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夏，安徽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三个年轻人，虚龄二十八岁的吴樾、二十七岁的陈独秀与二十五岁的赵声，正在密议刺杀满清重臣铁良。据赵启騄《赵声革命事迹》，赵声与吴樾一度“互争北上任务”。吴樾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的对话之一，读来当浮三大白。今人也许难以想象，百年前的国人，何以对死亡如此无所畏惧，视捐生喋血为人间快事;与此相应的生死难易之辩，遥远如天方夜谭。
吴樾与赵声之争，古时不乏先例。最著名的一则，当属“程婴杵臼”。杵臼即公孙杵臼，他是晋国官员赵朔的门客，为了保护赵朔的遗腹子免于政敌追杀，他与友人程婴设计，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据《史记·赵世家》，公孙杵臼问道：“立孤与死孰难?”程婴答：“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这段对话，成就了千古流传的《赵氏孤儿》。
后世常以此二人为楷模。戊戌政变爆发，谭嗣同为了说服梁启超逃亡，遂有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月照西乡”，即月照与西乡隆盛，与“程婴杵臼”并不可比。他们感于国运沉沦，一同蹈海，不过西乡隆盛被救活，才显出区别，二人之间，并无荡气回肠的生死难易之辩。此外，谭嗣同之言，出自梁启超所作《谭嗣同传》，有一定杜撰成分。读过谭嗣同《仁学》的朋友自能判断，“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之说，不像谭嗣同的口吻，与其反对君主制的政治思想决然相忤。我以为谭嗣同从容赴死，与光绪皇帝无关，甚至谈不上以流血献祭戊戌变法，也许恰恰相反，他祈望以一死唤醒国人，反思改革之不可行。倘若我的推论成立，结合梁启超后来的言行，可知这二人，同样不能比肩于“程婴杵臼”：程婴与公孙杵臼，无论生死，方向同一，梁启超与谭嗣同则不然，生者已经背叛了死者的遗嘱(《仁学》)。
由此可知生死难易之辩，最大的意义在哪里。死不是为了死，正如生不是为了生，生死之上，还有更崇高的事物，我们可以称之为道义，可以称之为理想，可以称之为信仰，它们高于生命，同时证成了生命的价值。在此，生与死的方向必须一致，死者以其慷慨激昂，见证了生者的坚忍;生者以其忍辱负重，见证了死者的壮烈;假如背道而驰，那么生与死的意义皆被摧毁。
生死既然一体化，难易之分，则不在生死本身。死亡，如与汝偕亡、引刀成一快，需要的是勇气;生存，如日拱一卒、十年磨一剑，需要的是毅力。无论勇气还是毅力，对常人而言，都可望不可即，可遇不可求，一样艰难，不分高下。
按我的理解，生比死更难，除了生者必须承担“立孤”、“艰难缔造”的事业，更在于，死者为生者而死，终归是一死了之，生者为死者而生，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七万人，如《琅琊榜》里的梅长苏，他背负的东西，已经超出了生命的范畴。
生死难易之辩，还隐藏了友情的温度。从“舍一生拚”而言，吴樾已经预料，赴京行刺将是一去不返的必死之旅，为了保全更年轻的赵声，遂以“艰难缔造”相激励，“某为其易，君为其难”，这一比，对方则无由推辞。观摩二人对话，可知什么叫肝胆相照，什么叫义薄云天。其故事之动人，正在于此。
吴樾进京之后，将刺杀对象从铁良换成了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1905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六)，他怀揣自制炸弹，行刺五大臣于北京正阳门车站，虽致载泽、绍英受伤，自己却当场殉节。“大好头颅拚一掷”，求仁得仁，快哉快哉。六年后，赵声因广州起义失败，碧血横飞黄花岗，“既愤此役之挫败，复痛战友之牺牲，抑郁悲伤，一时并集”，以至忧愤成疾，1911年5月18日病逝于香港，终未一睹民国的晨曦。他在死前勉励同志：“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吟杜甫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倘“死难诸友”包括吴樾，此刻赵声的心境一定无比黯淡：其命运同样是“舍一生拚”，而非“艰难缔造”。
吴樾与赵声争辩生死难易，还有一个旁观者，即彼时还叫陈干(乾)生的陈独秀。这三人，互为生死之交，赵声和吴樾相识，“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赵声赠吴樾诗)，正出自陈独秀介绍。吴樾在行刺之前，把《暗杀时代》、《意见书》等文稿托付于张啸岑，嘱咐道：若其死后，万一无法发表，或者交给杨笃生，或者交给陈独秀。后来果然辗转到陈独秀手中，陈氏将其寄往日本东京，最终刊载于《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上。1910年，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1911年春定稿)，第一首便写赵声和吴樾这两位挚友：“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存为丹徒赵伯先，殁为桐城吴孟侠)”只是他不曾想到，一年过后，赵声便成殁者，相从吴樾于地下，残余他一人，继续在世间“艰难缔造”。
2015年9月24日
10月10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