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一生有过两次事实上的婚姻，和他同居的女友是一对爱尔兰的姐妹。姐姐名叫玛丽·彭斯，原来是恩格斯家工厂里的一名女工。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受父亲之命，参与工厂的管理，当恩格斯爱上这个爱尔兰女孩时，玛丽刚刚升职，负责操作一架新型的机器。恩格斯希望玛丽放弃做一个女工，但玛丽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孩，或许她对自己的工作正充满兴趣，所以拒绝了恩格斯的提议。后来，恩格斯在萨尔福德郊外给玛丽找了一座小房子，玛丽接受了这座小房子，同时也接受了恩格斯超越阶级的爱情，她和妹妹丽琪住在这座小房子里，恩格斯白天在工厂里上班，晚上和玛丽姐妹在一起。恩格斯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商业活动毫无兴趣，他不想做一个为金钱而活着的资本家，结识马克思后，他立志和马克思一同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但是，金钱是生存的必须，他不但自己要活着，而且要用金钱接济贫困中的战友马克思，所以，他还是留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不情愿地为资产阶级老爸服务。现在，有了无产阶级的女孩抚慰他的情感，满足他的爱情需求，生活似乎不是那么不可忍受了。
恩格斯本来可以在资产阶级惯有的生活轨道上安逸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当年，他曾经和家乡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孩定下婚约，但是，他一生所反抗的恰恰就是这种生活。此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我的妹夫不断劝我，加上父母的压力，我不得不暂时屈服于他们的意愿。我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上班十四天了——我的恋爱事件同时也逼我不得不如此，可是越想越觉得沮丧，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实在太可怕了，巴门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但更可怕的是，要我当布尔乔亚阶级和工厂制造商，去对抗无产阶级。在我老子的工厂工作几天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可怕的感觉，以前竟从未注意到这些……要不是每天还能把一些精力放在写英国的悲惨处境这本书上面，我可能真的要疯掉了，这多少纾解了我的一些怨恨。要是你不去写作的话，要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维持自己的布尔乔亚地位，这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你同时要从事宣扬共产主义真理，又要经营工厂做生意赚钱，这似乎就做不到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恩格斯的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内在冲突，但他后来自己短暂地摆脱了。他和当地一些共产主义者举行劳工阶级会议，发行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不仅引起了父亲的愤怒，加剧了父子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1845年春天，他被迫离开了巴门，不仅摆脱了他所讨厌的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且摆脱了和他订有婚约的女孩。
恩格斯的反叛和当代青年的青春期叛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所叛逆的不仅是他的老爸，而是他所在的布尔乔亚阶级，他觉得只管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生活与他的良知和信仰水火不容，这种内心的冲突和老托尔斯泰晚年的精神危机相类似。他和马克思终其一生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两个世纪过去了，人们进行了种种血与火的实验，悬挂在天际的彩虹渐渐暗淡下来……
但是，纯真的信仰，对善的追求和渴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探索依然是伟大的。
离开巴门之后，恩格斯在欧洲游荡，他参加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亲密交往，观察社会，接触底层百姓，以他诗人般的热情感悟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在法国勃艮第小镇上体会葡萄丰收的喜悦，当地居民把陈年的葡萄酒倒掉，染红了一条街，他和当地的姑娘们躺在草地上吃葡萄，痛饮葡萄酒，有说有笑，过几个小时惬意的流浪汉生活，然后从容上路，走向远方。他还当过兵，参加过四次战役，在七月的花香和子弹的呼啸声中穿越黑森林……这位无产阶级伟大理论家早期的生活充满浪漫和冒险的情调，令我们心神向往。
现在，他带着女友——温婉可人的爱尔兰少女玛丽来到了布鲁塞尔，和他终生的好友马克思会合了。
