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后，雪珥的新书《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以广东商人刘学询为线索，梳理晚清时期政商犬牙交错又互相缠斗的关系。其中，他与康有为、孙文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
1893年，当康有为以36岁之高龄第七次提考篮走进考场，长他三岁的刘学询早已将广东文坛“四大金刚之一”的美誉抛诸脑后，承包广东博彩业“闱姓”公司，并大获其益，黑、白、红三道通吃。
两年后，在工部任小“主事”的康有为以一位监察御史的名义，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理由之一，谭收受刘学询巨额贿赂。
雪珥认为，刘学询、康有为、孙文构成复杂的三角关系，恩怨情仇仿佛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写照，不时扯动着中国的政经大局。三人之中，刘为枢纽。
康有为告状，刘学询两次躺枪
在雪珥的笔下，刘学询为人低调谨慎，轻财好施，有“扫天下”之大志。
早在1892年，刘学询经营博彩业第三年，遇见在澳门行医的26岁的孙文，两人连谈数日，深觉融洽。刘慨然赞助其1000两白银，同时说服自己在澳门的10家店铺，和澳门绅商同时出资，最后共筹得3万余两。
1895年孙文筹划广州暴动时，曾与刘学询密谋。根据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刘学询的记录，孙文说：“余政治识力尚浅，今欲推君为领袖何如?”刘谦说：“领袖弗敢当，以君年少有为，幸毋妄自菲薄。”
虽然刘并不赞同暴动，认为其会诱发港英政府、俄、德、法等国的瓜分动机，但他不反对孙文去劫持“闱姓”即将要上缴的赌款。
而孙文在策划暴动之时，已有人密告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大笑说：“孙文一医生耳，其创办农学会，李少帅且赞助之，虽好狂言，何至遽反耶?”因有刘学询的担保，谭钟麟以谣言视之。但暴动最终由于武器没有到位，以失败告终。
同样在这一年，刚刚考中进士的康有为，弹劾两广总督谭钟麟，刘学询躺枪。
一度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对以谭钟麟为首的地方守旧势力发起的进攻。
但康有为所谓“改革派”的面目，早已被学界拆穿，认为其不过是打着改革旗号希图幸进的投机者。
况且，谭钟麟也并非守旧派，而是典型的地方务实干部。其儿子是“湖湘三公子”之一、民国初年的湖南都督谭延闿。
康有为弹劾的结果是，刘学询被罚100万两银子，被迫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
时隔两年，1898年，康有为又请另外一位御史捉刀代笔弹劾谭钟麟，刘学询再次躺枪。
两人从此交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刘不得不寻求更强势的庇护伞。在其后的几年内，随着两人的意见都能上达天听，矛盾从私怨升级至国家政治的层面。
刘学询受慈禧委派密赴日本
1898年，康有为在向刘学询射出第二发暗箭时，其已一跃成为光绪皇帝迷信的坚定的“改革派”大员。
康有为鼓动光绪帝仿日本维新之法，设制度局、开“懋勤殿”，以架空现行的中央和省部级的行政体制，但最终以流产告终。之后光绪又一次性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被慈禧视作想要夺权的征兆。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问斩菜市口，轰动一时的戊戌政变宣告失败。康有为在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帮助下逃往香港。这位公使在一封私信中回忆康有为，“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
在雪珥看来，“戊戌政变”其实是慈禧太后为了保住光绪的皇帝位子，进而保住自己的太后位子，而抢先发动的一次拯救行动。除了毫无章法的政改被喊停外，慈禧太后顶住压力，维持了其它各个方面的改革。
但康有为在1898年10月6日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采访时，对慈禧太后大肆攻击，夸大帝党与后党的对立，以及自己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他还称已获光绪帝“衣带诏”，临危受命向英国求救，以恢复帝权。康有为的无稽言论传入宫中，引皇室震怒。
此后康有为又持续编造谭嗣同遗书、遗言、咸丰帝的密诏。到美洲后，由其领衔的保皇党在海外宣传的重要主题，即光绪帝仇恨慈禧太后。(出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1899年7月，“赌王”刘学询受慈禧太后钦点，以二品顶戴、大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密访日本。此时刘学询已今非昔比，高层关系绵密，手眼通天。他表面奉命捉拿康、梁，但雪珥认为，赴日刺康消息，是他们故意泄露宣扬，真实目的是为中日结盟。
