月 ”对她是 “噩梦似的日子 ”， “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 ”(丁玲日记)。虽然不久 “特务 ”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 “历史的污点 ”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 “污点 ”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一九八四年拿到 “恢复名誉 ”通知的丁玲感慨：“四十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时期是一九五八年，丁玲从辉煌的顶点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政治名誉、文坛位置，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党籍。她被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了：“以后，没有人叫你 ‘同志’了。你该怎么想?”五十四岁的丁玲，追随丈夫陈明去往北大荒，像一个传统妇女那样，靠丈夫的工资，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十二年。在脸上刻着 “右派 ”印记的岁月里，丁玲记住的仍旧是许多温馨情义和充满着劳动欢愉的时刻。她后来的北大荒回忆，题名“风雪人间 ”。虽有 “风雪 ”，却还是 “人间 ”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 “文革 ”造反派审讯、暴打和批斗的时刻，一脸血污的 “老不死 ”，无疑也构成了革命历史中最难堪的记忆之一。
真正的难题，其实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们无法理解处于 “新时期 ”的“丁玲的逻辑 ”。
一九七九年，丁玲回到离开了二十一年的北京。这是王蒙慨叹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的时期，是张贤亮从 “灵”到“肉”地书写 “一个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的时期，是曾经的 “右派 ”书写 “伤痕 ”、“反思”历史的时期。但是，丁玲却说，她真正要写的作品，并不是记录伤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颂共产党员模范的《杜晚香》。她对 “新时期 ”引领风潮的年青作家发出批评之声，她猛烈抨击三十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从文，她与重掌文坛的周扬在许多场合针锋相对，她在 “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强调作家是 “政治化了的人 ”，特别是她出访美国，当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们希望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受难经历时，丁玲却很有兴味地说起北大荒的养鸡生活 ……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 ”，使得曾经的 “右派 ”丁玲，在“反思革命 ”的“新时期 ”，又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左派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革命爱恨(怨)交织的心态史和精神史。亲历者的故事，常常有两种讲法。一种是 “受难史 ”，在压迫 /反抗的关系模式中，将革命体制的挤压、改造、批判和伤害，视为一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难的历史;另一种讲法是 “醒悟史 ”，在革命已不为人们所欲的年代，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热情，而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描述为一部充满怨恨的屈辱史。“往事并不如烟 ”，可是留下来的，都是 “思痛录 ”，是受伤害被侮辱的记忆。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无法纳入其中。
丁玲确实是 “不简单 ”的。与其说她是一个 “活化石 ”，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
三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 “不合时宜 ”，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 “辩诬史 ”。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 “申辩书 ”。要告诉人们一个 “真实的丁玲 ”，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 “不是 ”，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 “是”。
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 “客观 ”地描述这个“结构 ”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二十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只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二十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 “丁玲的逻辑”。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 “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 ”。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 “光彩照人 ”、“个性十足 ”，不喜欢者谓之 “艺术气质浓厚 ”、“不成熟 ”、“明星意识 ”，批判者谓之 “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 ”、“个人主义 ”……所谓 “丁玲的逻辑 ”，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 ……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 “依然故我 ”。
如何理解这种 “丁玲的逻辑 ”，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
四
在尝试以 “丁玲的逻辑 ”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传记作品中，新近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做出了特别值得称道的努力。
这本传记的作者李向东和王增如，多年从事丁玲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他们具备其他研究者所没有的一大优势：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她身边工作四年，耳濡目染丁玲的风采，并参与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对丁玲的录音采访，有的是丁玲的书信、日记与文件，还有一些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到关注的创作手稿。