一个同时代人，名叫史蒂芬·伯恩，是个年轻的印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中曾领导工人阶级暴动，和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一家与恩格斯都有过来往。他说马克思一家“住在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很拮据，甚至可以说很穷。”他对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有极好的印象，他说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像她那样“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那么柔和细致。”但是对于恩格斯和玛丽，则有着另外的看法。当时布鲁塞尔有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同盟”的团体，马克思每个礼拜固定在那里发表演说，演说之后由燕妮朗诵一些诗文助兴。伯恩说有一次恩格斯带着女友玛丽一起出席聚会，马克思一家显出很冷淡的样子，当伯恩走过来跟他们讲话时，马克思“对我眨一下眼，并且微笑了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夫人在那位女士面前必须摆出一副很酷的样子。”伯恩所说的“很酷”，我们可以理解为“轻蔑”。马克思夫妇对恩格斯和玛丽的态度多少令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我们知道，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子爵是一位普鲁士的军官，懂七国语言，热爱莎士比亚，对荷马史诗朗朗上口。他的父亲曾是费迪南公爵的贴身秘书，费迪南公爵曾是伏尔泰的好友，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威斯特华伦子爵的爵位就是由公爵册封的。出身于如此世家的燕妮嫁给马克思后，尽管过着穷困的生活，但在女工出身的玛丽面前“酷”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史蒂芬·伯恩除了赞同燕妮的做法外，同时认为，恩格斯老是带着玛丽·彭斯在工人面前招摇，似乎在提醒他们，工厂主的儿子随时可以糟蹋穷人家的女儿，这显然有失体统。伯恩对此固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但恩格斯断然不会认同他的看法，他爱玛丽，而且终身不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但两个人的友谊维持终生。马克思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始终置身于社会之外，但他又是一个洞悉历史和社会的天才，所以又置身于社会之上。从知性训练和知识背景来看，他没有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但他也同样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敌人，一切贵族、富翁、政客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他一概鄙弃之。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使他养成了特立独行的个性，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威胁和诱惑下屈服，因此孤傲不群，多疑善妒，尖酸刻薄，具有攻击性。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文风上，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恩格斯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他经商、玩乐、运动、懂多种语言，在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和军事学方面皆有造诣，写文章、著书、绘画、做诗、恋爱，样样来得，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政治活动。这样一个全面发展近乎完美的人一生拜服在马克思伟大的天才面前，亦师亦友，任劳任怨，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不仅在金钱上而且在智力上全力成就马克思的伟业，恩格斯的友谊和奉献精神完全超越于世俗利益之上。1850年，马克思一家在伦敦贫苦的生活令恩格斯痛心不已，为了接济马克思，他又回到了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从事资产阶级的“龌龊勾当”，尽管有玛丽·彭斯陪伴在身边，但他仍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此时，他不断地汇钱给马克思帮他度过难关，使他能够安心写作。1851年，《纽约论坛报》邀请马克思写专栏，马克思正埋头自己的经济研究，而且英文不够好，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恩格斯当时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而且他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只有晚上有时间。但是，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他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署上马克思的名字，稿费也由马克思支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也仍然署着马克思的名字。