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全球贸易的时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从1760年到1800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10倍以上;在中国与西方贸易总量中，英国占78%。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中，茶叶与英国，鸦片与中国——两种上瘾品与两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诡异地嬗变。
帝国的鸦片
1834年，英国的茶叶消费量已经达到5300万磅，对英国来说，与大清帝国的巨额茶叶贸易完全是靠白银贸易来平衡的。
在白银时代，英国的“三角贸易”是向美洲贩运非洲黑奴，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中国向英国输入茶叶。随着白银时代的结束，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找到了白银的替代物——鸦片。鸦片创造了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仍居于主导地位，“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
早在1773年，英国商人就开始将印度鸦片运往广州。1780年，东印度公司像垄断茶叶一样垄断了鸦片贸易;在10年之内，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鸦片就翻了两番，从1000箱扩大到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主要是运往中国。乾隆时访问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发现，作为一种奢侈消费，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非常普遍——
广州道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声称“外国人用这种卑鄙方式，以污秽不堪之物从中华帝国掠去厚利，而吾同胞竟盲目追逐这一破坏性的恶习，中计而不自知，至死而不醒悟，实乃可憎而又可悲”。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因为鸦片的出现，使英国一印度一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近代国际贸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此以后，中国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还有棉花)。没用多久，鸦片在中国的流通程度就已经赶上了之前白银。
印度的鸦片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但似乎只有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人将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从而迅速在中国上层社会普及。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外来物品，进入中国和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极其相似：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大众消费品;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平民。虽然都是上瘾品，但它们的后果却截然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对现代文明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后，则促使中华帝国更深一步地滑向腐朽与沉迷。
正像当年茶叶在英国的增长一样，19世纪前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量增长了10倍;1839年达到3万多箱，英国占300万英镑总交易额的80%。鸦片远比茶叶更易成瘾，利润更高，而且中国市场也比英国更大，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900%，这比贩奴贸易更加暴利，东印度公司获得极大贸易出超。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的300%征税，此项税收占其财政收入的10%以上。此外，与合法的茶叶贸易不同，所有鸦片几乎都是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东印度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的不安，一则是持续贸易入造成国内白银紧缺，二是鸦片走私造成大量关税损失。
当贸易变成战争
英国想要中国的茶叶，中国却不想要英国的鸦片。金钱战胜了道义，这场贸易争端最后以一场战争结束。中英双方为鸦片而开战，但在《南京条约》对却将鸦片问题付之阙如。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白银外流。茶叶与鸦片贸易的此消彼长，极其准确地体现在白银的变化上：19世纪第一个10年，英国向中国出口983吨白银;而战争后的第一个10年，中国反而向英国出口了366吨白银。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荷马史诗中，一个女人引发了一场战争。在许多所谓的宏大叙述中，伟大的历史常常离不开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这在后人看来，既荒唐又可悲。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这两个位于地球两端的帝国之间，竟因为茶与鸦片——这两个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而发生了改变世界近代史的不幸战争。一个帝国的成功，也意味着另一个帝国的失败。所谓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拨。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
“如同其他成瘾性消费品一样，茶叶和鸦片既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与这两种特殊商品密切相关。”满清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在商战中也同样一败涂地。鸦片进口税率一直比出口茶叶税低。以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例，鸦片进口税为7.3%，茶叶出口税分别为红茶9.9%、绿茶11.55%、砖茶12.45%，茶末更高达27.1~54.2%。
对一个沉疴遍地的天朝来说，鸦片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一方面，可以说清朝因鸦片而亡;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朝又因鸦片而苟延。在19世纪后半期，巨额的鸦片税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支柱。直至清朝灭亡为止，每年的鸦片厘金都在300万两以上，1888年高达656万多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开展的许多“自强”项目，或多或少与鸦片税厘有关，甚至就是靠鸦片税厘来建设的。
