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之昂：《登幽州台歌》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王国维关于成就人生的事业学问须经历三境界说，世人耳熟能详。上引唐宋三诗，则似与今日治学的三种状态神似。前者凭空天降，横逸斜出，无知无畏。其中则动手动脚，踏破铁鞋，实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后者各以一定之规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实始终茫然，且不自觉。治学以及读书，必须熟悉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事实问题，才有可能拿捏得当，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谨慎者难免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摸着石头却过不了河，大胆者索性扫除羁绊，打倒前人，凿空逞臆，以便随心所欲。即使见识高明，也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智者之失，乃至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诸如此类的超越创新，不知前人何在，也就很难真正突过，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之中。
本书各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其三，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虽然因缘各异，长短不一，内容则主要涉及史料的规模类型、解读应用以及与此相应的治学的门径方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专门用心写一绪论，说明研究办法以及书中未能备述各事。本书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当于绪论的各种解说，再写绪论，似乎多此一举。因此只是简略交待些写作因缘，并略作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题外话，却是读书治学的应有之义，读者不妨心领神会。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凭因缘造化。
一、两种史法
本书的写作，缘于友人进言，可写些文词浅显的短文，为初学后进显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其实此类书前贤早已具备，无庸置喙，而且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实为难上加难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信手拈来。深入则难解，浅出则乱来，不易兼而有之。不过当时也心有所动，并拟就数十则条目，从求师谈起，逐层递进，显示读书与治学的取径途辙。只是动起手来，犹豫再三，还是改变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浅显易懂，雅俗共赏。因为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此非故标高的，但凡针对一般时趋立论的，立意本来不高，结局势必陷入对立面的窠臼。而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听授者程度悟性不同，领略各异。从者众与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就清代以来学术的取径表现看，大概都有可爱与可信的难以兼得。沟通之道，是将可信之学做到可爱。所谓可爱，并非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而是情有独钟的生死恋，是潜心向学者心仪的挚爱，不是一般读者兼具的泛爱。讲座之类的耳学，对于听授者而言，大抵为可爱之学，图个热闹，刺激一下感官，振奋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此要想登堂入室，则很可能是缘木求鱼为多。固然，讲者也可以不顾听众感受，径直宣讲其可信之学。其结果势必听者藐藐，门可罗雀。要使从学者能够领悟可信之学的可爱，决非讲座之类可以成就。
历来讲治学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而有应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学的实际，可以助长功力；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说得天花乱坠，打得刀光剑影，临阵却不切实用，反而可能误导。近代新进学人颇为尊奉的章学诚，在乾嘉学术系统中便属于专讲史法一类。其所讲古代学术，谬误甚多，而其侈谈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却鲜有成功实例。如此却一心想以金针度人，难免招来无数的物议。若非近代学人比附西学，误解科学，以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学化准则（其实西洋不存在公认的科学标准，也没有不言而喻的普适科学方法），遂被再发现重认识，其学术地位更加可议。
专讲史法与治学心得不同，前者不仅有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无以讹传讹之处。教条般的高头讲章，看似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实则于治史百无一用。解读材料研治问题，必须讲究有效实用，避免夸夸其谈。凡不能以所讲方法做出高明具体研究者，充其量无非章学诚的翻版再世。而读书得间的领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见，也有助于解读材料、研究史事。前贤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说其心中推许的理念方法，这些序跋，作为对相关著述的评介，未必完全适当，或是不免有所隐曲，而作为心中期许的标的，却往往能够体现高远意境。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人雅士，所言大都经验之谈兼高妙之论，品味隽永，收效显著。相比之下，专门论述治学方法的著述，虽然不乏常识通则，反倒显得浮泛疏廓，或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夹杂各种横通之论，只能蒙骗小夫下士。若是应用于实际的读书治学，则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以致不可救药。