恩格斯为此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很晚。有一次，他答应给英国民权运动写一篇文章，给马克思写信说，专栏文章要顺延一个晚上，马克思回信道：“既然你的时间这么紧，你当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美国那边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绝对延误不得的。”后来，恩格斯就劝马克思用德文写这些文章，然后再由他译成英文，但这个活儿显然更不轻松。后来，马克思的英文磨练得差不多了，终于能够独自承担专栏的写作，但他仍然不时要求恩格斯为他提供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料，以便他的文章写得更好些。1857年，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即使在病中，他仍然无怨无悔地承担马克思为《大美百科全书》写的文章，这些有关军事和武器方面的专门知识，也只有他能够承担。恩格斯重返公司不久，父亲很高兴，为了安抚这个躁动不安的儿子，父亲为他买了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送给他。恩格斯因此喜欢上了骑马运动，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为此感到愧疚不安。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在伦敦那么艰难穷困，我却在此骑马，不过好在这匹马是赊来的。如今，恩格斯病好后，又可以骑马运动了，他兴致勃勃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克思，后者回信说：“我要恭喜你能够再度玩你的马术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断了，你那匹马似乎太野了些。”这是关爱还是诅咒呢?马克思对恩格斯经常用老师和上司的派头说话，1858年，他要求恩格斯为他买一本要用的书之后，致信后者道：“想必你那边应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为我写这篇谈英国在印度的军备状况的文章，礼拜五以前交稿。如果可以，那真要感激不尽，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省掉一个礼拜读那本书的时间了。”1859年，恩格斯自己要写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告诫他说：“要完全摆脱以前写《纽约论坛报》那些文章的写法(除非有某些战事发生，超乎你的小册子的观点，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准备功夫要很周到才行。”另一封信：“寄来的五英镑已经收到，你写的关于战争文章要稍加润色才行，多渲染一些，因为你写的对象是一般报纸，而不是专门性的军事杂志。描述多些，个人化一些，就可以超越《泰晤士报》的一般通讯文章。我自己不来这一套，这会造成我自己风格上的分歧。”或许马克思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来指导和要求恩格斯，而后者也认为这样理所当然。对马克思经济和写作等方面的索求，恩格斯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只有一次，燕妮母亲去世后，留下一百二十英镑，他们花八十英镑买一套新家具，一家人从伦敦的苏荷区迁居到格拉夫顿街，住进了宽敞的好房子，情况似乎大有改观。可是不久恩格斯就接到马克思大叹苦经的信，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文章要缩减，“我现在的处境比过去五年来任何时候都要糟。”恩格斯回信流露出了一些不满的情绪：“你的来信简直像是晴天霹雳，你搬了家，一切安顿就绪，我本来以为情况已经好转了，现在，看样子情况并没那么乐观……二月初我会先寄上五英镑，以后每个月就寄这个数目给你，虽然未来一年仍有大笔债务要料理，不过我还是做得到这个。”1862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一封信中写道：“我如果跟你报告我的开销情况，绝对不是要对你所谓对我进一步的‘压榨’有所抗拒，事实上，我一直希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够互相帮助——这绝对谈不上谁‘压榨’谁，我只是要让你知道，目前要我拿出超过十镑的数目，坦白说，我实在做不到。”在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十一年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克思在通信中不停跟恩格斯抱怨他的艰苦处境，不断跟他要钱，恩格斯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但马克思老觉得不够用，要恩格斯挪用公司的公款来接济他一些，但这显然有背恩格斯的商业道德。尽管如此，两个朋友间的相处基本是融洽的，涉及到金钱方面的小小不快并没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坐立不安，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恩格斯来后，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恩格斯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一家对玛丽·彭斯的冷淡和轻蔑。马克思一家只是偶尔见到玛丽·彭斯，所以，一切都掩饰在礼节性的瞬间过往中， 1867年1月7日晚上，玛丽·彭斯因中风过世，悲痛中的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一张便条，希望得到朋友的慰籍：“我无法对你形容我此刻的感觉，这个可怜的女孩全心全意爱着我……”马克思简短地回了一封信，说：“这个消息相当令人震惊，玛丽的个性那么好，又那么聪明，那么忠心。”如果说，此言是对玛丽遽然去世表示了哀悼，那么紧接着，他就开始抱怨自己手头如何拮据，伦敦贷款的事情没有着落等等，最后，马克思竟然写道：“如果死的不是玛丽，而是我的母亲，她的身体毛病很多，也拖了好长一段时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没有忘记自己的嘲弄本色，
