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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知识分子与国家观念的变化

   首先要向各位表示感谢,这么热的天还到这里来。二是向刘瑜表示感谢,专门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之所以请她来,一是我们很熟悉,虽然年龄差别比较大,她和她的先生,我们非常熟悉,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

   这次书中谈的很多人,都是她的校友,像胡适、张奚若,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她是哥大的博士。她还是哈佛的博士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比如在民主和专制一篇中的代表人物,比较主张新式专制的钱端升,也是哈佛毕业的。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丁文江,是科学家,在英国学的地质,对政治和思想特别感兴趣。都跟她有关,她是最佳人选,再次向刘瑜表示感谢。

   这本书是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年头,最早是80年代研究洋务运动,其中谈到洋务知识分子,接触过容闳,没有专门研究过,只知道容闳是中国现代留学之父。后来又研究了梁启超。从80年代末开始研究胡适、丁文江、傅斯年、张申府、闻一多、陈翰笙。陈翰笙是我们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所长,100多岁才去世。

   我研究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各种各样的观点,以自由知识分子居多。有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创始人之一,比如像张申府,是当年北京大学的老师。

   为什么后来我又研究容闳,我突然觉得我都低估了容闳。因为容闳很早就到美国留学,从耶鲁留学回来,他就觉得应该关注于中国。他的新观念要找到什么样的人可以“落实”、“落地”,实现理想。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旗帜,他觉得有可能太平天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就想方设法冒着险到天京,他跟干王比较熟悉。但后来太平天国表示根本无法接受,他就离开了。他觉得洋务运动的曾国藩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又积极地参加洋务运动,包括他推动的官派留学。经过几十年的参加洋务运动,后来他又觉得洋务运动有很多问题,他自己的很多观点和设想都没有实现,比如他提出办现代化银行,从前中国没有银行,但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贪污腐败很严重。这个时候他觉得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维新派开始走向舞台。他当时很有地位,就开始支持维新派。他的家就在现在的利生体育馆旁边。他积极参加维新很重要的人物。

   后来维新失败,他又跑到了上海。他还是觉得中国人要走维新这条路。他又被通缉镇压,又认识了孙中山,他就觉得中国得进行革命。他给孙中山介绍了美国的军事家,帮助他筹款。最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久去世。他身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品格,哪种力量能够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加入它里面推动,但我决不依附于它。如果另外一个政治力量更能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去参加那个政治理想。而不是我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为了既得利益,就必须紧紧地跟它在一起。他觉得哪个政治力量可以实现我心中的理想,我就要去。他有一种超越性,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他是一个很偶然的个例。

   作为群体,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多,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这本书里面集中于他的国家观的变化。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变化是国家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是身份制的国家观,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家,皇帝相当于父亲,儒学讲的皇帝必须是慈父,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你的子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接受了契约制国家观才有公民意识。在国家观变化中,梁启超、严复贡献最大,本书以他为中心,但研究的是一个群体。他把权利的观点引入中国,提出了儒家的仁政和现代的民主、法制、立宪是什么关系。梁启超认为仁政还是说要当好皇帝,但权力还是在皇帝这儿。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强调的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仁政在古代很好,现代已经过时了,儒家过时论是从梁启超开始的。

   他们提出来了权利观念,提出来中国几千年从秦以后都是专制的历史,梁启超中国人都很有奴性,要改造国民性。大家认为五四反传统,实际上五四的重要话题都是从戊戌开始的,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公民,不是公民就是奴隶。严复说得也很苛刻,他说中国人连雅典的奴隶都不是,是斯巴达式的奴隶。我觉得他比鲁迅说得都激烈。

   到了1900年初,大量的文章在批判三纲五常。有篇文章说,孔子说人要当君子,什么是君子?君是皇帝,子是儿子,君子君子就是让人人当皇帝的儿子。不是说他们说的都对,只想说这些都是1900年代初时的批判。那个时候对三纲五常的批判比五四还要激烈。

   大家知道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的纲领性的话题,大家都认为这是五四标志性的。实际上我们看1912年初,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宋教仁是革命党,对中华民国成立起到巨大作用。他马上意识到是几千年的专制,从臣民变成公民,中国老百姓的素质还需要提高。他说只能用人道主义来解皇权专制之毒,科学来解迷信之毒。他提出了人道主义和科学,与五四提出来的民主和科学很像。所以我说五四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它的翻版。

