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那你对你们这代知识分子总体上如何评价?
许纪霖：“17年(49年到66年)一代”是受到布尔什维克教育长大的一代，是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王蒙是那代人的典范。所以，北岛说：“我什么都不信”，王蒙说：“我们这代人信”。
我们这代人也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和“17年一代”不一样，我们不再有一个红色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和80年代启蒙思想有关。从80年代走到今天，我们经历过很多挫折，很多理想都破灭了，我们已经不会把理想看得那么实在，但是我们没有理想好像又不能生存下去，一定要制造一个理想。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老三届，在文革当中是红卫兵，考入大学以后又是新三级(77、78、79三级)。在当下中国，这代人已经成为核心、中流砥柱、领军人物，受到了太多的赞扬，也往往自我赞扬。
萧三匝：如果说“17年一代”的理想有点儿盲从性的话，你们这代人是不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在找新的理想?
许纪霖：对。除了个别极优秀的人，“17年一代”有相当多的盲从性。我们这一代有相当的理性，骨子里不是特别爱钱，也不太懂生活享受，还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好的地方。
我经历过文革的生生死死，然后上山下乡，再考上大学，在人格塑造之前，已经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进入大学以后，我的大学同学四分之三都算老三届，我算班里最小的几个人之一，所以我既在这代人里面，又在这代人的边缘，这个特殊的位置使我能够跳出来看我们这代人的一些问题。
我们这代人也有另外一面，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不会执着于一个僵化的、固定的观念，非常灵活。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当中，绝大部分都走得非常成功?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十年空缺，前无古人，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种性格使我们善于把握从80年代以来的各种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
萧三匝：这种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好不好?
许纪霖：我不想说现实主义是一个优点还是缺点，我只说他和理想主义构成了一个互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复杂性。但我们这代人确实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一些人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过于自恋，自以为是，缺乏反思精神，反思都是对别人的，很少是对自己的。出了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曾经是红卫兵，总是觉得真理在握，掌握着时代的命运，使命感特强的缘故吧。
另外一个缺点是缺乏谦卑。我们这些人真的特别聪明吗?时势造英雄，不是我们特别有能力，但我们往往会强调英雄造时势，缺乏感恩时代、感恩命运当中一种不可知的东西的心态。感恩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一种谦卑，也可以说是对某种东西要有敬畏，觉得自己既伟大又渺小，就不会虚骄狂妄。启蒙运动最后之所以覆灭就是因为过于狂妄，认为人像上帝一样，理性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近代以后的人类悲剧一部分和这种狂妄有关。
萧三匝：狂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许纪霖：比如说现在全国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各种各样庞大的、理性的城市化计划。
萧三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代人的狂妄?
许纪霖：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与毛泽东时代有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天、地、人都是战斗的对象。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其乐无穷”地一路战斗上来的。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当这个偶像破灭以后，最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
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无所不能，可以改造一切，有强烈的使命感、改造感，很少有敬畏之心，包括缺乏对道德的敬畏。道德在我们看来是是第二位的，我们总觉得有比抽象的道德更高的一些目标，比如国家富强，个人解放。这些东西属于宏大叙事，在我们这代人里面非常根深蒂固。虽然我们对文革有很多反思，但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那个红色的宏大叙事，那种真理性的宣称依然存在下来，无非内容改变了而已。
你看49年以前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不仅学问好，有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我们这代人开了风气，留下了启蒙的遗产，但是这一代人很少有德高望重之辈，在德性这面留下的遗产不多。
毛泽东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格，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是所谓革命理想，只要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毫不在乎用什么手段。49年以后，由于各种运动，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德。章诒和讲冯亦代做卧底这个事情，按照儒家的私德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出卖的不是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而是一个朋友，而且也不是一般的朋友，你经常在他家里吃吃喝喝的。按照儒家伦理来说，不可能说友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到今天都是这样，且不说公德被扭曲了，私德也被破坏了。
高尔泰和萧默之争也让人遗憾。《一叶一菩提》出版以后，我看了两遍，觉得很痛心。我现在没能力去判断谁是谁非，但我是经历了文革的人，文革当中，为了神圣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相互厮杀，都相信自己代表正义，对方是代表了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萧三匝：所以现在也不能苛责那些具体的人。
许纪霖：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我当然不想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采取一个控诉姿态的话，这个历史的冤结是解不开的，我觉得更重要是能够超脱出来，以当下来反思历史。文革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缺乏一种超越那个时代的反思，还纠缠在个人恩怨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遗憾的。
萧三匝：反思精神的匮乏是不是与对文革进行反思的舆论空间不大有关?
许纪霖：我并不认为外界因素很重要，有些东西是写给自己看、写给抽屉看的，很多人现在写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不能说他一开始就有顾忌，问题在于自身心态没有超脱出来。
萧三匝：缺乏谦卑、感恩、敬畏心态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不断兴起也有关系?
许纪霖：第二个因素就是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功利化，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人性当中既有神性又有魔性，没有绝对的恶人和绝对的善人，大部分人的行为，相当意义上取决于环境，好的制度环境会把人内心向善的一面激发出来，如果这个环境很差，它会把人性恶给激发出来，所以人性是很有弹性的，所以制度的改变是首要的。但是我并不想说制度变了以后，人性自然而然会变，或者说我们只能期待制度的变化，制度之外还有风气，风气和道德有关。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外部制度环境有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内部的风气有问题，一些好的传统都断掉了。
我经常去台湾访问，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体会，到了台湾以后，你真的发现中国文化的那些好的东西似乎还保存在台湾，坏的东西似乎都留在了大陆。这个感受太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