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主要是海军教育与思想启蒙两个范畴，这两个范畴都属于公共领域。因此以往对严复的研究几乎都强调他的公众角色，尤其是翻译工作、改革理念，以及从早期到晚期的思想变迁等课题。然而，严复的译介工作与改革思想，实萌生于具体的情感世界与家庭生活之中，换言之，他的“私情”与“公论”密不可分。近年来严复的“私人性情”，包括他的家庭生活、鸦片烟瘾等也为人所关注，因而使这一位大家所熟知的“翻译大家”展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初次婚姻
严复一生有二妻一妾，共生了五男四女1907年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之中谈到他的家庭状况：“鄙人二妻一妾，前后共生五男……此外尚有四女。”严复的第一位妻子是在1866年初，12岁时所娶的王氏。对于王氏我们所知有限，甚至连名讳也不可考，仅知道她是福州乡下人，不识字。两人显然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婚后不久(1866年夏天)，严复的父亲因从病人身上感染霍乱，不幸过世。此后家道中衰，举家迁回侯官县阳崎(今盖山镇)的祖宅。这样的家庭背景迫使严复放弃科举正途，投考由沈葆桢(1820~1879)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
至1892年王氏在天津因病去世之前，严复和她结为夫妻的时间共有26年，然而在这26年之中，两人曾多次分居异地。从1867年至1871年，严复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读书，其后出海实习6年(1872~1877)，偶尔有时间回家，长子严璩(1874~1942)即约于此时出生严璩字伯玉，曾留学英国，1903~1905年随公使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使法;后任外务部郎中、福建省财政正监理官、盐务署参事，1922~1926年数度出任财政次长。严璩有三女，长女倚云、次女系云、三女幼殇。此一阶段奉母、教子、经理生计的担子，都由王氏承担。1877~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到1879年的夏天才回福州，任教于母校船政学堂。次年，他又应李鸿章(1823~1901)之邀，离开了福州，转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因为举家北迁，所费不赀，严复并未立即携眷北上。
总之，在26年之中，严复与王夫人或聚或离，除了严璩之外，王氏没有为严复生下其他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她不识字的关系，严复和她之间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返。对严复来说，此一婚姻主要是依循中国数千年之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然而“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三者，仍使严复对她有一份很深的情感与怀念。
1892年10月23日(阴历九月初三)，王氏在天津因“慢性消化系统疾病”过世，年仅39岁。严复在王氏过世之后，曾写信给四弟观澜，表达内心的伤痛：二十余日以来，兄无善足述，只有伤心。不但嫂氏生前贤慧，在在可思，而回看自己形骸，十风九雨……嫂在时，与兄系同功一体之人，设有过差，敢于谏戒。自今以往，孤立于上，凡事皆须自己留神，后辈何能劝沮;不料四十之年，一家旧人都尽，此后纵极荣华，而同苦者不能与我同乐，此所以略一思量，不禁放声长号，哽咽无已也。璋儿失恃之后，日夜悲啼，伏棺恸号，令人不忍卒闻。信中充分反映了严复丧偶之痛。王氏过世后，先停棺于“紫竹林杏花村闽粤会馆之义园”，后来才送柩回里。墓地是由长子严璩亲自选择、督建的父母合葬之地，始建于1910年，至1912年方完工。严复并亲自书写了“清侯官严几道先生寿域”之墓碑，以及“惟适之安”四字于墓室前的围屏之上，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栖身之所。
纳江莺娘为妾：染鸦片瘾
