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我看2005年可以称为“国学年”，因为发生了好多事情，都是围绕国学展开讨论和争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又如关于废除科举100年纪念和祭孔的争论。最近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 “老板班”和中国国学俱乐部正式开张的消息，看来国学正在热起来。
国学如果真能热起来，应该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它怎么个热法。我担心的是，看目前的一些苗头，它热得有点邪乎。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邪乎着热下去，中国恢复儒家正统，甚至（如有些人希望和努力的那样）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二是目前有点邪乎的热劲持续不长久，目前的“国学热”终成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我们期望国学恢复正常地位的努力严重受挫，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不得不重新摸索，以图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
在我看来，现在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更有甚者，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倡导什么“政治儒学”，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贤人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意识形态儒学和政治儒学的不现实和荒谬一目了然，用不着多费口舌争辩，但其倡导者也是现今为“复兴国学”呼喊最力者之一，这就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如果复兴国学的运动长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的宗旨和内容就是意识形态儒学和政治儒学，它认可那种以教主和精神领袖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它被一种原教旨精神主导，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一些复兴国学的人不但要“立”，而且要“破”，要追究上一世纪国学衰落的原因，但矛头所向不是权力的干预和压制，而是一个世纪前眼光向外学习和对内批判的知识分子，这就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赛先生、德先生”即科学、民主的清算，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论争。这场争论固然有不少好处，可以在思想上、学术上探讨问题、明辨是非，但也遮蔽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因为并不是所有，也不是多数努力恢复国学应有地位，从事文化建设的人都企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攻倒算。
儒学遭到最猛烈批判，孔夫子遭到最大的丑化和人身攻击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当然，在此之前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对儒学的禁锢。但摧残儒学的是政治力量和政治运动，而不是新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学术主张，这点应该不难看清。事实上，在文革以及之前的历次运动中，启蒙传统受到了同样的，甚至更厉害的打击，儒学传统的罪名是“封建主义”，启蒙传统的罪名是“资本主义”。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对象主要是“封建主义”，那么“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对象则是“资本主义”，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反“资本主义”是一浪高过一浪。
我个人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争论下列问题：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解放人还是压抑人？儒学的总体内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积极作用大，还是负面作用大？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是不是五四新派人物和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引起的，这种批判是过头了，还是不够？启蒙是一场灾难，还是中华民族未竟之事业？不过，抱着对当今复兴国学潮流的同情性态度，我对国学热中的学人有如下提议：能不能暂时把上述“大问题”放一放，先集中精力把普及工作、补课工作做好，把基础打好？如果人们对儒学有较多的了解，他们自然能够判断它的价值，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传统应该不应该，过分不过分。如果真是对儒学的价值和生命力笃信不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问题留待人们有了更充分的知识之后让他们自行判断呢，为什么要在知识基础尚不具备的时候急匆匆地把结论端出来要大家接受呢？如果一开始就使问题各持己见，使局面吵作一团，那启不是不利于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文化建设？
坦率地说，我对目前国学热的种种现象中最不满的，就是那种意识形态超过追求和传授知识的倾向，那种大肆鼓噪和炒作的态度。孔老夫子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现在在“热”中推涛作浪的许多人，却只是长于言辞而躲避埋头苦干，他们热中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访谈录，更有甚者，热中于搞什么“会讲”、“峰会”，为种种开张、庆典、祭日办红白喜事。这哪里像儒学弟子，简直是公关人员、推销员或电视节目主持人。
还有些在“国学热”中崭露头角、冲锋陷阵的人，动辄出口伤人，言辞之粗暴完全看不出曾经受过诗书礼义的熏染，与孔夫子“文质彬彬”的教导有一丝关联。比如，人民大学的一位儒生对于发表了批评意见的薛涌和袁伟时发出猛烈攻击，说他们“没心没脑，可悲可怜”、“情商智商低下”，“孰不知自己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薛氏）或分裂症（袁氏）。前者唯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没心没脑，误国误民，乃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目前的“国学热”还露出商业化炒作和牟利的苗头，这也是令人不安的。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其成员多为企业老板，一年的学费为24000元，这就和古代圣贤教导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背道而驰。从成本计算，每月上一次课无论如何不应当是这种天价学费，那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从办学方来说，是在谋取不合理的、惊人的利益，从交费方来说，是用大把银子博得虚名。
至于最近成立，预计明年1月正式授课的“中国国学俱乐部”，则明显是趁国学热火而打劫，搞的是“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俗套。此俱乐部扬言它的学员必须是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开设的是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课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国学班，还是打着国学幌子的赚钱班，盗名窃誉班。它能援引什么国学资源，传授什么国学知识？难道是孔子的教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抑或“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当然，以上说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也许那只是河流表面上的浪花、泡沫，而河流本身拥有的深度和潜在的能量是不能用表面现象来说明和测度的。深入了解之后可以知道，与那种大肆炒作、事业还没有起步就闹得满城风雨的作风相反，更多的人正在从事不事声张、埋头苦干、辛苦耕耘、播撒种子的工作；与那种企图恢复“独尊儒术”局面，让儒学重新担 当“治国齐家平天下”大任的主张相反，更多的国学研究者以冷静、理性、平实的心态对待国学热。
早在10多年前第一轮国学热兴起的时候，国学大师汤用彤之后，同为著名国学研究者的汤一介就提出，要用批评、改造，面向未来的精神对待国学，他说：“如果不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只是抱残守缺，哪怕是把古人非常有意义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想也很难使中国文化复兴，更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对现代作出贡献，搞不好甚至会陷入‘国粹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中。”
12月15日在北大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著名的儒学专家陈来对主张宏扬国学和批判性反思启蒙的学者提出一个睿智、有建设性的建议：应该开出两张清单，明确罗列传统思想文化中不应该赞成的东西，外来文化，西方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中应该赞成的东西；在此之后再来讲传统中的精华，外来文化中的糟粕，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前提，就可以避免许多误解。
我最为欣赏和钦佩的，是一批年轻学生在“一耽学堂”名号下从事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一耽学堂”至今还未能注册和拥有自己的银行帐号，但其成员以义工的方式在中小学、社区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他们自己也组织和坚持晨读，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不求名不求利，百折不挠、契而不舍的精神，他们不事张扬、平实低调的作风，他们面向民间、面向未来的考虑，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中优秀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力行表明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优秀遗产的继承人。
对于后面这样的观点、态度和做法，我不会提出任何质疑、批评，有的只是由衷的敬佩和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