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了就算公有制”？
记得1996年，笔者到江浙两省几个县市考察当时进行得热火朝天的乡镇企业“转制”。当时规定承包、租赁等都不算“转制”，所谓转制就是产权改革。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把企业卖给原管理者。如果外国学者他就会说这是再典型不过的“私有化”了。当然，在他们的语汇中“私有化”如果不含褒义，至少也不是贬义词。但我国还是把“私有化”这个名词（而不是这种行为）看成禁忌的。于是产权改革就需要有些语言“包装”。在某县级市，笔者看到一份《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其开宗明义第一条便称：“股份合作企业，是指由二个及以上股东（不含同一家庭的两个自然人）按照协议……建立的经济组织。其性质属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于是，只要老板拉上一两个人让其象征性地“入股”几块钱，那企业就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转制也就没有了“私有化”之嫌。
笔者当时纳闷道：两个人所有的企业就算公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那天底下还有什么样的企业算是“私有”的呢？于是问：如果两夫妇开了个店铺，是否也算“集体所有制企业”？乡企局的干部答曰：不能算。你没看那“两个股东”的规定旁边有个括号注明“不含同一家庭的两个自然人”吗？又问：如果这两口子打架闹离婚了呢？答曰：离婚了？那就算集体所有了吧，……不过现在还有谁那么较真？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真的有那么一家企业主夫妻闹离婚后，企业就成了“公有制”！这真是滑稽：过去人们说“私有制”下人们竞争残酷六亲不认，而公有制则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亲如一家。可现在，真正亲人和睦齐心协力办企业时是“私有制”，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以至于打架闹离婚了，倒把企业打成“公有制”了！
这个真实的幽默当然并无大碍，其实谁都知道上述那个规定只是为了给“转制”找个说法。大家心照不宣，的确没人去较这个真。现在这个市的“乡企转制”早已完成，几乎所有原来的“乡镇村组集体企业”如今都已变成私企。当地的“乡镇企业局”建制都已撤销，也没有人再提那个“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了。
多少人才算是“集体”？
这样的“办法”当然只是为了回避“私有化”的罪名。不过认真想来，即便就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这种回避的需要，两人所有的企业当然就是私有企业。但是五个人的呢？十个、一百个、一万个人的呢？到底要多少人的企业才算是“集体所有制”？
像波音、福特、AT&T这样的股东数万、数十万人的企业，在他们那里也没有谁说是“集体企业”，而我们过去则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大公司都是再典型不过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这就把人弄糊涂了：两人所有的企业是“集体所有制”，而几十万人所有的企业却算是“私有制”？
有人从企业控制权方面解释：西方的大公司虽然股东动辄上万人，但众多小股东无法过问经营，企业实际上控制在极少数大股东及其委托的经理人手里。但是如果说这就可以叫做“私有制”，那么任何稍大一点的企业就都只能是“私有”的了。难道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都参与经营、控制的？就是大一点的“集体企业”，如当今闻名于世的“南街村”，也不是所有“集体成员”都能过问经营、参与控制的吧。再进而究之：尽管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是几乎一切大企业的特征，但是“所有者集体”对其委托之代理人行为的控制能力，上述被认为是“私有制”的大企业还是比我们的“国企”要大一些。尽管如今一些超大型跨国公司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也出现了“类国有”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说，人家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对经理人的控制还是比我们“党管干部”、政工治厂的体制下公众对“公有企业”经理的控制能力要强。因此如果真要以集体所有者对经营的参与程度论“公”“私”，那就不仅我们的国企和西方的公司孰“公”孰“私”有颠倒之虞，而且倒真是只有夫妻店可以算是“集体”的了。