1892年，严复38岁，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已任职十余年，这一年王夫人过世。严复娶了一个福州乡下的女子江莺娘为妾，此时莺娘仅13岁，比严复年轻25岁。江莺娘为严复生下二子(1893年生瓛，1900年早殇;1897年生琥，字叔夏，乳名普贤)严复的次子于1900年义和团之变，从天津逃往上海的路上染疾过世，严复为之悲痛。
严复纳妾之时正是他一生之中很不得意的时期，如他所述“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1895年1月15日，与四弟观澜书)。一方面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得不到李鸿章的重用，同僚之中又有非常严重的南北派系之争。另一方面他为了进入正统的士绅阶层，捐了一个监生，在1885、1888、1889、1893年四度参加乡试，不幸都没有考上，严复后来对八股文的批评植根于此。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挫折，严复于1880年代开始吸食鸦片。根据何纫兰所述，严复是在同事、亲家吕秋樵(君止)家中染上烟瘾。同时在1895年前后，严复也考虑“舍北就南”，转投到张之洞的麾下。后来因为严复发表《辟韩》一文，张之洞“见之大怒”而未果。
从1892年至1900年，在严复迎娶第三位夫人朱明丽之前(详下文)，莺娘似乎都陪侍在侧，然而两人关系并不融洽。根据严复的表述，莺娘不识字，个性内向寡言，脾气欠佳。“江姨向极寡言，既不出门，又不能看书”;“姨太心性，我岂不知?意孤心傲，就劝他亦不受的。其对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其性质，本极寡情，又脾气极其傲亢”。这样的个性似乎与严复不甚匹配。从严复的长辈郭嵩焘(1818~1891)的记载可知，严复虽然才气纵横，但“气性太涉狂易”;继郭出任驻英法的公使曾纪泽(1839~1890)也认为严复骄傲自负，有“狂傲矜张之气”。严复的好友夏曾佑的批评最为直接，他说海军学堂内“侯官之于中西各教习，均以奴辈蓄之也”。严复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与同事相处不洽，显然与其狂傲的个性有密切的关系。以严复的个性来说，他所期望的理想伴侣的“性情”须是活泼外向、“能言会笑”之人，“方不寂寞”，莺娘的个性似乎并不十分符合他的要求。
很可惜我们完全没有史料记录江莺娘对此段婚姻的感受，只能看到严复主观的描写。根据严复在1910年时的说法，“自渠十五岁到我家，于今十又八年……在阳崎、在天津，那一天我不受他一二回冲撞。起先尚与他计较，至后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说罢了……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由此可见两人相处并不愉快，这不但与两人孤傲的个性有关，或许也与此一阶段严复在外饱受各种挫折，在家中又得不到欢乐不无关系。当然严复吸食鸦片或许也是因为希望借此纾解在事业与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痛苦。
续弦朱明丽：莺娘嫉妒
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在义和团事件之中为外人炮火摧毁，48岁的严复在仓皇之中逃到上海。在此他遇到他的第三任夫人朱明丽(死于1941年)，两人并于四月成亲。朱夫人的父亲为朱畇青，朱家的背景因史料缺乏，不甚清楚。只能确定她家住上海、识字，是一个在城市中长大，又受过教育的女子。然而明丽文字方面的功夫并不十分纯熟，写信偶有别字。婚后严家之中大小事情都由她来管理，分隔两地时，严复与她三五天即通一封信，由此可见两人之间感情深厚。她为严复生了二子、三女。
严复与朱夫人之婚姻很可能是他与莺娘之间关系不睦，加上两人教育水平上的差异，造成心灵上难以沟通的结果。根据黄遵宪(1848~1905)的说法，严复与朱明丽因《天演论》而结下姻缘。黄遵宪与严复之订交是在戊戌之前，1902年黄遵宪在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之中很仔细地说到此一传闻：
别三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嗣闻公在申江，因大作而得一好姻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团拳难作，深为公隐忧，及闻公脱险南下，且忻且慰，然又未知踪迹之所在，末由敬候起居，怅怅而已。
