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这个婴儿刚被从产床上抱下来的时候，只来得及发出第一声啼哭，审查官已经闻讯而至。这就是电影的命运，在诞生之后的六、七十年内，它在大多数国家都从来没有摆脱过审查。电影的审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行为，有针对人的审查，有针对完成片的审查，有针对剧本的审查，还有针对电影进口的审查，不同国家的审查之间，也存在着诸多不同。通过判断一个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属于哪种模式，完全可以看成这个国家的政权属性和政治体制。
一般人都比较熟悉“古典好莱坞”时期，以《海斯法典》为中心的电影审查制度，它建立在好莱坞行业内部自律的基础上，由八大片厂推举出共同认可的代理人，主要检查影片中的暴力、色情、伦理是否合乎大众道德规范。好莱坞的审查制度令许多西方国家效仿，但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电检制度，由政府和政党主导，检查的重点偏于影片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旦没有通过审查，影片制作者面临的处境将十分严峻。这种审查体系居高临下、无所不包，由苏联在全世界率先发明，同样成为一些国家的模板。
苏联的电影审查制度不是一天就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亦存在电影审查，但统治力度薄弱。当时所有文化活动都由圣议会掌管，审查手段原始，通常是在电影上映的第一场，由检查员到影院视察，走时还向影院收取检查费。这种临时的检查制度让片商没有安全感，有发行商从法国进口了高蒙公司改编的屠格涅夫《父与子》电影，但被判不得公映，损失惨重。后来发展为片商向警察单独放映，以便提前获知审查结果。
列宁有句名言：“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他当然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说这句话的，因为连文盲都可以看懂电影，它拥有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新政权甫一建立便着手建立相应的文化审查制度。一开始官方力量不足，只能要求影院和发行商主动上交拷贝，违者罚款。很快爆发的内战又令全国层面的统一审查很难实施，只得由莫斯科公布一个指导性禁片名单，让各地自行掌握。
直到内战结束，阵脚稳定下来，苏联政府试图建立一个全面的电影审查体系。这个体系强调事前审查尤甚于事后审查，这是苏联式审查制度最可怕的地方。所有文化审查的权力被移交给契卡，也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将政治上不听话的人调离文化岗位。后来，列宁交给契卡头目一份所谓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名单，将这些人全部流放。
1922年，专门负责文化艺术审查的Glavlit成立了，在其严厉钳制下，苏联的文化气氛变得愈加萧索，禁片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低，1928年11月，有三百部外国片被禁止发行，苏联电影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苏联的审查制度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为了尽可能严格地约束文化艺术创作，总是一个又一个地组建审查部门，试图控制创作中的每个步骤，然而这带来的弊端是各部门职能边界模糊，只能随着政策和人员变动来调整，导致职责不清，效率低下。
1925年，美国电影《佐罗的面具》以“反革命”的名义被禁映。负责电影工作的索夫季诺认为这个裁决简直违反常识，他想发起申诉，但有权受理的机构有三个，分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电影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会，和节目监管委员会。该向谁申诉呢?这怎么可能成功?