有鉴于此，不必侈谈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须反复揣摩，以求心领神会。二者看似高下有别，但治学方法的基本与高明其实相辅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即使技术层面以下的规则，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当，也可能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当然，在专讲史法的人看来，前贤的经验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听授者大体也有两类：一是读过书，有过治学的实践；一是只读过教科书，充满耳学，却从未或很少眼学。按照钱穆的说法，方法是对读过书的人说才有用，向没有读过书的人谈方法，往往有害无益。受清季以来推行的国民教育的制约，无论学习多么系统，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而有效实用的方法，是治学者的心得，没有读书的经验，则无法判断深浅优劣高下，很难体会其中奥妙，甚至越是浮泛，越有共鸣，反之，则无动于衷，无所适从。倘若新进以为先学会了方法再读书治学，可以事半功倍，则犹如试图在岸上学习游泳的各种姿势要领，然后期待下水就会劈波斩浪一样，不仅奢望，而且无稽。尽管诸如此类的误人子弟如今在大学里已经并非异态，毕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史学尤为发达，治史方法极其讲究。近代以来，虽然社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文史之学依然可观。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须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而前贤所用的方法，已经其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揣摩领悟，善加运用，功力可以大进。当然，前提之一，应当切实准确地把握，若良莠不分，也会南辕北辙；前提之二，应恰当合理地运用，否则良法未必当然成就美意。
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此法在近代的运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1]
中国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多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望文生义。要想全面认识蛋的外观内里，来龙去脉，还必须追究下蛋的那只鸡。只有了解下蛋的鸡，才能对其所生之蛋认识透彻。
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求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论述[2]。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望臻于化境。
在具体研究领域，各学术大家通过其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展现了治学良法的成效，诸如顾颉刚的《孟姜女的传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等，问题有别，而主旨一致。陈寅恪将中国固有的长编考异、合本子注与域外比较研究的事实联系各法参合运用，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关系；傅斯年用语言学与史学的方法探讨事物的发生及其演化；钱穆注意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和分别；顾颉刚注重史事的时空推演关系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等。以上均可视为体现长编考异比较之法的本旨及其变相。
更为重要的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研治历史，既是基本所在，也是高明所由；既有助于矫正时下的种种学风流弊，又能够上探领悟前贤治学的精妙，实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其主要准则有二：其一，解读史料史事，必须遵循时空、人等具体要素，凡是脱离具体时空、人的事实联系，依照外来后出的各种观念架构拼凑而成的解读连缀，都是徒劳无功地试图增减历史。其二，历史的内在关联并非罗列史事即可呈现，而是深藏于无限延伸的史事、错综复杂的联系背后，必须透过纷繁的表象寻绎联系的头绪才能逐渐认知。
史学要在讲究事实，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怎样认为，均不可能增减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认为，而在恰如其分地解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以及相互联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反复验证。呈现事实及揭示内在联系本身就包含认识，如何述说同时也就是展现学人的见识。不能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所谓认识，至多只能说是从阅读历史中获得灵感的自我表现。在此类主体的眼中，历史无非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形成，就离开作者而独立，可以从中获取种种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灵感。至于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历来学界争鸣，好以“我认为”扬己抑人，耸动观听，一般学术综述以及各种论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称引各自提出的论点，而不深究这些论点的依据以及所凭据的是否经过验证，即为重视“认为”的显例。其实各式各样的认为，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学问虽然可以见仁见智，却不能随心所欲，检验的标准在于本事，以及借由何种依据如何接近本相。历史已经发生，不会因后人的意识而改变，凡是符合事实的，都不取决于个人如何认为；而形形色色的认为无论怎样高谈阔论，若与事实不符，则都是错误而不会影响历史事实，只能干扰、淆乱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其于史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会作用于如何呈现历史。由于学人的述说各自呈现出来的史事常常因人而异，如何还原历史似乎成为无法验证之事。实则这些后人的看法五花八门固然令人无所适从，众口一词也未必就是事实俱在。善读者透过罗生门似的各种记录说法，可以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若是主观过甚，就只能快刀斩乱麻，剁碎了再来任意牵连。无论如何，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检验后人认识当否高下的准则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学问之事，越是高明则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数取决的办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远见卓识。而多数认定的观点即使未必正确，