却似乎有些过火：“你看，处在某种压力的情况下，即使是再‘有教养的人’，脑中也会浮现一些奇怪的念头的。”这种“奇怪的念头”展示了马克思内心的情感，与其说他哀悼玛丽，莫如说，他更在乎自己，在恩格斯最需要他情感慰籍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嘲弄和惯常的诉苦来应对玛丽的死亡。马克思在信中根本没提燕妮的哀悼之意，这种过分的冷淡让恩格斯心生不快，应该说，在朋友关系上，恩格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他竭尽所能给马克思以各种无偿的帮助，而且他忠于自己的信仰，否定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用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来对抗资产阶级的人生信条，这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而且，恩格斯非常爱他的女友，由于炽热的爱，他对玛丽·彭斯的姓氏产生了兴趣，认定她是十八世纪苏格兰伟大的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后代。为了给玛丽找到这个光荣智慧的远祖，他多次跑去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寻访，却始终一无所获。如今，玛丽去了，恩格斯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所以，收到马克思的信后，他心中无法释怀。
隔了好几天，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回了信：“亲爱的马克思，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此时哀痛的心情才是，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竟让我久久无法持笔回信给你。我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些俗气的假绅士们，都对我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关心态度，几乎超过了我所预期的样子，而你却非得在这种时刻照样表现出你凡事漠不关心的优越态度不可(请慎思为是)。”接下来，他又不得不谈钱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目前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尽我所能在帮助你度过经济难关，但是你提的的要我为你筹措的那笔大数目，我实在无能为力，望你能够察谅。”他为马克思列出可能弄到那笔钱的三个方式，最后说：“如果都行不通，就只有去找你那位荷兰的舅舅了。”
十天后，马克思回了信，对恩格斯表达了歉意，说寄出那封信后自己也深感后悔和懊恼，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往常一样摆出玩世不恭的姿态。”接下来，他用更多的篇幅大谈自己的悲惨处境，说由于恩格斯的上封信，燕妮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因为他们的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样也好，他可以宣布破产，让两个大一点儿的女儿去当家庭教师，把女仆琳蘅打发掉，他和燕妮带着最小的女儿小杜茜(即艾琳娜)住进贫民救济院。
恩格斯当然不会对马克思的困境坐视不管，他大胆地给马克思开了一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寄给他(他将逐渐自己还这笔钱)，此后二十二天时间内，他对马克思的来信一概不复。这期间马克思的信中除了表达自己的焦虑和歉意外，仍然写些不得当的事情。他对燕妮说，他的所有“资产阶级困扰”，没有一样比燕妮母女们带给他的麻烦更严重(马克思也不缺少家庭困境中某些男人埋怨老婆孩子的惯技)，他的话让燕妮心里很不安，以致家务做得一团糟。在第二封信中，他说自己在十二天里读不下书，也写不下东西，连抽烟都觉得乏味，“我的眼睛不知道感染了什么，老是觉得不对劲，不知是否和头部神经的失调有关……我常想要是变瞎了眼或发疯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最后，他跟恩格斯谈到了曼彻斯特，表现了与朋友的共情想法：“这个地方对你而言恐怕已经变得很寂寞难耐了，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每次经过苏荷(马克思曾居住过的伦敦贫民区)那一带，就觉得很不自在。”