天朝末年，鸦片消费几乎已经成为全民行为，从娼妓乞丐到官吏士兵，乃至慈禧太后，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达4000万，将近总人口的1/10。很多人因此陷入困境，“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偿暗室之一灯”。中国以世界25%的人口，消费了全世界鸦片产量的85%。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就在中国合法化了;既然无力阻止鸦片贸易，则不如堂而皇之的征税。咸丰八年(1858年)起开征“洋药税”，每百斤纳银30两;光绪二年(1876年)，进口关税加厘金，每百斤鸦片纳银增至110两。
跟茶叶当年在英国的发展类似，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迅速增加，从1839年的2700吨增长到1879年的6800吨。以1855年上海海关为例，进口货物总值1262万两白银，其中鸦片占72%，价值911万两。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价格也直线下降，鸦片从富人的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对农业中国来说，种鸦片并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鸦片的种植和加工都比茶叶要简单得多，而其利润却比茶叶高得多，且南北皆宜。与进口鸦片相比，国产鸦片增长更快，到光绪初期已经达到14500吨，超过进口鸦片的两倍。19世纪末，印度鸦片基本被挤出中国市场，中国不仅实现了鸦片的自给自足，还开始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鸦片消费也达到茶叶也没有达到过的程度。就全国而言，犹以四川鸦片为盛，四川的罂粟田一度占到全部耕地的2/3，所产鸦片占全国产量的40%，吸食鸦片的人口比例达50%，对一个挣扎在温饱底线上的农业中国来说，鸦片最大的恶果便是饥荒的大规模、高频率地爆发。与此同时，粮食取代鸦片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商品。中国不仅完全进入世界体系，甚至靠世界来养活。
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席卷整个北中国，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直隶(今河北)、山东诸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地区，受到旱灾和饥荒严重影响的人数将近二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者超过1000万人。
茶叶帝国的没落
1793年，马戛尔尼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国时，“总督大人特许我们带走几棵茶树苗。树苗根部裹着一大坨泥。我非常中意这些树苗，将设法把它们带到孟加拉去”。这些从中国带回的茶树未能成活，但茶种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中成功发芽。
1834年，英国将茶叶被列为国家发展计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茶叶委员会。最终，英国的茶叶计划获得了成功，来自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成为世界茶叶贸易的新秀。“在跨越三代人的英国企业的努力下，大片印度的丛林被伐去，面积两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庞大的工业被建立起来，其中3600万英镑的资本投入到788842英亩土地上用于茶叶生产，每年产出了432977916磅的茶，雇佣了近125万人;同时在不列颠境内创造了最可观的、以私人财富或国家税收为形式的利润回馈之源。”
随着茶叶种植在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范围推广，依靠大资本支持的现代茶叶种植园，在产量和品质上都超越中国传统茶叶;再加上先进的机器加工技术，进一步降低了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成本。到1890年，印度茶叶已经占据英国9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将中国茶叶驱逐。这其中，仅通过立顿连锁店就销售了600万磅茶叶。
“漫漫数百年中，微不入眼的茶在诸多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扮演了略带神秘色彩的、匪夷所思的角色。在波士顿倾茶这一独幕剧中，茶只不过是个道具。这一舶来的暴利商品不经意间却成了统治者强加于劳苦大众的苛政、贪婪和不公的象征。英国人失去北美大陆后，印度成为帝国的又一颗宝石。在这里，茶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既是殖民者征服的工具，又是新产业和生计的支撑。”(《茶的世界史》)在英国人的精心策划下，印度茶不仅夺走了中国茶的国际市场，还步步紧逼，试图凭借交通和价格优势，夺取西藏茶叶市场。19世纪中期，英国控制了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然后发起对藏战争。1892年(光绪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璋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忧心忡忡：“川茶全靠藏销，岁收十余万冲饷，而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藏中切身之害。而川茶失此销路，川民失业，不为饿殍，即为盗贼。”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竞争面前，风靡世界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茶叶逐渐成为昨日黄花。另一方面，清政府对茶叶出口征收的沉重关税，也加剧了国际市场的丧失，使茶叶在中国出口商品中的比值迅速跌落;从当年鼎盛时期的80%降到后来的50%，到19世纪最后10年降至不足30%;至20世纪初，更降至10%以下。在这一过程中，茶树已经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从非洲到美洲，茶叶逐渐成为大多数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国家的普通物产。
颇为讽刺的是，中国本是茶叶的产地，印度是鸦片的产地，然而双方后来却发生了大换位，印度成为世界第一茶叶产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鸦片产地。印度茶叶赶走了中国茶叶，中国鸦片赶走了印度鸦片，结果是“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看客和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