1899年7月26日，刘学询上午觐见了日本明治天皇。当晚，他秘密会见了流亡日本的孙文。
据刘学询回忆，刘问孙文的革命宗旨为何，孙回答，在兴起中国。刘于是劝孙回国参加“政治革命”，即大清朝正在推行的改革，认为当此形势下，“若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
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续对支回顾录·柏原文太郎》的记载，刘孙二人还探讨了清除康有为。
除掉康有为，于刘学询来说，公私皆有理。对孙文来说，他在海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革命派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开拓更大的空间。
但随着国内势态的发展，刘、孙、康三方竟然出现了联手的机会，虽然刘学询已被康梁列为头号暗杀对象。
孙文最后放弃与李鸿章约定的见面
1900年4月5日，刚从澳门返回的刘学询在广州码头胸部中枪，幸有内衣保护，大难不死。
几能断定，刺客为康梁所派。
不久，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八国联军入侵。孙文致电刘学询，策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独立，成立新的共和国。有“扫天下”之心的刘学询自然当仁不让，牵线搭桥。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章太炎、地方都督张之洞等也表示希望他出面挽救危局。甚至连康有为，也给李鸿章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劝其与保皇派合作，勿抓捕党人，二封劝其平内贼，定外交，以救圣主。但康梁似乎忘了不久前他们刚刚派人刺杀刘学询，也曾一度将李鸿章本人列为暗杀对象。
在雪珥看来，横跨政商两界、黑白红道通吃的刘学询，在此时广东政局中，已是一个关键的支点。
在刘学询斡旋之下，李鸿章邀请孙文回国，以防孙康合流。但孙文在最后一刻，拒绝上李鸿章派来迎接的军舰，而是让人与刘学询谈判，要求贷款10万两。刘爽快应允。
在雪珥查证的史料里，孙文与刘学询谈话的主题，都离不开——银子。
鼓动李鸿章独立，孙文有自己的算计。他同意将独立后的“两广共和国”置于英国保护下;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同意协助平息华南的抗日活动，以此赢得英法日的支持。
但当七十七岁高龄的李鸿章决定甩开各方掣肘，以老病之躯，应朝廷之邀，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时，孙文与康有为第一时间开始在广州谋划起事。
而刘学询并未随李鸿章北上，不久后他住进了自己在杭州西湖的“刘庄”。没有足够的史料表明他为何开始“不问政事”。
刘学询的信大钱庄，也许就是革命的钱包
“刘庄”是刘学询在戊戌政变之后，用每亩200银元，高出市场几倍的价格买下的一座大园子，即今天的“西湖国宾馆”。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1912年3月，“刘庄”却被以主人欠了大清银行的债为由没收。2个月后，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发布了一道总统令，表明与大清银行发生债务纠纷的，是刘学询在上海的“信大钱庄”，并非个人。
而出人意料的是，在1937年，刘学询去世两年之后，上海一本名为《越风》的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谈大刘庄》的文章。作者应刘学询长子之邀，前去刘庄做客，看到了刘学询的大量日记。他在文中表示，刘学询的信大钱庄，也许就是革命的钱包。而信大钱庄与大清银行的纠葛，有可能是为了革命筹款而导致的债务。“信大钱庄因资助革命，与大清、交通两银行发生债务关系，竟闹出交通银行没收刘氏杭粤两地财产的事来，水竹居(刘庄)也一同波及。”
1935年，耄耋之年的刘学询去世。许多的疑团仍未能解。其一生与康有为为敌，而为孙文张目，全力资助直到革命功成，至少能说明他的抱负与眼光。
在《危险关系》一书中，刘学询曾在与伊藤博文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中国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草率浅薄、敷衍塞责，而不是极端守旧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纯粹是打着改革旗帜的夺权者和政治投机者而已。这与百年后的观点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