与此同时，他们也细致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丁玲研究的多种史料和学术成果，以及与丁玲相关的文学与历史事件的研究著作。在写作这部传记之前，关于 “丁玲最后的日子 ”、“丁陈反党集团 ”及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他们都有专著出版。特别是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六十万字的《丁玲年谱长编》，综合各种史料，对丁玲的一生做了详细梳理，是目前丁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充分的文献和研究准备基础上，他们写作了这部传记，力图探索丁玲 “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 ”。应当说，《丁玲传》颇为完满地达成了这一诉求。这是目前丁玲传记中，史料最详实、丰富，生平经历梳理清晰、准确，叙述语言生动流畅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评价方式也中肯而平实的一部传记。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 “活生生 ”而又 “完整 ”的丁玲。
传记掌握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因而对许多此前丁玲生平中模糊不清的人生经历、人际关系和历史事件过程，都做了清晰明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体认丁玲的角度，是颇为 “平民化 ”的。书中记录和描述丁玲一生经历的详细过程，既包括人际关系和重要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行止，以及主要活动场所的历史氛围，从而颇为生动地还原出了某种历史现场感。丁玲当年住在什么地方、居所的格局、吃些什么用些什么等等，都在传记中做了细致的呈现。缺乏对丁玲当年生活的详细勘察，缺少对历史现场中的人物的深入体认，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恐怕也很难 “还原 ”。这就把丁玲从历史的 “抽象 ”中，拉回到作为一个普通 “人”的生活状态中。
这部尝试写丁玲 “心路历程 ”的传记，在丁玲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更关心她之所以如此作为的 “所思所想 ”与“思想和情感 ”。对于后者，传记作者很少做介入式评价，而主要借助丁玲自己的作品、回忆录、书信和文件等，描述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事实上，像丁玲这样极善书写自己内心活动的作家，这样的史料并不难得到，真正需要的，是仔细阅读作品和深入体察丁玲的内心世界。
例一是一九二四年初到北京的丁玲。不体认此时丁玲对已故好友王剑虹的思念，就难以理解她之写出《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内在情绪底蕴。传记将此时丁玲人际交往的基调，
落实在与王剑虹的情感关系中：“‘你像剑虹!’这是她择友的最高评价。”这种描述，实则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丁玲的内心世界。
例二是一九三一年胡也频就义之后，丁玲不久即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并加入共产党，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一丁玲急剧左倾的过程，一般解释为她受胡也频牺牲的激励。固然有很大这方面的因素，但传记也用一小节 “我是被恋爱苦着 ”，写丁玲与冯雪峰的恋情及对丁玲革命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当年在《不算情书》中，丁玲就毫不隐晦地写到了她与冯雪峰的情感关系。传记结合相关的书信史料，展示这一时期丁玲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仍需要一定的勇气。
基于对丁玲作品和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从丁玲自身的逻辑出发，对她生命中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做出准确把握，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传记中很多。这包括丁玲南京时期与冯达的关系，延安时期与萧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交往，包括她与陈明的恋情，也包括她与周扬的矛盾，以及五十年代初期与萧也牧的关系等。值得称道的，是叙述者的态度。显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 “绯闻 ”不下于萧红，曾风传要与领导人恋爱、结婚的明星女作家，丁玲的 “传奇”故事并不少。但是，《丁玲传》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不回避也不猎奇，而是据可靠的史料陈述历史过程，道出丁玲的真实心态。
解志熙称道这部传记的一大优点，是“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 ”。所谓 “平实 ”，是以史料说话，所谓 “平情 ”，是力求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这也使本书摆脱了 “辩诬史 ”的态度。重要一例，涉及四十年代后期，周扬阻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这是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关键。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只站在丁玲的立场上看问题，《丁玲传》也尝试从周扬的心理和动机出发，解释他之所以如此的缘由。
另外一例，涉及五十年代初期丁玲主持文坛期间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那种简单地评判丁玲用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消灭了萧也牧 ”不同，传记分析了萧也牧小说的内容、丁萧的私人交往、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区干部及解放区文学在京、津、沪等大城市面临的处境，和作为文艺界领导与解放区干部代表的丁玲的态度，从而较为丰满地呈现了这一事件的不同侧面。这使传记表现出了颇高的历史研究的 “客观性 ”。所谓 “客观 ”，并不是一定能够有确凿的史料坐实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而是超越 “私怨说 ”，不仅站在传主的立场，也体认相关其他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处境，尽量对事件做出相对合理和公正的解释。这就是 “平情而论 ”的真实含义了。
五
可以说，《丁玲传》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用“丁玲的逻辑 ”书写了丁玲完整而丰富的生命史。它同时涉及了所需的三个层面：外在性或客观性的丁玲一生行止，内在性或主观性的丁玲心路历程，分析性或阐释性地在历史关系格局中评价丁玲。在这部传记的 “后记”中，作者道出写作意图，即“贴近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来写丁玲的一生，以“让传主眉目清晰 ”。尽管是一部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史，但作者指出，丁玲仍有她之为 “丁玲 ”的独特性所在，那就是其 “性格 ”的三大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这一概括方式可以说并非传记书写本身所需，而是写作者对丁玲人格的一种体认。这也是 “难题 ”所在。尽管从个人性格而言，确可说丁玲有这样的气质，但是，仅有这样的气质，并不能使丁玲成为革命者，并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始终。贯穿丁玲一生的，与其说是一种 “性格 ”，莫如说是一种生存态度和独特的生命哲学，即“丁玲的逻辑”。