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与各式各样学术评价的道理大抵相通，抛开一切利害牵扯，也有见识高下之别。在高深的层面，真正的权威只是少数。权威的意见固然难免错误，但几率较低。所以学术研究只能自由，不能民主。民主式的学术容易导致平庸。
人们求知，存在相反相成的两面，一方面将既有知识当成裁量的尺度，一方面则作为吸收新知和开发智慧的工具，这是出现事实与认识反差的要因之一。盲从既有知识就是成见，以之为评判的规矩尺度，很容易自我禁锢，做了自身知识缺陷的奴隶，无数的论断，都不免流于自以为是的放大与泛滥，见仁见智成了分不清是非正误的遁词，从而失去进步的动力。
二、学界江湖
无论如何取法乎上，本书的用意之一，仍是作为入门书写给新进看，虽然不以专教小夫下士为荣，毕竟要显示一些基础门径。求学首先要会读书，少了童子功，又有体制的压力，无法放眼读书之后再做学问，在不得不为写书而翻书找材料的同时，如何避免偏蔽，就有赖于师。所以原来拟定的条目，是从求师开始。当然，若为师也偏于一隅，弟子就很容易坐井观天。
近年来，大学为何不出大师的问题令各方相当纠结，尤其困扰着大学及其主管部门的当政者。其潜台词是大学应该出大师，而且以前也曾经出过不少大师。其实这两方面均有可议。在堪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看来，大学连学问也不出，何况大师？ 至少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看，此言不无道理。章太炎以为，学问之事，在野则盛，在朝则衰，所以官学始终不及私学。而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即使不能说学人和学问都出自大学，也很难说大学以及体制性科研机构以外的学问超过大学，甚至很难说大学以外还有多少学人。严耕望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言他人所不能言，包括不敢言和不会言两种。如果只会讲不便说的事理，意在耸动一般受众的视听，显然很难称之为学问。
谈论大学与大师的话题，已经过滥而有流俗之嫌。不过，转换思路，不论大学应否、如何培养大师或是为何还没有培养出大师，而是深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其中有多少误解和扭曲，倒是颇有意思，且为求师一节的应有之义。
所谓大师，本是古代的官名，后为佛教的尊号及谥号，俗世间有指称学或术高明者。将大学与大师联系到一起，时下指认的肇始者是梅贻琦。1931 年底，梅贻琦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为了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国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说当时未必引起广泛反响，而近年来却被反复征引，到处流传，作为大学教育今不如昔的铁证，甚或变成所谓世纪之问。可是不知不觉间，意思有了不小的改变。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并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在梅贻琦说那番话的时代，大学不要说培养大师，连能否出真学问，在堪称大师的章太炎等人看来，也还大成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官办（包括国立省立）者无非庙堂之学，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况且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学习阶段，即使拿到博士学位（1950 年代以前国内大学尚无此设置），至多只是奠定基础，就算潜力无限，距离大师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梅贻琦说办大学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是合情合理之论。若宣称要培养大师，便成妄言。
此事从梅贻琦长校的清华大学本身就能得到印证。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从全国各处招收来的学生大都已经学有所成，相对于刚刚升大的清华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层，又得到几位名师的亲炙，足以成家者甚多，帮助清华一举摘掉无学的恶名。可是不要说毕业之际，就算功成名就之时，有哪一位敢以大师自居？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认，直到晚年，他还是不懂陈寅恪当年上课所讲的内容。国学院因为请不到名师等原因而停办后，陈寅恪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国文两系，其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因为程度太深，学生难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难度。可见让大学培养大师，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时下一些名校的大师班，以及虽然没有贴上标签，却宣称以培养大师为宗旨的种种宏伟计划，若非另有所图，就是愚不可及。从请名师的角度看（名师有具时名、名副其实之别，如今更有命名与成名之分），清华国学院所请的梁启超、王国维等，虽然各有长短，当时确已被指称为大师。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如果这几位不能当之无愧，可以候选的也就屈指可数。梅贻琦敢于宣称大学要有大师，显然与他们响亮的名头不无关系。其余包括首席国立北京大学在内，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气。