   国家观念变化的另外一个后果,现在很多人比较惋惜的是清末的立宪没有得到实现。如果清末立宪能够走下去,有可能不会出现动荡。当然,立宪失败有很多原因。我曾经在其他文章里谈过,其中重要的一点,从思想史角度说,我谈到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国家观念的转变。那个时候,起码是士绅和商人的国家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政府提出立宪,颁布了宪法的预备草案。现在很多人说清朝政府颁布了预备草案是很值得肯定的。是值得肯定,但当时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立宪派却不肯定,当时的士绅不接受。为什么?他们认变,各国宪法的制定是各个阶层在一起讨论、争论的,哪有皇家自己制定一个?所以那个宪法制定的皇家的权力特别大。他们认为从制宪权上就否定了。革命派当然是这种观点。就是反对推翻清王朝的立宪派,他们就反对。他们提出了制宪权在哪儿?是不是皇帝自己宣布就可以了?这不对,宪法得通过类似于国会的阶层之间互相辩论,通过辩论博弈得到一种体现。

   清朝的具体政策还是像当年一样,觉得发一个圣旨,商人就得把你的东西交出来。立宪派接受了现代国家观,什么叫圣旨?剥夺了商人和公民的个人财产,得通过一套程序,这完全是现代政治观念,中国传统哪有这个?皇家发下来的就是圣旨,大臣就得跪接。清朝政府还是觉得要靠圣旨,比如铁路收回国有,发一个圣旨,你就得交归国家,按照国家指定的价格回收。商人就不同意。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北大的老师,当图书馆编目组的主管,他管图书馆的时候,编目员就是毛泽东。

   他是接受了共产主义,又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又到法国去。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到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翻译,他给蒋介石推荐了周恩来。他特别佩服列宁,又佩服罗素。他对列宁的建党学说,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他在文章中做了非常多的介绍,必须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性,所有人都应该按照这个铁的纪律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但他自己却做不到。到了1925年,党的四大的时候,他提出了意见,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认为应该更多的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当时没接受他的意见。他就很轻易的tui党了。他自己并没有说按照自己介绍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学说来做,他说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在谈党建的时候,对张申府作用谈得不够、几乎没谈。

   他对新思想特别敏感,他喜欢罗素,又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对孔子特别有好感,他提出口号,“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又崇拜列宁,又崇拜英国哲学家罗素。他想打通“仁”与“科学法”,把罗素、列宁、孔子打通,这是很难的,几乎做不到。80年代才有了“维特根斯坦热”,实际上张申府在20年代就翻译了。中文版的《逻辑哲学论》是出了英文版之后的第一个外文版。但那个年代根本不能引起中国思想界的重视。说明了张申府对新思潮的敏感。他退出党以后,提出了以中国为本位。他又提出了新启蒙,提出中国的文化、中国本位。我在研究中发现共产党人在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提出民族的、大众的,尤其是民族的,很大程度上跟张申府的《新青年》有很大关系。他是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发动者。他一直反对内战,1948年的淮海战役前,他又发表文章,被开除出民盟。到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他后来到北京图书馆,他认为哪有什么章罗联盟。70年代末张才获得平凡。

   我还研究了陈翰笙,跟他认识,是我们楼上世界史所的老领导。他是20年代经过李大钊介绍直接加入共产国际。他是留学美国的,后来又到德国留学。搞经济学、社会学。后来共产党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他培养起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一句话就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在这个基础上论述新民主主义。在此之前的30年代,由陈翰笙开始,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学术上的建构,说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为当时学术界很多人所接受。这就是陈翰笙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必做长长的学术论证论证了,直接在“中国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论述共产党人的主张、纲领。他还是二战时期共产国际“佐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有很多秘密。这个人又很睿智,那么老的资格,又留学美国、德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需要外交人才,周恩来就想让他去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被他谢绝了。他在政治风浪中一直没有受到大清洗。他在文革中,办了一个学习班,教大家学英语,其中一个人就是刘少奇最小的女儿。在那个时候,能把刘少奇的女儿招到自己的班里来学英语,是很有勇气的,他又很睿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到100多岁的时候才去世。

   这本书是我长期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综合,正好看到一些人物的材料,对他们感兴趣。包括瞿秋白的身后事,参与瞿秋白平反的陈铁健老师,我们是一个研究室的,他看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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