如果此一传闻属实，那么朱明丽或许是因为读过严译《天演论》，对严复心生仰慕之情，因而决定嫁给严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现存严复与朱明丽的通信之中，却没有看到两人讨论学问，“绛纱坐帐谈名理”似乎只是外人的想象罢了。
朱明丽的进门给严复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个变量。结婚已8年的江夫人对此事颇为不满。严复在写给明丽的信中曾说：“至汝来后，[江姨]更是一肚皮牢骚愤懑，一点便着，吾暗中实不知受了多少闲气。此总是前生业债，无可如何，只得眼泪往肚里流罢了。”严复与莺娘不合的另一个侧面的证据是明丽进门之后，莺娘没有再为严复生孩子，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显然不多。因此，为了避免家庭纠纷，严复总是劝明丽要与莺娘和好，“卿与莺娘须格外和好，互相保重”。
或许是为了维系家中妻妾的和睦，再加上财务方面的考虑，从1901年至1910年，严复在天津、安庆与北京等地任职之时，将明丽留在上海，仅带莺娘同往。由于空间的分隔，莺娘嫉妒之心似乎稍减，也全心全意地伺候严复的饮食起居。在这方面有几条史料：1909年秋严复在北京任职于学部编订名词馆，责任颇重，而身体欠佳，咳喘、失眠时时发作，“睡时需人捶腿”，此时“江姨太伏伺异常勤慎，然而亦劳苦矣”，“姨太伺候小心足矣”、“姨太在此甚佳”等。严复又请明丽去上海张园的陈列所购买“姨太房中脚炉一个，一一装好。便托李质斋带京”。
明丽在上海不但要照顾家庭子女，还要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黄包车行(曾多达30余辆车)，十分忙碌。然而严复对她的角色期望仍是颇为传统的，希望她尽一个做太太的“天职”，管束子女佣仆，少出门、多学习家常烹饪：“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男女佣仆认真管束，我不在家，大门似可不必常开，至滋失慎”;“居家无事，可以随时买些小菜，同璆儿等学习家常烹饪，此本是妇女孩们分内的事，他日持家，可省无穷气恼”。
与莺娘离异：“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
1909年冬天，严复在北京任职于学部编订名词馆(详见第四章)，他的妻与妾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这次是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只寄西洋参给莺娘的孩子，而不给她的孩子。严复写信给明丽说明人参是海军提督萨镇冰(1859~1952)送的，由莺娘寄回上海，他本身并无偏袒之意。他希望明丽以“公心”治家，在妻妾争执之中，严复感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
前次带沪之西洋参，非在京买得，乃鼎铭所送，姨太说细宝必食此物，故听其寄归。我不知毛头亦食此物，今果食之，可向其分用，个个都是我儿女，妇人浅度量，必分彼此，此最不道德讨厌之事。汝为太太，切须做出榜样，以公心示人，而后乃可责备别人也。至于姨太心性，我岂不知?意孤心傲，就劝他亦不受的。其对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然亦汝从前于儿女中不善调处之故，至其有以借口也。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
此外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等方面，莺娘与明丽也时有冲突。
1910年莺娘突然精神病发，延宕数月，严复与莺娘之间的夫妻关系因此而告终结。严复写道：农历二月，莺娘“不知因何受过惊恐，当时目神甚直，情思昏迷”，请医生看过之后，略为痊愈。三月初七(1910年4月16日)，再度发病，请西医诊治无效。严复安慰她，甚至答应莺娘“病愈回闽建设克神大醮”。然而莺娘病状却不见起色，“忽明忽眛，或闭目独坐，或无故自笑，或长吁短叹”，而且吵着要去烟台找她的弟弟，带她回福州。在这段时间里，严复与莺娘数次“大相冲突”，让他觉得“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他向明丽分析莺娘得病各种可能的原因，也述说自己心中的痛苦：
此人性质甚似其母……此间京寓本极清静，除两人外余皆是下人……江姨向极寡言，既不出门，又不能看书，针黹近亦厌弃，写字亦有倦时，则除却些须家计及伺候老爷卧起、自己梳洗之外，几无一事，只是闷坐卧床而已。度日如此，亦自难堪!
