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姚新勇先生在《开放时代》１９９８年第５、６月号上，发表了《现代性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运动》一文，对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先生的文章《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见《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７年第４期）提出商榷，引起笔者很大兴趣。认真拜读了金文和姚文之后，我觉得姚文与其说是对金文的商榷，倒不如说是对金文的借题发挥。姚文“从现代性话语反思的角度入手，对建国头３０年来反复出现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文化运动进行了宏观的考察”，试图揭示“它们与现代启蒙话语、与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视角固然前卫，但是该文把“延安整风”、“反右运动”和“文革”等“政治文化运动”视为现代性之两面性的外显化表现，并从理论上溯源到启蒙话语的内在缺陷（姚文称之为“启蒙主义‘病理学’”），笔者不敢苟同。以下，我想就有关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姚新勇先生批评指正。
第一个问题：现代性之两面性的概念是什麽？它是如何产生的？
要对“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我们首先要正确地理解现代性及其两面性的有关概念。这是我们立论的根本。如果我们的认识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偏差，那麽其它的论点就无从立足。
姚新勇先生没有正面论述现代性及其两面性的概念，他把精力主要地放在现代性之两面性成因的理论溯源上。从姚文的构思布局看，这种写法原本亦无不可。但是通读姚文全文之后，我觉得姚文对现代性之两面性成因的解释是不正确的，而这种错误的解释恰恰与他对现代性及其两面性概念的错误意会有关。由此可见，这两个问题在理解上的密切的连带关系不容忽视。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此对现代性及其两面性的概念加以认真探讨，明确其内涵和表现。
要对“现代性”做出确切的阐述并非易事。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中外学人围绕这一问题不断地探讨争鸣，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要想把这些看法定于一尊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认为，各派观点在一些基本点上还是存在共识的，这些共识包括：“现代性”是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包含科学的世界观、自由的精神、民主的制度等基本要素。从纵向发展的观点看，“现代性”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体现出时代进步性。
现代性的两面性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它是由现代性自身衍生出来的异化物，它的产生带有非主观性、非功利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现代性的两面性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会产生潜在的或实际的消极作用。具体说来，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例，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人类拓展生存空间、改善生存条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人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自然资源实施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又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构成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近来关于克隆技术的热烈讨论，是人们普遍关注现代科技进步两面性的一个例证。在社会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完善问题上，一方面，建立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法律制度，以“法治”代替“人治”，用现代科层化社会管理体制取代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体现出社会制度的进步，另一方面，伴随着制度精密化、管理科层化和程序复杂化，又极有可能产生现代官僚主义。在人际关系方面，现代性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现代社会使社会公众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使人们的创造力得到空前的发挥，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摆脱世俗观念和人际关系的束缚、充分享受个人生活空间的同时，又不自觉地丧失着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变成精神上的独行侠。所以我们常说：现代人是自由的，但现代人也是孤寂的。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在此不妨再做一个浅显直观的类比。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比做一架功能完备的大机器，人们为着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创造了这架机器，并在而后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完善它，使之高度精密化、自动化。在这个过程中，发明和完善机器为造福人类的主观初衷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为了达到“主体”（人）使用简便的目的，而使“客体”（机器）结构复杂化、程序自动化，也会带来新的潜在问题。因为第一，按照概率论原理，机器结构越复杂、越精密，其所包含的环节和程序越多，发生故障的几率就越大；第二，由于高度的自动化，在发生程序错误的时候，这架机器可能不会象一些简单机器那样立刻停止工作，等待人们修理，而是按照错误的程序保持运转，给人类带来始料不及的祸害。这就是现代性之优越性的悖论。
姚新勇先生对现代性的“反思”言论表明，他显然没有厘清现代性及其两面性的上述内涵和表现，没有意识到现代性之两面性发生过程的非主观性、非功利性和不可预见性。他把现代性之两面性看作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为的结果，然后逆向追溯其动机，用所谓“启蒙主义‘病理学’原理”解释之，其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姚文涉及的历次“政治—文化运动”能否归于现代性的范畴？
姚文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援用“现代规训社会”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历史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对思想、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的“统一”诉求，显然是把“社会动员”、“强化控制”看作现代性的本质表现，把所谓“政治—文化运动”归于现代性的范畴。这个观点值得推敲。
第一，现代社会的确表现出高效率的动员和控制的能力，但动员和控制并不是现代社会的独有特征。任何一种社会都存在动员和控制的问题，也有一些相类似的动员和控制手段，其中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道德伦理约束等等。如果抽去不同社会形态的本质内容，仅从动员和控制的力度强弱这个层面分析，很难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差异。这里，我们不难就姚文列举的例证给出反证：与“大跃进的全民动员”相类似的，有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故事；与“文革时期‘瘟疫式’分割”相类似的，有古代的编户齐民制度；与“倡导雷锋式的个体自觉的齿轮螺丝钉化”相类似的，有古代举孝廉、立忠义牌坊的举措；与“狠斗私字一闪念”相类似的，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等传统训诫；……
因此，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并不在于动员和控制的力度强弱上，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在于“现代国家机构”这样一些社会组织技术手段的创新方面，而是在于在什麽样的政治模式（“人治”还是“法治”）之下、由何种力量（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还是社会公众或民意机关）来实施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强化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什麽。如果说金文的缺点是“拘泥于具体运动的分析，未能让人直接看到两种不同制度的同一目标追求的一致性”，那末我认为姚文则过多地强调了两者在组织技术手段方面和表面追求上的一致性，而忽略了“两种不同制度”的背景和动机的本质差异。