恩格斯最后回信了，他请求马克思原谅他长期以来的静默，在这段日子里，他努力在学习斯拉夫语，想忘掉失去玛丽的沮丧，他暗示自己曾不断寻欢作乐，认为这很有用，他又找回了自己。朋友间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恢复了昔日的亲密友情。他对马克思的态度多了一层幽默的慈悲，1867年的一封信中，他用法文写道：“马克思老爹来了!”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揶揄马克思说，前一年秋天他给人开了一张支票，却不知上面到底填了多少数目。
1863年1-2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了他们一生交往中最阴霾的日子。马克思战胜了自己性格上的缺点，赢得了恩格斯的谅解和同情，他们的友谊雨过天晴。
玛丽·彭斯死了几个月后，恩格斯开始和玛丽的妹妹丽琪住在一起。他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马克思晚年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接受了一个朋友遗赠的八百英镑，恩格斯后来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可以在生活上更多地接济马克思。马克思晚年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1883年，他感染了肺气肿，在这之前，他的妻子燕妮和一个女儿死去了，他也到了弥留之际。3月14日下午，恩格斯去看他，女仆琳蘅一见恩格斯就哭了起来，说马克思咳了很多血，她上楼去看他，发现他坐在书房里，可能是睡着了。马克思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进书房，坐在书桌前。恩格斯听后，走进书房，摸一下马克思的脉搏，听一听他的气息，发现他已经过世了。
恩格斯的第二个同居女友丽琪·彭斯于1878年去世，为了让她高兴，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与她举行了婚礼，从法律的意义上，丽琪成为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丽琪死后，她有一位表妹叫玛丽·艾伦主动住到恩格斯的家里来，帮助料理家务。艾伦是个年轻的女孩，不久和一位富有承包商的儿子发生情感纠纷，在恩格斯的干预下，那个男子娶了艾伦。但此人一无是处，恩格斯曾想帮助他们夫妇创业，结果赔得一塌糊涂。最后，两口子全都住到了恩格斯家，显然是盯住了恩格斯的遗产。但恩格斯对金钱向来不放在心上，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现在家中人口众多，食指浩繁，两只狗，一只猫，三只金丝雀，一只兔子，两只小白猪，十四只鸡，外加一只大公鸡。”他的乐观幽默于斯可见。不久，艾伦生了小孩，恩格斯很喜欢这个小孩，经常和他在一起玩耍。为了扶植这对夫妻做生意，他赔了不少钱。但这对男女根本不上进，只是让他供养而已。马克思夫妇去世后，女仆琳蘅也来到恩格斯家，照顾晚年恩格斯的生活起居。
恩格斯晚年生活似乎很快乐，他住在伦敦一间很普通的房子里，结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因为已经从他厌恶的商业活动中脱身，他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朋友门在一起聚会。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亡友马克思的手稿上，当然，这种工作并不轻松，他有一次对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说，他真想把那些手稿一把火烧掉。但恩格斯忠于他们创立的理论和信仰，忠于朋友的友谊，他还是坚韧地做着这份艰苦的工作。
恩格斯对马克思生前的敌人和对手绝不宽容，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活的象征，得到了工人们的热爱和崇敬，但是，他真诚而谦逊地说，以他的工作来说，他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和爱戴。
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曾到曼彻斯特住过一阵子，她记述了恩格斯辞掉商业活动那天的情景。恩格斯早上出门时大叫：“最后一次了!”傍晚时，“我们站在门口等他回来，远远看到他走过田野……手中的拐杖在空中飞舞着，一路唱着歌走过来，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恩格斯对大半生来所被迫从事的资产阶级的商业经营是多么讨厌和无奈啊，真是“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如今的解脱，真有一种挣脱牢笼，身心解放的快乐。但是，恰恰是他的牺牲和奉献，支持了马克思理论研究，并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十二年，他晚年患了食道癌，不能说话，只能用笔写字来和朋友们交谈。他说，自己正以苦行僧和幽默的功夫来忍受病魔的折磨。他把自己的遗产分成两份，一份给了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另一份留给了丽琪的表妹艾伦(后者一直抗议遗产分配不公，她想多要一些)。恩格斯不忘把两万马克献给工人阶级政党，他给经手的倍倍尔写信要他“好好保管一切，……不要落入普鲁士人手里，当你觉得已经处理妥当时，就好好为自己喝一杯好酒吧，别忘了顺便记上我一笔。”他同时嘱咐处理自己遗体的方式：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他的朋友们把他的骨灰撒入了英格兰的外海。
铅灰色的波涛汹涌澎湃，发出沉重的呼啸和呐喊，把这个温暖而伟大的灵魂带向远方……
2015年6月9日于威海贝舍书屋
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