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政治学习潮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一连串政治批判兼具理论学习的运动，试图逐步消除林彪集团的负面影响，掌握理论宣传、权威辩诬的制高点。1973年10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国庆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传递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这里就初步蕴含着全民理论学习的模式，确定今后不脱产的特征。
1974年4、5月间，中共中央发出“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相关通知，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全国各地随之召开了群众“批林批孔”大会，动员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力量，主讲人多是工农兵及机关工作人员。
1975年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报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20条，长达五千字，毛泽东很快于2月2日批复同意印发。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占了23条，由此正式拉开了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帷幕。
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最早兴起于1972年的批林整风，成形于1973年的“批林批孔”，火爆于1974、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据1975年7月26日北京市委宣传组报告，目前全市工农理论队伍已发展到25万人，其中工人理论队伍16万人。市委宣传组黄森在同年8月8日还宣称，“现在全市工人业余学校已发展到5600多所，有68万多人参加，农民五七政治学校已在绝大多数生产队中建立起来。青年业余学习小组十万个，近百万人参加。”(见黄森《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针进一步巩固提高工农理论队伍》)
到了1976年1月，市委宣传组统计表明，全市先后办起了10958所业余学校，有241.3万多人参加学习(其中工人业余学校6833所，学员79.5万多人)。此外，还有十万个青年业余学马列小组，经常有百万人参加学习。(见1976年1月19日《北京市几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展成长的若干资料》)全市竟有240多万人参加政治学习，大规模地卷入了理论热潮，很快达到文革期间当局所能预期的人力规模极限。
小厂能作大文章
1975年8月8日，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丁某在市工农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工农群众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积极参加理论战线的斗争，这是历史的一个创举，是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他还指出，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措施。
使用“历史创举”“战略措施”这种政治用语，实际上是中央文件中的框架精神要点，地方党委只是在腔调上不断予以拔高。丁某在讲话中谈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理论本身的难度和理解上的周折：
过去，不少人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全面完整的了解，认识上有片面性。经过这段学习有提高，初步弄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识到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存在着前进到共产主义或倒退到资本主义这样两种可能性。
认识到我们现在还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既要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加以利用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一讲“限制”就想马上取消它，也不可一讲“不可避免”又不对它加以限制。(见讲话提纲)
丁某的讲话文本是市委秀才们起草的，这是70年代党内最为时兴、日渐圆熟的理论腔调，张春桥、姚文元尤其擅长此类写作，语气空泛而生硬，来回名词“拉锯”，只是满足官方的一时急需，缺乏扎实的学理。影响所及，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所写的文章也大都呈现此类空洞文风，由于涉及艰深问题，理解不便，行文更为晦涩、突兀，论及历史性、理论性较强的话题更要装腔作势，摆出“非我莫赢、你错我纠”的斗争姿态。
北京汽车修理公司五厂是一个只有职工829人的小厂，1973年4月就建立起117人的理论队伍，组建了13个研究小组，其中党史组准备用一年时间，立志写一本大部头的中共党史。厂党委王副书记在1975年8月6日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极为高调地表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实现这样广泛深刻的革命，只靠研究机关和少数专业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要想全局，有远见。不怕厂子小，就怕志气短。”
“小厂写大文章”，市委宣传组向市委的报告中屡屡提及汽修五厂的成果。据统计，该厂在几个月时间内，已写了四十多篇专题研究材料，譬如政治经济学小组《正确处理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历史小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所进行的斗争》、哲学小组《领导班子执行什么路线是决定企业性质的根本问题》、中共党史小组《从解放后四次路线斗争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国际形势小组《苏修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等等。
现在再翻阅这些“很受职工欢迎”的文章，味同嚼蜡，价值全无，只是朦胧地视为当年曾经红火过的荒唐无趣的岁月物证，看出那个时代社会语言环境的单调和硬梆梆的特性。对于一般工人而言，像“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之类均是一个个拗口费解的理论难题，本无深意，却硬要从中寻摸出“正确性”。
从马恩原著寻章摘句
《人民日报》公布的33条有关无产阶级专政语录，成了1975年各工厂理论队伍竞相追逐的攻坚目标，每一条语录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梳理，铺张扬厉，蔚为大观。