最能显示这种 “丁玲的逻辑 ”的，是她用小说塑造的女性人物。从上海时期的梦珂和莎菲，到延安时期的贞贞和陆萍、桑干河畔的黑妮，再到晚年的杜晚香，人们普遍能辨识出这个女性形象序列的巨大变化，但也很快能意识到她们的某种一致性。这种巨大变化和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 “丁玲的逻辑 ”。正如她丰富广阔、多变多舛的生命经历。“性格 ”可以解释丁玲的 “一致性 ”，但无法解释她如此强大的生命可塑性和承受能力。
理解 “丁玲的逻辑 ”离不开 “革命 ”。可以说，“丁玲的逻辑 ”就是 “革命的逻辑 ”。瞿秋白曾评价丁玲是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 “在黑暗中 ”的现实的反抗，和对 “光明 ”的未来的追逐。这是革命者的内在精神气质。晚年的丁玲仍如是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固然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进化论史观的投影，不过，没有这种气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赋予丁玲而被她内在化的一种精神气质。
在丁玲的意识中，“革命 ”有其具体所指，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丁玲早在她少女时代的湖湘，就已通过母亲的好友向警予而知道了革命，更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王剑虹等交往的时期，直接进入革命文人圈，但是，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加入共产党。而一旦加入，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着 “爱情 ”般的忠诚。特别是 “新时期 ”仍旧如此。
许多研究把这一时期丁玲对革命信念的表白，视为受周扬等宗派挤压而被迫做出的 “表演 ”。这可以解释丁玲在某些场合与周扬针锋相对的行为和言辞，但无法解释她“新时期 ”之后写作的二百多篇文章。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仍旧是那个 “革命的丁玲 ”。考察一下丁玲如何言说她理解的 “党”是有意思的，因为其中很少理论性的阶级分析，而是情感性的表白和信念式的执著。她说 “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 ”，表达的正是一种 “忘我 ”、“无我 ”的投入状态，而且是一种情感结构式的精神状态。在这里，革命的艰苦可以与革命信念剥离开来，“受难史 ”也可以转化为 “考验 ”和“磨砺 ”。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反抗性革命哲学，就像她在四十年代给予陆萍的赠言：“人是在艰苦中生长。”
一九三一年之前，丁玲就是向往 “革命 ”的，但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是“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 ”。这使丁玲甫一出现在文坛，就是最激进最摩登的个人主义姿态。如福柯理论所言，这种现代个人主义实则深刻地内在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它所塑造的现代个人，是一种 “内在的人 ”，一种实际上与外在的现实相隔离、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莎菲时代的丁玲也是如此。加入革命政党而自愿做 “螺丝钉 ”，对于丁玲是一次巨大的跳跃，但非彻底的 “断裂”，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自我的结构：它赋予这一结构一种不断地朝向外部、通过实践而更新自我的能力。
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召唤的固然是 “献身 ”是“无我 ”，也是 “更大的自我 ”的获得。那意味着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 “艰苦 ”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莎菲式向内的个人主义是脆弱的，但陆萍式“在艰苦中生长 ”的主体却是坚韧的。这种主体哲学的终点形态，就是那个卑微而强大的杜晚香：她像是一枝被人遗忘但生命力顽强的“红杏 ”，在不断地吸纳世界的美好愿望中塑造自己的新品质，最终用她的生命感动了世界。
《杜晚香》实则是丁玲最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丁玲在历经磨难的晚年，终于完成的革命者形象。据王增如对丁玲创作手稿的考证，还在写《在医院中》时，丁玲就说其实她并不想写陆萍这样 “脆弱 ”、 “感伤 ”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想写一个 “共产党员 ”。只是苦于无法在生活中找到模型，不得已写成了那个 “未完成 ”的陆萍。杜晚香是其完成形态。她身上包含着两个关键要素：其一是主人公孤独地生长，其二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炼。至此，革命者终于可以超越革命体制而独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属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丁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受难史的逻辑。
显然，要理解丁玲的生命史，需要理解这属于丁玲的 “革命的逻辑 ”。她以理想主义的气质、以对革命信念爱情式的投入、以在艰苦中生长的生存态度，独自承担了革命和革命的全部后果。“新时期 ”的丁玲对革命史的反思，显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但有意味的是，她只批判革命中的 “封建 ”(宗派主义)，从不否定革命信念和革命体制。真正让丁玲显得不合时宜的，其实是 “新时期 ”的历史情势。
具体到文艺体制的重构方面，很难说八十年代的丁玲就一定是落伍的。“新时期 ”是以破竹之势展开的，共同的历史情绪使人们将那次断裂看作 “历史的必然 ”。但正是丁玲的存在，显示出了 “新时期 ”的“时”之建构性。八十年代已成为历史，在“新时期 ”的社会变革于今天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后果的今天，更为心平气和地理解丁玲的 “逆时 ”之举，或许并非不可能。这并不是要在 “左”与“右”之间重新肯定丁玲，而是去思考革命体制自身的断裂与延续，是否可能以更深厚的方式展开。
丁玲是一个历史人物，“她的一生凝聚了太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内涵 ”(张永泉)。深入丁玲的逻辑中去理解她的生命史，才能把握丁玲 “不简单 ”在何处，更是超越丁玲的时代性、更深刻地反思其革命经历的前提。而且，这种理解，显然不只关乎丁玲个人，同时也是进入二十世纪革命者 “丰富复杂的内在世界 ”，深入到革命史的肌理层面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更为自觉地承担二十世纪革命作为 “遗产 ”与“债务 ”的双重品性的契机。没有这样的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将始终缺少必要的现实重量：它或将被迅速地遗忘，或将换一种方式重复归来。
(《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