或许梅贻琦的大师说，不无挤兑没有或不敢称大师的北京大学之意。可是，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大师，都没有大学的学历，也很难说是由大学培养的。梁启超只进过学海堂和万木草堂，王国维海内外的学历也很低，陈寅恪虽然读过欧美各国的多家名校却不取文凭，甚至没有注册，且从不称引师说。他以朱熹为楷模，对待域外文化，尽量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梁启超、王国维等过世后，清华国学院拟聘的几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诒徵等，也都不是大学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胡适，被认为是有资格的受聘者，他敢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婉拒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礼聘，不无自知之明。民国时期几位无所不能、号称大师如卫聚贤、郑师许等，在学术史上并未留下深刻印记，以致于今日学界知道其人其事者为数甚少。至于时下票选出来的国学大师或是打着国学大师旗号的风水先生，不过是大众的自娱自乐，江湖术士的故技重施，大都由自诩代表民意的各种媒体炒作出来，不必当真，也当不得真的。
进一步追究，除大师之外，即使是有大师之说，梅贻琦长校时的清华大学也不无可议。几位导师或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亡故或离去后，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移席史学系，因主持系务的蒋廷黻主张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力挺雷海宗，陈寅恪遂有逐渐被边缘化之嫌。只是由于他的学术声望高和人脉广，才不至于失势。至于雷海宗，虽然如今间或也被捧为大师，学术上毕竟不止略逊一筹。其对学生的影响，层级越低则越大，待到进入高深研究甚至教书阶段，就不免褪色。抗战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如今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培养大师的典范。可是，从钱锺书《围城》所描写的三闾大学及其各色人等看，至少在他眼中，这里不仅没有大师，良师也为数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显示，潜在的大师在此同样不能被预测和善待。固然，钱锺书是否大师，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如果连他能否成为大师也未可预料，中国的最高学府又如何能够自产自销“大师”？ 又如何当得起“大学要有大师”这样的理念呢？
所谓大师者，须天资超凡，非同寻常，而天才不可人为塑造，天才与优才相距决不止一步之遥，所以大学未必能够造就大师，大师或许可以成就大学。如此解读，虽不中，亦不远。
大学未必有大师，而大学为师须有一定之规。大学老师教书育人，应授业、解惑、明道三者兼备。金毓黻认为，大、中、小学为师，至少应分别达到这三个层次。大学为师，必须具备最高一级的明道。所谓明道，即包括人与学的传承的渊源流变。只有掌握学问整体与部分的关联以及古今中外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演化，才能通晓各方面的来龙去脉。这样博大精深的极高境界，既目不可及，又深不可测，难以兼得。按照分科的专门之学来明道，或许可以把握近代以来学问的演进，若要上溯中国历代的思想学术文化，则难免格义附会；照本宣科的授业，只能重复教科书的套话；天南海北的解惑，大都不着边际的妄言，都不免直把良才雕成朽木的流弊。
学问之事，难能才可贵，越高明则懂的人越少，这一通则，即使在专门从事教书治学的大学亦无例外。因为受教育者永远是有待雕琢的素材，无力分辨，却必须听授，所以大学如江湖，骗子最易横行。若无高度自觉和自律，一味鼓动后学新进，势必以横通为博雅，为了哗众取宠，不惜信口雌黄。近代中国那几位被戏称为大师的学人，涉猎广泛，著述等身，看似无所不通，名噪一时，如今不要说坊间大众，学界也不大知其名讳事业。而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大学之时，虽然一再降低标准，所开设的课程学生仍然难以听受，最受欢迎的反而是雷海宗。雷氏深受德国的斯本格勒文化类型学的影响，后者的著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一度大热，却不过震动社会与坊间，算不上学院派的学问。若以学习为主业的青年学生将其作为教学效果甚至水平的评判准则，岂非本末倒置。
学问必须系统教授，才能随时随地将东倒西歪的醉汉扶上正轨。讲座之类的往教耳学无济于事，弄得不好，还会乱人心智，使得新进误入歧途。因为高深的学问以及高明的讲法一般难以承受，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横逸斜出。而意在取悦听众的媚时语，虽然可以吸引眼球，博得掌声，不无感官刺激，容易引起浅学的共鸣或公众的兴趣，于深入堂奥的学问之道却是有害无益。如果扶醉汉之人也是醉汉，非但不能奢望其指点迷津，反而可能跟着误入歧途，走进死胡同，踏上不归路。
学问上事，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有无这样的追求，品味大异其趣。近人以为，古人一字不识学者之耻的观念，使得每个学人不堪负重，学问不能扩张，形同两脚书橱。可是未经放眼读书，不知整体的结果，又导致学问没有高度深度，流于侏儒化。形形色色的成果不计其数，而量的扩张非但没有带来学术的发达，反而造成学人见识功力的积弱。只有凭借分科治学所形成的画地为牢的小圈子，在自定行规的自我评价中自娱自乐，才能自欺欺人地说着无知无畏的大话，做着突过前人、引领时趋的美梦。
大学是养育人才之地，人才辈出，则无论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都高。若是但出货不出人，货再多也难免假冒伪劣。读学位者一心寻找好题目，以为题好必然容易写好，其实大谬不然。能力不足，素养不高，再好的题目也做不好。所以攻读学位应以训练提升能力素养为主，只要基础扎实，潜心向学，不仅终有所成，而且可以持续释放潜力，向上攀升，不至于以获得学位为人生的高峰，更不会始终乱做而不自觉。制度性地一味鼓励后进滥多发表，虽然有利于单位的排名和个人的升等，喂饱了图利的刊物，却毁了一代人的学术生命。
大学又是君子汇聚之所，君子不党，彼此相交淡如水，不像小人各有所图，无所不能利益交换，相互夤援，盘根错节，结成稳固的共同体。而且君子讲气节，有风骨，棱角分明，只宜远交，不易近处，尤其不宜于今日倡行的所谓团队精神。因此，学术机构要想方设法开拓足够的空间，使其相安无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二桃杀三士，挑动窝里斗。小人若是参杂其间，上下其手，必定容易得势。庙堂太小，自然供不起大菩萨真神灵，连罗汉也难以容身，小鬼横行就在情理之中。用雇匠之法求师，所得不仅有限，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
