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史是一个伴随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分支学科，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史学批评史的起步阶段。梳理民国时期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轨迹，不仅有助于回望这一学科的来龙去脉，而且能够对学科发展方向作出判断。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史学发展史时，敏锐地指出史学批评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意义。他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形态，是史学建设的重要支撑。蔡尚思最早把“中国史学批评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并有意撰述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20世纪30年代，他计划编纂一部《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其中第六种就是《中国史学批评史料》。这份《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目录梗概见于《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40年)第七章附录《文集中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料简目》。这份简目涵盖了宋元明清时期180余种文集，当时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擘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史学通论类著作的繁盛期。在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1930年)、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1944年)、蒋祖怡的《史学纂要》(1944年)等书中，也可看到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早期踪影。
史学史是史学批评史的母体。1941年出版的魏应麒著《中国史学史》已有专节讨论史学批评，认为“史评之起，当根于古人读史者阙疑辨妄之态度”，表明了研究史学批评起源的基本思路。三年后，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1944年)中，称刘知幾和章学诚“为评史家之圭臬”，而评史与作史“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史学批评的宗旨在于“阐明义例，商榷利病”。这就言明了史学批评的精髓，也赋予史学批评家以崇高的学术地位。
民国史学家论史学，必谈刘知幾和章学诚，进而发现了传统史学的“批评”特质，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史学批评史的轨迹，功不可没。然而，限于各种原因，这些史学家终究未能撰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
四种写法各有优长
史学批评史搜罗、比次有见地的史学批评资料，抽绎其间蕴含的思想，汇聚历代批评家的诉求与声音，其意义不言而明。至于史学批评史的书写模式，以下写法或许值得尝试。
第一种是按照人物来写，所选择的批评家能够代表他所处时代史学批评的水准和特点。这种写法看似简单，但要写好却非易事。
第二种是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来写，书写的单元既可以是批评家，也可以是批评论著，还可以是史学批评思潮。这样写出的史学批评史内容比较丰富，但作者须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和较强的概括能力。
第三种是按照史学批评史上的问题来写。与前两种写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问题意识引领写作思路，不论材料处理还是框架设计，都紧紧围绕问题来考虑。
第四种写法可以称为综合体，把史学批评史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是对社会阶段、文化水平、史学发展的简要综括，为读者作一个背景交待。第二部分“史学批评家传记与精要语录”介绍批评家的生平事迹、师承渊源、学术撰述，重点摘录其评论史学的精粹，必要时略作按语。第三部分“史学批评的批评”是对相关思想的条理化总结与评论。第四部分“史学批评的传播”考察后人对批评家观念的接受及其影响。
走向理论升华
以上四种写法各有优长，也各有困难。不过，无论采用哪种写法，都有一些共性，即必须考虑到中国史学批评的连续性与反思性特点。
连续性是指一些史学批评问题能够持续引发批评家的重视，出现同一主题下经久不息的争论场面，形成历时性的批评，即批评之批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谬)于圣人”。此后，范晔、秦观、沈括、李贽、钱大昕、梁玉绳等纷纷为司马迁鸣不平，由此引起的争鸣长达千余年。此外，像“班马(班固与司马迁)优劣”论、《魏书》“秽史”说等，都在史学批评史中不断引来议论与回响。发现并连缀出这些具有连续性的重大思想交锋，无疑是史学批评史撰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反思性是史学批评的前提，批评家的各种判断，说到底都是深刻反省的结果。盛唐时期，刘知幾反思先秦至唐代的史学，写出了第一部史学批评专书《史通》。清代章学诚反顾前史，针砭时弊，于是有了《文史通义》的问世，为后人留下了史学批评的典范。历史学是一门反思性的科学，史学批评则是对前人反思的再反思。史学批评史的撰述更要突出评论家的反思历程、反思背后的思想观念，即怎样反思、为何反思、反思的得失等。史学批评史既要有史的特点，也要有批评、争鸣、论辩的品格。
史学批评的最初实践多为就人论人、就书评书，但经典的史学批评最终会走向理论的升华。史学批评以批评为手段，却不以批评为归宿，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引领史学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中国史学长盛不衰、不断突破的重要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