人民教育委员会还曾抱怨，他们不得不把节目监管委员会通过的片再禁掉，因为后者对“挑逗性资产阶级词汇”把关不严。
苏联的审查强调群众意见的参与，所以一些民间群众组织，比如革命电影工人联合会，本来没有审片权力，但是每部新片它都要发表认可或反对的意见，因为在中央有人，有高级领导参加他们的审片会议，所以它的意见对审查结果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他们还会邀请一些普通观众来看片，让他们发表审查意见。
对内容的控制是审查的第一要务，有一年官方发布了一份绝密内参，规定文艺作品不可以提到由失业或饥饿造成的自杀或精神病，也不能报道虫害导致的面包供应不足，以免造成群众恐慌。类似这样的题材、内容禁令层出不穷。内容控制是通过经济控制来实现的。每个片厂每年都要制订生产计划，所有计划最后会汇总到中央，从全国的层面统筹安排。国家按计划分拨投资，凡是受到鼓励支持的类型例如革命历史题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投资。片厂为了争取到更多投资，就越来越向特定题材倾斜，导致事前审查越来越繁琐，效率也越来越低。在具体的构思、拍摄过程中，审查也无处不在，这由片厂的艺术委员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执行，每天拍好的样片都有人审看，有问题随时修改。培利耶夫的《死亡的传送带》竟反复拍了14遍。
电影是政党意志的体现，对电影工作者的出身审查也是审查制度的重要一环。资产阶级出身的电影工作者无法信任，而无产阶级出身的数量远不够用或专业素养不足，这更恶化了苏联建国之初电影产力不足的困境。
苏联名义上的文化审查机构繁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大林充当了苏联电影的最高审查官。斯大林每天和政治局开完会是夜里十一、二点，这时他喜欢通过看电影来放松，他会要求电影口的官员推荐两部轻松的影片给他，国产片和外国片各一。为了方便看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修了一间小电影厅，每天看到两三点，乐此不疲。后来这种行为超过了个人娱乐的界限，变成电影审查的一部分。斯大林常常对影片台词甚至视觉表现手段提出修改意见，有时随口一句话就毙掉影片。他第一次介入电影审查是要求爱森斯坦从《十月》中删掉表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作用的片段。到后来他不止将影片看一遍，还会跟踪影片修改进展。苏联电影工业总局局长鲍里斯·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反复审看过《夏伯阳》36遍，每次都和舒米亚茨基讨论如何修改。
斯大林还慷慨地充当电影导演的保护人角色。此前杜甫仁科在乌克兰被地方政府迫害，斯大林把他召到莫斯科，视他为自己的御用导演。杜甫仁科在斯大林要求下拍摄了《肖尔斯》，该片被斯大林誉为乌克兰版的《夏伯阳》。
连电影评论也被纳入国家监管体系。二十年代时评论家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百家争鸣，蒙太奇学派的理论创新大部分都是那时候提出来的。三十年代后，只有能帮助深化官方政策推广的评论才能发表。对于政府来说，评论往往是对付一部电影的最后一招。雪藏电影的做法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爱森斯坦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本是配合三十年代末的反法西斯背景，但1939年8月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这部本来极卖座的影片被连夜撤映，直到纳粹进攻苏联后才恢复放映。
苏联审查制度的松紧总是随着政治气候一起波动。30年代后期，很多旧的电影官员在大清洗中被枪毙，电影审查机构重组。二战时审查一度放松，全民一心卫国，当然那时也没什么好审查的，电影生产的重心转向揭露纳粹、鼓舞士气的新闻片。1946年日丹诺夫执掌文化事业，独立的电影部成立，剧本审查变得极度苛刻，随后的几年是苏联电影历史上的「灾年」，每年只有十余部电影上映。为了解决片荒，政府不得不将一批从德国缴获来的战利品影片重新剪辑上映，这里面以德国片和美国片为主，宣传部曾一度打算上映好莱坞影片《约翰·多伊》，不过片名已被改成“一个失业人的历史”，其用意不言自明。
是1953年斯大林的死亡暂时缓解了苏联电影的危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批评苏联电影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接踵而至的是所谓“解冻期”，《雁南飞》《士兵之歌》等佳片相继问世，塔可夫斯基也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纷纷废除审查制度，用更宽松的分级来代替。等待苏联的却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来临，审查枷锁重新收紧，且更趋僵化。
1986年，为了响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电影工作者第五次大会召开，大会设立了争议解决委员会，重审积累下来的140部禁片，最后有60部影片被撤销禁令，得到不同程度的公映，其中包括影射贝利亚时期秘密警察统治及犹太人悲惨遭遇的几部高度敏感影片。
时至今日，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其电影审查制度烟消云散，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是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审查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文中提及的电影
1.《十月》(October, 1928)
2.《夏伯阳》(Chapaev,1934)
3.《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 1938)
4.《肖尔斯》(Shors, 1939)
5.《约翰·多伊》(Meet John Doe, 1941)
6.《雁南飞》(The Cranes Are Flying, 1957)
7.《士兵之歌》(Ballad of A Soldier, 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