无论章太炎对于大学如何白眼相加，理想上参与其中的学人还是企盼建立一座座学术殿堂。若大学畸变成一处处码头，而学人大都行色匆匆地跑码头，学界就真的成了鱼龙混杂的江湖。江湖自有地位高下之分，争强斗狠，胜负输赢，无非为了名次先后。实力不济，又利益相关，难免裘千尺之类的骗子花样翻新地招摇撞骗。诸如此类的情形由来已久，今人无限景仰的民国时期的大学，亲历者当时就有学术江湖的慨叹，似乎并不像后来者憧憬的那样理想。只是那时送礼者的形象相当负面，北京政府时期，有一位颇具时名的后进，喜欢送礼，人所共知，可是非但礼往往送不进去，本人也因为声名不佳而逐渐淡出学术界。可见当时虽然政界商界的贿赂贪腐成风，爱惜羽毛、自命清高的学人大都并不吃这一套。况且即便是江湖，真正的高手超然世外，反而不屑于江湖地位。
三、系统与附会
民国时大学不止官办，私立的也为数不少。章太炎的意思，应该还有另一层，也许更为重要，即大学按照西式的分科架构讲中国学问，究竟能够理解中国几分。清华的几位大师，按照时人的看法，其实是国学大师。这不仅由于他们都任教于国学研究院，而且所治学问主要还在中国一面。
同时，除了赵元任较为专门以外，其余各位教书治学大体还能因循传统通儒之学的轨则，至少不会拘泥于某一专科。当然，是否称得上国学大师，还要综合考察自称、他指和后认。虽然国学的涵义前后不一，因人而异，如果几方面参看，近代中国学人中堪称国学大师者唯有章太炎，其次勉强可算王国维，再次则梁启超。后来钱穆或有此资格，不过当时的地位尚未到如此高度。其他则姑不论学问的宽窄深浅高下，或不以国学自认（如傅斯年即明确反对国学一说），或虽然牵涉标名国学的机构组织，却极少甚至从不谈论国学（如陈垣、陈寅恪，前者还明确表示过对于国学概论之类课程的浮泛不以为然）。至于老师宿儒，新旧营垒之间的评价看法迥异，大都不被认为是属于新学问的国学家。
中国历来书籍分类与学问分别的关系，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尤其不可用后出的分科观念来裁量。中国学问，原以经学为统驭。近人疑古，只能追究先秦以上，而经学主要是管两汉以下，恰似欧洲的神学统驭中世纪的情形，不会因为圣经的文本存在歧义就无视神学之于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性。西学东渐以来，如何安置中西学的两套系统，始终困扰着朝野上下。开始清廷尝试以科举兼容西学，持续半个世纪不得要领，继而以学堂融汇中学，而学堂已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置课程科目，等于要中学顺应西学，实际上是用西学架构分解重组中学。不断调适的结果是，找不到对应的经学被迫退出，只能通过其他学科片断体现或挣扎于体制之外。至于文史等学虽然看似找到对应，却是用西式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使之扭曲变形甚至变质。若以哲学、文学、史学的分科讲国学，则失却国学的本意，不合中国学问的本相，更无论社会科学的不合体。
某种程度上，国学可以说是在经学失位失势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替代。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被西式分科溶解组装的中学，很可能失去本意和作用。如同存古，其所谓古，不过是遭遇西学的中国当时的学问。张之洞等人意识到中学与西学不同，不能以西学讲中学，但中体西用影响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整体架构、地位和价值。所以后来恽毓鼎等人痛心疾首地指斥主张停罢科举的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为中国文化劫难的罪魁祸首。用西式架构条理中国学问，看似具有统系，实则牵强附会。既然学问的分门别类仿照域外，方法观念便不得不取自异域。而外国的架构是为了与其本国的主流学术对话，与中国不相凿枘。就此而论，章太炎说大学不出学问，并非保守言论，拉车向后，而是具有先见之明。
关于中学的科目问题，近代治目录学者已经言人人殊。吕思勉、姚名达等受章学诚《校雠通义》的影响，附会西学分科，相对疏离，叶德辉和余嘉锡所讲则较为近真。宋育仁说书不是学，但书中有学，确为的论。作为中国学问概称的国学，只是近代的产物，与古代中国指称国子监的国学没有共性。近代国学其实是中国受东学（包括日本的国学）、西学（包括西人之东方学和汉学）影响的中学。就社会背景而论，讲国学是为了因应东学、西学的冲击。就学问形式笼统而言，所谓相对于西学指中学，相对于旧学指新学，往往就是对着东学、西学讲中学，既有与之对应者，也有与之反向者，所以国学也包括佛学和四裔之学，也就是傅斯年等人所谓的虏学。
不过，近代国学的讲法固然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其共同性则是或有分科，而并不囿于专门，试图找回中国固有学问的形态和理路。这与今日言国学者，其实是在模糊概念的共同名义下各以专家讲专门之学大不相同。将专门拼凑起来以为国学，犹如用若干小师分授以图培育大师，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欺世盗名，都会误人子弟。恰如民国时钱玄同批评提倡复古读经，说不是经该不该读，而是提倡者配不配读。今日大概很难找到真正会讲能讲所谓国学的学人，也很难找到能学会学所谓国学的学生。除了普通教育阶段读过的教科书外，所学所讲全都是重新调理后的专门分科知识。
近代讲国学者大都程度不同地系统受过中国固有教育，虽然一度附会西学，误以为分科就是科学，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后来还是逐渐意识到未必能以中学对应西式分科之学。所以讲授国学虽有分科，但本人还能贯通各科或多科。可是弟子们往往无力兼修，即使国学院之类的教学机构，培育出来的也多是专门人才，只不过其专门学问较少西式框架的束缚而已。
晚清以来的学人以分科为科学，治学好分门别类，用以自修，则畛域自囿；若用分科眼光看待他人的研究著述，更是本心迷乱，看朱成碧，非但不足以裁量他人，反而自曝其短。尤其是历史研究，即使在讲求分科的近代中国，史学与其他各科的关联及分别，也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今日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而且所有历史事实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就此而论，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问，治史无所谓分科，但凡分科，则难免割裂历史本来的联系。另一方面，历史虽然具有综合性，仍是整个学问体系当中的一门，同时正因为牵涉各科范围，又可以用各种分科的观念来研治历史，形成日益细分化的分门别类史。