还有人说，股份制属于“私有制”是因为股权是明晰到个人的，而且个人还可以用售出股票的方式“退出”。他们认为，真正的“公有”企业就是那种成员权利不明、“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而且不可退出的经济体。但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而且不可退出的”企业明摆着就是一种不好的状态，讲得极端一点，最符合这种标准的“企业”莫过于奥斯威辛了：它当然不是“私有”的，但它是“公有”的吗？它的确不仅是“人人都有人人没有”，而且绝对无法“退出”——不仅不能带出财产，连命都不许带出来！从意识形态上反对“公有制”的人把“公有”描绘成这么一副“贼船能上不能下”的奥斯威辛模样是不难理解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公有制的拥护者也把“公有制”当成这样的制度，以至于一讲股权明晰到个人他们就斥之为私有化，一讲到可退出他们就认为这是要搞垮“公有制”。但是，至少从字面上看，“人人都没有”怎么能叫“公有”？那不是应该叫做“公没有”吗？而既然“人人都有”，为什么就不能把各自所有的那一份明晰化？既然各自都有一份，为什么就不能拿着那一份“退出”呢？的确，如果不能，又从何证明在这个“公有制”中我确实有一份，并非“人人没有”？马克思把他理想中的公有制形容为“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自由”不包括退出的自由吗？不能“退出”的场所例如监狱，又有何“自由人”可言？
最后一种说法是以分配原则推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所以其成员不应该有资本收益（例如股息），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有资本收益的，所有的股东属于“集体资本家”，因此即便他们人数再多，也属“私有”。但这个说法问题更大：且不说过去的“公有制”实践中到处存在着“干不干都一样”和按身份、按特权分配的因素。也不说理论上市场经济中“劳务”作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是可通约的，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可以互相转化，所以很难定义什么是“按劳”分配——正因为如此，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甚至与“工资”这类与市场相关的范畴都不能相容。而在现实中理论家们为了使两者相容就不得不步步变通，从改革前承认“社会主义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认可了“工资”，直到转向“市场经济”时承认“按要素分配”，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对应。——其实，我们只说从基本逻辑上讲，特定分配原则对应于特定所有制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同一个股份公司，今年的分配方案可能偏向于多给股东分红（即偏向于按资分配），明年因为某种原因可能就少分红乃至根本不分红，而只有工资分配（即近似于“按劳分配”）了，你能因此说它的所有制就改变了吗？
Private:“私有”还是“民有”
所以，按照上述标准是没办法分别什么是“私有”、什么是“集体所有”的。但是问题在于：区分这两者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说穿了，我们之所以一定要区分这两者，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两拨人，一拨人视“公有”为神圣而认为没收私产是天经地义；另一拨人视“私有”为神圣而认为“公产”的流失没什么了不起。对于这两拨人而言，“私有”与“集体所有”的区分自然非同小可。
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并不这么看：这里我又要提到那句老话：世界上只有禁止“私有制”的命令经济国家，从来没有禁止“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实际上，我所见的几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典中都是说保护财产或产权，而不是只保护“私产”的。当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般都把这种立法精神解释为“保护私有财产”。我想那只是因为作为立法主体的国民国家（nationalstate）之自我保护本属不言而喻，需要强调的只是对老百姓的保护。关键在于：所谓“私有”（private）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并不与“集体”（collective）构成反义，而是与“国有”（state）构成相对。Private与state的这种相对的含义也并非是“一”与“多”、“个体”与“集合”的相对，而是“民间”与“官方”的相对。因此所谓“私有（private）”就是“民间（非官方）所有”，而不仅仅指个人所有或自然人所有。而所谓保护private权利，就意味着当官的不能任意侵犯老百姓的各类产权：既不能随意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没收“充公”，也不能把老百姓的共有财产攫入私囊。
所以毫不奇怪，他们所定义的“私有财产”都明确地包括自然人财产与“法人”财产。而所谓的“法人”通常就是许多自然人利益组合成的一个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因此，他们的民法体系中没有“集体所有”的概念，但这决不意味着集体财产不受保护——在他们看来，民间的自由联合体财产就是法人财产，也就是“私有财产”的一种。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通俗的理解，正式法律条文好像没有这么写的）的精神也就包含了这种集体财产的不可侵犯，尤其不可被有权有势者侵犯。当然，根据联合体成员的意志处置这些财产、包括改变产权则是可以的，正如个人财产根据所有者的意志可以被转让、乃至被捐献归公一样。所谓保护产权就是尊重所有者的意志，这个原则对一人独有、两人乃至万人共有的财产都是适用的。股东上万的大公司与夫妻店都如此。——这样也就不会发生上文提到的那个“夫妻店的店主夫妇如果离婚会不会涉及‘所有制性质改变’”的问题了。