第二，如前所述，“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性质复杂的概念，它具有多个不同的侧面，因而如何衡量“现代性”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标准，其中有的强调定性，有的强调定量，有的强调主观，有的强调客观，有的注重形式，有的注重精神，不一而足。而选择什麽样的标准，往往因人而异。“现代性”的这种不确定性，常常给理论研究带来极大的困扰。
以政治制度为例，如果你说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在理论上恐怕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综观当今世界，号称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实际上又可以分为“实质型民主”和“程序型民主”两类。对这些国家政治“现代性”如何界定，就见仁见智了。我认为，从科学的意义上讲，现代“民主政治”的概念与“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的概念紧密相连，没有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基础，所谓的政治“现代性”只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幻像。
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尤其复杂。政治“现代性”之本质与形式的矛盾，自晚清“新政”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它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得以创立并加强，国家权力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保守的思想观念和“人治”的政治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矛盾现象的形成和长期延续，与近代以来的历任统治者一贯地坚持“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立场有关。综观近一百年的中国政坛，仿佛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野势力中不乏咏颂民权宪政高调者，但只要一上台，无一例外地都要动用一切手段（“传统”的和“现代”的），以个人或特权利益集团的意志去统一社会公众的意志，重返专制独裁的老路，显现出中国历史惯有的周期轮回的特征。如果要说近一百年间中国政治与传统政治有什麽差别的话，那就是除袁世凯以外，没有人再敢公开复辟帝制；同时，新的统治者受到世界潮流的压迫，变得精明圆滑起来，他们学会了一面固守旧的藩篱，一面标榜“现代性”的两面派伎俩，以“程序型民主”欺骗人民和糊弄洋人。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中国政治“现代性”的两面，就不能对“整风”、“鸣放”和“文革”做出正确的定性。总之，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放在现代性范畴加以讨论，我以为是不恰当的。
第三，从对姚文观点的辨析中，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有益的教训，即：当我们试图运用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话语做跨文化研究时，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思想、理论、话语产生的特殊语境及其所包含的特定含义。现代西方的某些理论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这种不适用性不但决定于东西方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且决定于这些理论模式本身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也就是说，即使在我们运用西方理论模式解释西方社会现象时，也必须将这种些理论模式的适用性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能试图以此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我总觉得，用新的思维“反思”中国历史是一回事，用新的话语“硬译”中国历史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两者的界限，不仅会闹出学术笑话，而且会产生理论误导。而这，是最最致命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启蒙话语”在中国已经过时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分三点阐述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们对于新时期的“启蒙话语”确实需要反思。“启蒙话语无力言说历史”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环境的压迫，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从主观方面做一些检讨。不过，我这里所说的主观检讨，不是指对启蒙思想“内在缺陷”的检讨，而是指新时期“启蒙话语”使用者的自我批评。
我认为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无力”，是由于启蒙思想的品质蜕化。我们应该意识到，数十年的对外封闭和强制性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灌输，造成相当一部分新生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残缺和思想意识观念的混杂。因此新时期的“启蒙话语”远不如世纪初的启蒙话语来得纯粹。新时期的“启蒙话语”包含着两种不和谐的音调：一种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思辩的色彩，另一种则表现出更多情感宣泄的成分。前者更接近世纪初启蒙思想的本源，后者则明显地受到当代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不仅包括姚新勇先生所说的西方“冷战话语”的“残余性影响”，而且包括前３０年间学术话语简单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残余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反思“启蒙话语”，纯化“启蒙思想”，避免学术话语的简单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主张放弃“启蒙话语”的观点则是不正确的。
第二，运用什麽话语不是由我们主观的决定的。话语的运用受制于历史发展阶段，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紧密相关。如前所述，我国社会现阶段的现代性还十分稚嫩，至多处在萌芽状态。传统的理念和传统的行为模式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因而努力肃清传统的消极影响，创建各种新的法律制度规范，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树立起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我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我们离不开“启蒙主义”这一思想武器。
第三，“启蒙话语无力言说历史”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启蒙话语”的地位在新时期由“半合法话语”到“非法性话语”的转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８０年代启蒙话语的局限”（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讨论，并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另一方面，更主要地，则表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依然没有跳出周期轮回的怪圈。这种轮回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人治”本质。有鉴于此，我越发深切地感到，继续高扬启蒙主义的旗帜，完成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说句不客气地话，在中国尚远离现代性的今天，我们没有资格讨论现代性的两面性问题。在现阶段生吞活剥西方理论，过早地提出反思启蒙话语和现代性的口号，不仅无助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化事业，而且某些模糊观点还可能被利用，成为反对改革开放、固守传统藩篱的借口。我们应当对这种消极后果做出理性的预见。
［本文曾发表于《开放时代》1999年12月号］，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