鉴于史学与各学科关系的复杂，遂有学人慨叹让历史融化在一切学科之中。实则治史必须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具体问题涉及甚至属于特定的分科范围，而研究的眼光、办法却不能囿于分科的观念知识，否则等于将史事先验地划分为某科的事实，而某科的观念为后来形成，史事并不会按照事后的分科观念发生及演化。滥用后出集合概念认识历史而不自觉其局限，势必无法把握史事的原貌和脉络。有鉴于此，近代具通识眼光者强调治学要点、线、面、体相辅相成。若一味打洞，再深也是限于一点，不及其余，既不知此点在整体中的位置，也不知此点与相关各点的联系。如此，则对于此点很难把握得当。将此一点故意放大则心术有亏，盲目拔高则见识不足，都不能得其所哉。
本科到博士，尚在学习阶段，虽然未经放眼读书，若得良师把关，还能中规中矩。不过，有志于学者，不会以获得学位为人生事业的巅峰，而是作为学术生涯的起步。治学若无高远志向，必定浅尝辄止。早在游学美东之际，陈寅恪鉴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近代留学生又一味追求实用，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尤其是不愿学习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精深博奥的天理人事之学，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曾经断言：
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3]
这番话在当时一心追求富强的国人听来，大感疑惑。可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却不得不服膺其远见卓识。
于是，如何才能提升在学问艺术方面竞逐世界之林的能力，对于国人可谓一大考验，不能不反躬自省，有心向学者更要时时扪心自问。
陈寅恪所说的学术不断趋时与永不过时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究。关于民国时期学术的研判，常有一异相。好尚者所推崇的，大都是文史学人，尤其是研治中国文史之学的学人。而当年文史学人频频抱怨的，恰是当局倾全力扶持实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实用学科不但资源占尽，还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向往科学，以致报考人文学科的选材不易，后继乏人。对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人各有解释：或质疑今人认识有所偏差，忽略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或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性质有别，前者必须筑塔积薪，后来居上，用今日的标准衡量，民国学人的水准不高，且已过时，而后者未必青胜于蓝，对前贤先哲只能高山仰止，难以跨越。两说各有道理，也各执一偏。如果经济学名家断定经济学本质上是说明过往的观点可信，则其贡献不会与GDP 有多少联系，更不可能用GDP 来测量。抱持这样的观念，不过是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们对于经济学的普遍迷信。实际上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关联度远比人们想像的低。而自然科学在欧洲学术发展史上，拥有许多过去却不过时的大家，只是民国学人达不到相关学科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境界高度，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享有时名和地位而已。其贡献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因素。诸如此类的现象，今日未必不会重演，所以不少的似曾相识，还有待时光的检验。
即使在中国文史之学领域，近代以来，由于中西学乾坤颠倒，国人以西为尊为优，除少数高明，所谓道教之真精神与新儒家之旧途径，已成异数。而一味输入新知，则难逃跨文化传通大都误解肤浅的定势。而大势所趋之下，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家，都是照远不照近，照高不照低，能够承接其学问者，惟有并世高人与读书种子。这使得那些借助域外引领时趋者大都有意鼓动青年，以求造成时势风尚。对于近代以来中外学术思想文化关系的种种变相，陈寅恪考古论今，再度预言：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4]
今日看来，其预见性正在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潜心向学者可以引为针砭，以免误入歧途却一往无前。
其实，若以高为准，则近实际上也在其笼罩之下。晚清民国时期那些引领潮流、树立典范的名士，因为成名太早，见识不够，所言难免破绽百出。浅学者既无力察觉，对立面的抨击又新旧缠绕而难以取信，只有通人能够明察秋毫，有所讽喻。享有时名者耳闻目睹，往往暗自修正，并不明说变化的所为何来。而指点迷津的通人大都不愿直言：一则自高身份，不肯指名评点，或旁敲侧击，或隐晦透露；二则所评必是千虑一失，一般读者未必领会，反而看高明者的笑话，以为盛名之下，不过如此；三则被评点者往往亦颇自负，偶有疏失，未必甘心受教，有时还会意气相争。有鉴于此，一般的学术论争，大都外行浅学逞其口快，或旨在博取时名。而高手过招，却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学人失察，将好胜者的口角当成学术焦点，误以为轰动一时的热闹是学术发展的前趋。就此而论，近代学术风气的开创与引领究竟应该如何裁量衡定，还大有讲究。若以众从为准，则引领多数浅学者自然成为主导。只是从者众能够形成风气，却并非学问的指标。
治学取径，有削足适履与量体裁衣之别。谈方法过重履和衣的制式，而忽略体的形态和足的大小，或者说只是从履和衣的角度来看足与体，难免本末倒置。不能量体裁衣，势必削足适履，其结果不断变换衣履，却始终无法合体。所谓与国际对话、瞄准世界学术前沿之类，无非其变相。因为域外学人的看法无论是否高明新奇，仍是后来怎么看的认识，必须用中国的实事进行衡量。量体之尺可以西式，裁出的衣服必须中国。只有熟悉体和足，才不至于被衣履的样式色泽所眩惑以至盲目。
中国历史上受域外影响最大的三时期，魏晋至两宋以及明末清初诸儒的态度均为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只有晚清民国转为以西化为主导准的。这一时期的学人大都经过附会西学的阶段，然后逐渐回归本位。当然也有始终勇往直前者。像陈寅恪那样从头至尾坚持仿效前贤，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的，为数不多。依照时贤的看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越少用外国框框的，价值反而越高，则陈寅恪当在其列，且是有数之人。
