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一个可以尽情做梦的时代,青春、理想、激情都可以袒露在阳光之下,没有人会嘲笑你的理想,没有人蔑视你的青春,更不会有人打压你的青春。1918年6月30日,几个年轻人开始筹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这个横跨全国、远到欧洲,拥有南京、成都、上海、巴黎等多个分会的青年社团最富有“五四”的特征,阅读这个会员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在一百二十六个会员中,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已是北大教授,其他会员都是“90”后和“00”后,一群年轻人,大部分是来自北大、复旦、南洋大学、成都高师、金陵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他们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留过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反而是少数。
这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只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的青年,他们各自的政治选择也不相同,有许多人走上不同的政党道路,也有许多人在政治以外的专业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少年中国学会”的诞生和它的分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在青年身上的燃烧,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个性、观念、追求的多元,分化是必然的。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年会之后无疾而终。此时,“五四”大幕已经落下,那个众声喧哗、多元并存、开放包容的时代已被激烈的斗争时代所代替,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着各自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我相信,他们在许多时候都会回望年轻时参加过的“少年中国学会”,回想和咀嚼那个时代的浪漫和梦想,正是那些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青春岁月陶冶了他们,成为一生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有些人很年轻就为自己选择的主义献身了。
“少中”会员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日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肖楚女、毛泽东等参与组织了共产党,成为领袖和骨干。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先加入共产党)等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党发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清一色都是“少中”会员。还有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另外的人包括了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他们的选择同样在这块土地上了留下了痕迹。在这份名单前面,历史将会长久的沉思。
“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是富有魅力的王光祈,1892年出生于四川,在左舜生的记忆里,“光祈这个人的长处甚多:办事负责任而有条理,待朋友充满热情,求知甚切,而表现力也很强,我从没有见过他一篇模糊不清的文字,也从没有见过他一次拖泥带水的行为”。当时,在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中,1893年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并不显得突出。左舜生记得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的情形,他们还摆过一回龙门阵,“觉得他了无异人之处”,“只是土头土脑的一个苦学生”。与光彩照人的王光祈不可同日而语,王只比他大了一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这是王光祈出国留学之际写下的《去国辞》,他没想到这是一次永别离,1936年他在德国谢世。在经历疾风暴雨的岁月荡涤之后,这个名字早已被人遗忘。一个年纪轻轻就深刻影响过时代的人,没有被林林总总的时代潮流裹挟,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是何等不容易。我们不能因为他被遗忘而轻视他的理想和追求,更不能以事后的成败观来评判历史,回到历史,就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没有命定的道路,只有确定的价值,无论到什么时候,后者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年,我先后看到过两本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一本是已故王小龙先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本是陈正茂先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大陆还没有出版),这个学会以及相关的历史值得更深入、详尽的研究,这些会员们在20世纪的选择、命运各不相同,展开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也是波诡云谲的现代史,会员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要远比这个团体的命运来得复杂而丰厚,在他们身上,我们更能够看到更丰富的历史信息,感受到中国社会进程的艰辛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