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1862-1920)是个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他1897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辛亥革命以后又当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生活20年左右。在此期间，他除了向报社发消息写通讯之外，还给自己的上司、同事、朋友写了大量书信。这些书信对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涉猎，同时也记录了他个人的观察与感受。
后来，这些书信分别保存在悉尼米歇尔图书馆、伦敦《泰晤士报》档案室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处。上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骆惠敏将它们汇编成两卷本的《莫理循书信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这些文字材料对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所以该书经刘桂梁等人翻译之后，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取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在这本书中，有几段关于庆亲王奕劻的描述，阅读起来实在是值得玩味。
1911年4月1日，莫理循一封信中写道：“外务部从来没有这么糟糕。从前有一次我发电讯给《泰晤士报》说，庆亲王已经三年不去外务部了。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我的电讯，三天之后，庆亲王竟然到外务部去了。我没听说三年以来他什么时候去过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三年前就得了瘫痪症，说话不大灵便，而他也尽量躲开外务部，也只有在某位公使写信专门请他来时，他才来外务部。接替那桐的是邹嘉来，那是个斜眼的草包，这样的人给我当仆役头目我都不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08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中国官场尸位素餐的现象多么严重!同时也可以发现，包括庆亲王在内的中国官员，对于外国记者的报导还是有些顾忌。
5月19日，莫理循在另一封信中披露了部分王公大臣的财富：“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一千三百万镑。陈璧，邮传部尚书，五百八十五万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一百四十二万五千镑。而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七百一千二万五千镑。最后，许多其他消息透露，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据说由于卖国而每人每年接受之外国礼品，达十五万到三十万镑之多。”(同上，第728页)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怎么可能聚敛这么多财富?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大清王朝即将崩溃。这不仅导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也引发了大批官员的外逃。所以莫理循在10月24日一封信中写道：“财政恐慌就在北京发生了。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同上，第764页)
他还说：“摄政王、庆亲王、那桐和旁人大量提款使政府银行处于困难。庆亲王从大清银行提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直接导致了我在15日电讯中所报导的危机。由于东方汇理银行以为期六月利息七厘向大清银行贷款一百万两，恐慌稍为平息。目前户部正努力从四国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华银行、美国财团、汇丰银行)得到一千二百万两为期一年的贷款。他们准备付八厘或更多些的利息，以皇家敕令作担保。”
几位王公大臣为了提款逃命，居然导致大清银行向外贷款。什么叫富可敌国?也许由此可见其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