史学应以史事为准则，不能以前人研究为判断。在所谓世界眼光的主导下，与国际对话成为时趋。欧美的中国研究，面向中国的实事，却处于本国学术的边缘，必须接受和按照主流的观念方法，才能取得与主流对话的资格。而其主流学术的理论方法及观念架构，并非因缘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成，用于解读中国，往往似是而非。陈寅恪关于文化史研究的批评，颇能切中要害：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旧派失之滞。旧派作“中国文化史”……不过钞钞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二）新派失之诬。新派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5]
欧美的主流学术固然乐见自己的理论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其边缘学科也借由运用这样的观念架构研治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而获得主流学术认可的资格，并且凭借西风弥漫的优势，取得引领各国学术时趋的地位，所牺牲的，恰好是作为检验标准的中国文献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如果欧美的边缘性学术再转手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流弊势将进一步蔓延扩大。既然附会西学越少的成就越大，则今日研治中国史事，应当以事实为基准，检验中外学人的成说，而不宜在与国际对话的基础上立论。
或疑如此做法与后现代类似，实则后现代的所谓解构，只是将有说成无，殊不知错也是一种实事，也要说明其如何从无到有的发生及演化，并且在此过程中，把握原有和应有的大体及渊源流变。
如陈寅恪所说，重在准确的史学常常由细节所决定，因此，史学可以说是一项事实胜于雄辩的学问。史无定法，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上人事均为单体，所以治史不能套用千篇一律的阶段、程序和格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千变万化，呈现出来的过程和状态千差万别，如何才能做到精细准确，显然不能由简单的归纳概括或先立论再找论据并举例说明的方式达到。所谓不嫌琐细，尤其与通行做法异趣。今日治史的普遍症结之一，恰在不善于处理材料，讲清事实，呈现材料及史事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不预设观念架构，既看不懂材料，也不知史事有何意思，或是多用材料则难免堆砌罗列，如同流水账。而使用外来观念架构取舍材料，裁量史事，又会陷入形似而实不同的尴尬，日后学问越是增进越觉得不相凿枘。
1930 年代，钱穆针对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问的风气，强调义理自故实出和非碎无以立通。史事的具体细节相互联系，不仅非碎无以立通，而且谈碎之际就有通与不通之别。不从故实出的义理，或削足适履，或纸上谈兵，或橘逾淮为枳。没有义理连接的故实，相互牴牾，支离破碎，不仅偏窄，而且错乱。要将所有单体的史事安放到适得其所，必须碎与通相辅相成。研究要专而不宜泛，专则窄，容易流于细碎，但专未必就是不通。由碎而通，不仅要注意碎与碎之间存在关联，即便碎本身，得其所哉也是通的体现。否则，高谈阔论，门外文谈，便是泛而非通，实为不通之至。同样，碎也要通，一方面碎为通的部分；另一方面，贯通才能放置细碎得当。具体的专题研究若是孤立片面，非但不通，而且易误。有时甚至越是深入，越加偏颇。
治史不嫌详尽琐细，对于研治近代中国尤为重要。按照时空顺序排列比较材料，是史学的基本功夫，也是长编考异法的主要形态。相对于时下两种流弊无穷的方式，即援引后出外来理论架构的宏观概括以及先立论再找依据的举例说明，尤其具有针对性，善用可以避免宏论的以偏概全和例举的任意取舍。一般以为万言可尽者，能以数十万言详究，而且层层剥笋，环环相扣，多为佳作。当然，字数繁多并不等于深入精细准确。王国维所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能够将数十万言不能尽意的史事以万言表达，且取舍精当，恰到好处，同样是一等一的高手。能够做到这一层，背后仍须有长编考异的贯通功夫，而不能单靠悟性聪明，运气猜测。所谓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正因为近现代史料史事繁杂，虽然选题不难，可是驾驭不易，也最容易煮成夹生饭，无数的成果，反而糟蹋了无数的好题目。
四、为己与自律
近代学人每好标新立异，一则事事欲突过前人，二则总想根本解决。前者难免有意寻隙，后者实为子虚乌有。治学须先因而后创，必须掌握前人已知，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而不会无知无畏。同理，读书须为己而不为人，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意思，仅以德行完善自己，反对将学问视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为断，或许有些局限，但解读为要有创见，多少有违孔子读书为己的初衷和陈寅恪的本意。固然，治学先要读完前人书，吸收既有，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读书少而著述多，为时下学界通病。读书不够，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即以过于狭隘的知识做凿空蹈隙的专题，不仅见木不见林，还会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其二，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以今日出版的加速进行以及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学人坐拥书城的梦想早已成为普遍的现实。只要放眼读书，可做的题目俯拾皆是，材料史事极大繁复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罕有完全不能下手的问题。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踏破铁鞋得来的珍馐美味，或许不过是珍珠翡翠白玉汤。
即使按照读书为己的新解，也应读完书再做学问。这样的取法，今人听来或有故标高的之嫌，不仅压力之大无暇读书，取径之偏也无缘读书。善读者30 岁以后即无书可读，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如果不会执简御繁，势必终生如牛负重。尤其是清代以来，各类文献大幅度扩增，若是以为读不完而干脆放弃放眼读书的努力，一味窄而偏的结果，很可能误而错。以读书为己作为准则，学人应当多读书，不能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为写书而翻书，即不为己而但为人，等于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目的，并据此加以权衡取舍，难免看朱成碧的危险。尽管如今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毕竟没有整体，具体很难把握得当。所谓非碎无以立通，前提还是放眼读书，并非由碎开始。况且放眼读过书才能从常见材料查知真历史，无须竭泽而渔，也能大体不错。