“非国有化”不等于“非公有化”
但“国有”就不同了。在现代产权观念中，“国”并非“集体”的放大，而是性质上有别的两个范畴（在法律上就是公法与民法两个范畴）。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股东数量可以超过一些小国国民人数，大公司产值超过小国产值更是毫不足奇的事。但是前者仍然是“私有”的，因为它们的股东哪怕比国民人数还多，也属于“民间的”自由联合。而“国有”经济则是“官办”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全体国民通过纳税（承担公民义务）“投资”组建的“大公司”，但与一般再大的公司也不同的是：国民并非自由进退于国家，纳税这种“投资”也是强制性的，不像购股那样出自本人愿意。
说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在这种产权观念中“私有”与“国有”的区别与其说是“一”与“多”、“个人”与“整体”的区别，不如说就是自由财产与非自由财产的区别。凡是公民的自由财产，无论一人独有的还是万人共有的，都是民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其所有者的意志都必须尊重。一人之产非己所愿而为众人所夺，是谓“侵犯私有财产”；众人之产非众所愿而为一人所占，同样是“侵犯私有财产”。相反地，一人之产出自己愿而捐献公益，众人之产出自众愿而或分或卖，都是产权自由的体现而与“侵犯”无关。所以，那种认为保护私产就意味着可以容忍“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人，和以造成“公产流失”为借口反对保护私产的人，虽然表面上立场相反，实际上错误是相同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无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其所谓“私有化”都是指“非国有化”而言，很少有“非公有化”的说法，更没有如何处置“集体所有制”的规定，甚至根本没有“集体所有制”这一概念。道理很简单：所谓“集体”企业如果是若干公民自愿联合而组成，那它就与通常的股份公司一样已经是“私有企业”了；而如果是官办的强制性“集体”，那它根本就被视同国有或国有的附属形式，对它的改造就属于“非国有化”的范畴——其中也包括把它与官府脱钩，改造成民间的自愿联合体，类似于我们所讲的“政企分开”——当然在他们的概念里这也属于“私有化”了。
产权改革如何公平
同时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之所以要“非国有化”，并不是因为国家这个“集体”太大，以至于超过了什么经济学上的合理规模。而是因为官办企业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强制——强制当然不能一概否定，自由总是要受到“群己权界”的限制的，尤其是民主国家在公益领域实行公权力的干预应当说是天经地义——但是在竞争领域强制泛滥那的确是坏事。所以，只要搞市场经济，“非国有化”就是必要的（至于“化”到什么程度，是否应当在某些不适于充分竞争的领域保留国有成分则另当别论），但是它的实质并非中文所说的“化公为私”（尽管在前述西文语意中它被称为“私有化”），而是取消强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资产转化为“自由的”资产。后者既包括中文所谓的私有资产（自然人财产），也包括自然人与法人自愿联合的各种资产形式。
当然，这种转化必须是公平的。而所谓公平，最关键的还不在于“卖价”高低，而在于“处置众人之产必出自众愿”的原则。当然有人可以质疑说有了这一原则的产权改革也未必都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没有这一原则的产权改革必定不公平——亦即：这一原则或许不是产权改革得以公平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因此，公平的产权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的公共授权、公共监督与公共参与，有具备公信力的“卖方”权力公共委托－代理机制，即民主机制，有相关利益各方的充分博弈和讨价还价。我们要知道：既然这种产权改革的实质是“取消强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资产转化为‘自由的’资产”，那它本身就不能采取“强制配置”手段。既然处置国有资产属于公共事务，“群域要民主”就应当是其基本规则。计划经济国家可以不需要民主（只需要“父爱”），市场经济国家，至少在产权问题上也未必需要民主（只需要公平交易），唯独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转型国家，没有民主是难言公平的产权改革的。而不公平、因而缺少公信力的产权配置，表面上似乎由于配置者乾纲独断而节省了所谓“交易费用”，赢得一时的顺利发展，留下的后患却难以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