总之，在严复一生之中，他与第二位夫人的关系是以分居收场，1910年6月9日江夫人离开北京，
前往福建。而第三位夫人则是他生活上、情感上的重要支柱。
忘年之交吕碧城与何纫兰
除了妻妾之外，严复一生还接触到许多其他的女子。在他的日记之中，有几处证据显示严复曾召妓冶游。1908年8月31日的日记中，他记下几位妓女的名字：“孟双宝、小金子、三福、翠升、得福”;10月11日“到全乐班，叫素云”;10月14日“下午到全乐班，方仪廷请。又到翠升班”。此外在他的诗词之中，也时有与女士们的应答。例如有一首“如梦令”，其下注明“答某女士”，内容是“赠我琼瑶一纸，记说暮山凝紫。何许最关情?云裂夕阳千里。罗绮罗绮，中有清才如此”，其中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严复最亲近的一位异性朋友无疑是他的学生吕碧城(1883~1943);此外他妹妹的女儿何纫兰，因母亲早逝，从小在舅舅家长大，也深得严复的喜爱，两人常常通信。吕碧城生于1883年，比严复小近30岁。其父吕凤岐(1837~1895)，光绪三年进士，累官至山西学政。碧城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12岁丧父之后，至塘沽依舅父严朗轩。碧城十五六岁即才华出众，善书法、绘画，长于诗词。1903年赴天津求学，结识《大公报》创办人英华(字敛之，1875~1926)，深受赏识，受聘为助理编辑，在天津名震一时。
严吕两人最密切的来往是在1908年，吕碧城在天津随严复学习名学(逻辑)，并促使严复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初译名为《名学启蒙》)一书译为中文。严复在该书序文中提到此事：“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严复并“为书‘明因读本’四字于课卷”，吕碧城为了感激严复，遂以“明因”为字。
除了翻译、讲解《名学浅说》之外，还有几件事情显示严复与吕碧城之间密切的关系。第一，严复很欣赏吕碧城，因而介绍甥女何纫兰和碧城相识，甚至代替甥女致书碧城。第二，碧城有意去美国游学，托严复向学部疏通，而严复因其“一字英文不识”，爱莫能助。第三，严复很关心碧城的婚事。1909年6月13日的日记中，严复写道：“下午，吕碧城来视，谈极久。此儿不嫁，恐不寿也。” 1909年秋天，严复在写给朱夫人的信中又透露，当时的驻日公使胡惟德因断弦，有意要娶吕碧城，却遭婉拒。男女交往到关心对方婚事，不可谓不亲密。碧城后来皈依佛门，终身未嫁，活到61岁。第四，1908年严复曾与吕碧城以诗相应和。
严复与吕碧城之间固然为师生之情，然而从上文“早觅佳对”、“立志不嫁以终其身”等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以及两人在思想上的亲近，似乎透露彼此均对另一方有爱慕之意。唯两人或许恪于师生礼法，未敢逾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一直存在公、私、情、礼之交战。吕碧城终身未嫁部分应缘于此。
“既批评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反对激烈反传统的革命理念”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严复是一个引介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他早年译介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逻辑学等，呼吁求新求变，对思想界、政治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后期他又特别强调将西方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优越面结合在一起，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严复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无疑是沟通中西文化而为中国寻找一个合理的出路。
严复沟通中西的志业，尤其是他引进西方却又不忘情传统的思想特质与他的生活情境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一直是非常传统的，其中“礼”的成分或许要超过“情”。他希望他的太太尽一个做太太的“天职”，少出门、多顾家;希望他的妾室为他捏腿、捶背，凡事受他调度;也希望他的儿女完全依照他的意思来择偶。严复返国之后，官场失意、考试受挫，加上家庭生活不睦，使他染上鸦片烟瘾，后来又因为生理的病痛，持续吸食鸦片长达30余年。这些经验使他认识到要改革中国当时所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尤其是早婚、鸦片、八股文等对国人身体与思想上的禁锢，也深刻体认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严复提倡禁绝鸦片以强国强种，自己却身陷烟瘾无法自拔，为此一落差的最佳例证。在与何纫兰、吕碧城的接触过程中，他又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他的性格、生活经验，以及对“国情”的考虑，他从不提倡一夫一妻，也一直反对婚姻自由，对于儒家所强调的伦理道德，如恕道、忠孝、节义，“女必贞，男必勇”等则坚守不移。他与女学生吕碧城的交往，虽萌生爱慕之意，但仍是谨守礼法，毫不逾矩。
在严复贯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之中，因为新旧交杂，因而出现了许多看似矛盾却又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行为与理念。他以“古文”来“开民智”;他批评鸦片吸食，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等新的价值，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他鼓吹科学，又相信命定、占卜、果报、鬼神等。这些事情一方面显示严复内心矛盾、彷徨，但是另一方面也使他走出一条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既批评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反对激烈反传统的革命理念。遗憾的是，他在世时(特别是晚年)备受他人批评，在百年之后他的理念才得到人们较普遍的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