一般讨论历史问题，主要做法有三，即举例、归纳、比较，三者依据大抵相同，均将看起来类似实际上无关（即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或可能有间接关系而尚未证出）之事强牵硬扯到一起。以此为准，20 世纪前半期的史学争鸣，大都是外行说话，而后半期则不少是内行用外行的态度说话。
治史既要与古人梦游神交，又须与今人心意相通。尽管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经过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要想二者兼顾，左右逢源，上下贯通，也是难事。历史错综复杂，不可能整齐划一，凡是太过条理井然的叙述，往往以牺牲史事为代价，任意裁剪调整。而这样的叙述在外行乃至一般同行看来，以为深获吾心，易于引起共鸣。至于曲折繁复的本事再现，反而觉得故作摇曳，不得要领。治学本应好疑，而学人对于自己的知识，却往往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懂时不是努力学习，而是质疑他人是否说清楚。其所谓清楚，自然是以心中之是为尺度，而非以史事为准绳。
读书应当首先读懂全文本意，不可全当翻检史料。学人下笔时，心中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端。心思越是细密繁复（如陈寅恪），或是故弄玄虚（如好小学的太炎门生），则言说的对象越是复杂，言说的内涵越是丰富。阅读此类文献，能够揣摩到那一层，实在考验读者。由于学力不足，读书不细，看不懂他人著述，又好妄加揣度，常常曲解人意，不仅故意挑剔，甚至深文周纳。诸如此类的解读，既不符合文本的纸面意思，距离作者心中所想更加离题万里。有时则明明意思显然，却故意混淆抹杀，非但以狗尾续貂为临门一脚，还自诩佛头着粪是满树新花。
治史每每材料不能完整，而学人因为工具见识不够，时时力有不逮，必须阙疑与藏拙。就客观而论，史料之于本事，无论多么丰富，总是片断，因而总有文献不足征之处，应当留有以待。就主观而论，个人学识再高，总有局限，力所不及，不可勉强出手。不会阙疑和藏拙，势必进退失据。面对今人，或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之感，毕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当阙疑处不能强说，当藏拙处不可炫能，否则自曝其短，适以露丑。高论固然不易，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说外行话，同样难能。欲达此境界，非经放眼读书不可。时下的成名之士，已非昔日饱读诗书的老师宿儒可比，未经系统读书的训练，又好看似无所不知的激扬文字，开口便错，句句绽论，虽然博得无数拥趸，却是贻笑大方。知之为知之的古训，应当成为时下放言无忌的闻人免开尊口的信条戒律。
学术讲究自律，学行重在口碑，而口碑因人而异。或者不免口称敬畏，心生轻慢，但重生前的名利，不顾身后的清誉。学界斯文道丧，势必乱象横生。懒虫与笨伯的抄袭剽窃，容易识破。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或毁尸灭迹，有意回避直接参考的先行研究，反而大加征引各种间接论著，以炫其用功博学，蒙蔽智者，取信浅人；或制造问题，故意曲解抹杀，以前人不屑说不及说不必说为人所不知，标新立异，以为独创；或倒因为果，刻意将材料史事的时空关系错置，制造论据，形成论点。各类手法，往往混用。其人工于心计，善于文辞，谈史论理，貌似广博征引，具体扎实，条理清晰，逻辑严密，非熟悉前人研究、材料以及史事者，往往为其所迷惑。正因为此类行为易于得逞，较抄袭为害更烈。只是前贤无处不在，来者源源不绝，天下人不可尽欺。有心作祟者，得逞于一时之际，也就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之时。
学海无涯，高深莫测，学人治学，惟有高度自律，不可为所欲为。因为学问但凭良知，无法借助其他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监督，学人若无自我约束，即无学术可言。正因为治学全靠自律，学人心中的天平但凡受学术以外的任何因素作用而有所偏倚，便是心术不正，而心术一偏，便已失却治学的资格。如学术评价，或利益牵扯，或学识不够，砝码轻重失衡，天平难免倾斜，无法测量得当，能够不负筛选已经难得。因此，学人必须爱惜羽毛，无心之失尚可改过，有意逾矩不能宽恕，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绝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的自新机会，只能永远退出学界。
学人志向，唯以学问争胜，学问是一辈子而非一阵子的事，著述不能但求博取时名，罔顾传世。或谓分科治学的时代，所出不过侏儒之学。此说或许反映了部分实情。但即使身陷其中，也应努力超越，不争草头王，不以偏门为时趋，不做诸侯封疆，胸怀天下，才是大道正途。如果能够少些权谋的算计，多些学问的冥想，则不仅学界清静几许，没有那么多乌烟瘴气的斯文扫地，有望多出佳作，而且有助于坚守道德底线与社会良知，进而澄清风气，端正人心。有鉴于此，钱穆所说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才能具有绝大义理，经得起绝大考据，确为的论[6]。起步之初即不能洁身自好，后续如何确保不是歪门邪道下坡路？
说明：本文为《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专书的绪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13FZS013）的最终成果。
[1]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262 页。
[2] 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5 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文字有所调整。
[3]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 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101 页。
[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 页。
[5]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146 页。
[6]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 期，1955 年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