市电表厂工人理论小组光是编写第17条语录的学习辅导材料，就三上三下地来回折腾。这条语录本身就夹杂着一些难句，如“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等，一开始理论小组为了这几条名词解释就弄得焦头烂额，到班组征求意见，工人师傅就说：光解释几个名词，怎么能讲清一条语录的中心思想?有的师傅问：“我们天天跟货币打交道，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第二次理论小组反复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参考了关于商品与货币的学习材料，搞清了商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瓦解原始公有制的过程。以这个内容向群众宣讲后，众人反映说，对商品、货币的发展史是清楚了，但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什么作用，还不清楚。
第三次，只得仔细研究这条语录的上下文，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弄清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弊病。该理论小组组长陈某在市座谈会上详细介绍这些琐碎的过程，一再对这些语录几层含义的深广、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的宏大感叹万分。
新华印刷厂活版车间理论小组也领取了商品、货币的专题，崔姓组长在市座谈会上讲述了攻关的难度：一开始试着从一本几十万字的货币史和几本丛书中摘出观点，发现观点比较含糊，只讲物不讲人，不讲压迫与剥削的关系，看了半天，也不清楚商品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坚持读马列原著，反复琢磨之后认为，商品和货币不是历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们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见会议记录原稿)
他们又从商品交换入手，从十几本马列原著中摘出只言片语，构织成一条所谓的私有制发展与瓦解的“思索链条”。从今天的学理去判断，当年施加给各个理论小组的智力活动大多不符研讨常规，脱离社会常情，从狭隘、片面的角度去自圆其说，只是单纯迎合了僵化的政策需求。
日益强势的理论队
70年代前期，北京市有文科专业的高校七所，文科教师2100多人，其余理工科院校有政治教师三百多人，再加上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出版单位专业理论工作者二千多人，这都是北京工人理论队伍所要倚靠的外部人力资源。同时，高校也有“走出去”的政治任务，迫切希望与工厂建立挂钩关系。
从快速出成绩的考虑，各高校都愿意同大厂、重点厂、离市区近的厂建立联系，主要集中在机械、仪表、钢铁、汽车等行业。北京汽车制造厂已有14个挂钩单位，第一机床厂在一个月内就接待17个高校要求挂钩。这些大厂不好推却，只能要求市里统一安排。反过来，有的学校一个热门系就和五十多个工厂发生过挂钩关系。
从一些高校上报的材料看，不少教师的理论水平并不为工人理论组成员所看重，时常挑剔出诸多毛病。北大哲学系总支李副书记1975年8月在市里一次座谈会上承认：“在今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拿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讲，往往就讲错了，许多工农同志提出了意见，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有的教师满以为自己读了多少年马列主义的原著，担心工人理论队伍水平低，写不出高标准的材料，就预先拟了一个提纲，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详细规定，然后交给工人照着框框去填写。结果工人师傅认为此举是轻视的行为，严厉批评说：“你们所定的条条框框，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两支队伍隔开了。”
日益强势的工人理论队伍得到官方的支持鼓励，多方表彰，俨然已是主力军的姿态。1974年秋季推广大连红旗造船厂的经验，组织了理论分科研究小组，北京全市一时间高达2400多个，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国际形势、文艺创评等五个学科，标志着当局有着更高的期许目标，彰显工人理论队伍正向学术全面进军的姿态。此阶段，已有个别工人理论辅导员被分派去高等院校和上级机关参加教课和写书，长期回不了工厂。
北京市树起几面标杆性的旗帜，其中北京汽车制造厂以马凤鸣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小组，写出《读封建论》、《盐铁论选评》、《水浒选评》、《论刘邦》等书稿，共计25万字，他们的著书经验马上在全市推广。以老工人金清凯为代表的新华印刷厂国际研究小组，研究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苏修的政治经济危机，编写了两本小册子，在报纸上连载，并在厂内外辅导三十多次，听众近十万人，着力显现了工农研究国际形势的最新水准。
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过后总会有一批积极分子受到重用，譬如市级读毛著先进人物升任市总工会副主任、市公用局工会副主任等职。市机械局共有570多位工人理论小组成员被提拔班组长或工段、车间干部，有的担任厂的领导工作，有4020余名被评为先进职工。在全市范围内，大多数小组成员则是被厂宣传部门、工会、共青团、车间党支部“多头”抓，经常抽去搞突击任务，成为企业政治工作所要仰仗的中坚力量。
工人理论队伍也多少介入了所在单位的人事纠纷，成为权谋斗争的有用工具。譬如市电表厂一位厂长爱办私事，为了把他两个分配在东北建设兵团的女儿弄回北京和安排他弟弟的工作，广拉关系，先后指派19名干部和工人外出活动，给有关单位非法调拨和套购了价值四万四千多元的车床等设备。
据1975年5月统计，全市94个区、县、局级单位大换血，共配备青年干部159人，其中担任副书记33人，副主任77人。京棉三厂工人一位辅导员被破格提拔为西城区委副书记，在区委内部“旗帜鲜明地对某些同志的错误展开原则斗争”，“揭开基层老大难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市委报告语)。市委领导对这种“迎着风险敢挑重担”的工人行事风格予以赞赏，认为这股新鲜血液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战斗指挥部的作用。
工人理论小组发展到鼎盛之时，其张扬无比的渗透力在各单位起着不凡的作用，无处不闪现理论的“威力”。譬如市百货大楼工人小组学习了商品二重性理论之后，同职工一起研究改进服务工作，扩大商品拆整卖零，方便顾客，尽量发挥商品的使用价值。有些售货员懂得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以后，带头把代亲威朋友购买紧张商品的钱退了回去。理论骨干同食品糖果组售货员一起分析，认为卖给熟人杂拌糖时挑挑拣拣，实际上是装进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坏思想。
毛泽东去世之后，政治格局演变剧烈，工人理论队伍起初还承担了批判“四人帮”的任务，但难违时势，不可避免地整体走向衰败，渐次瓦解，到了80年代初，在社会上彻底地失去发言权。让几十万工人参与国家主体话题的研讨，卷入到党内复杂政治生态的诸多方面，这种景象再也无法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