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在文章中提出“历史的终结”命题，在1992年出版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对该命题展开详细论述。该书是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最有影响力的尝试。福山在后记里回顾了他的观点如何经受了批评和政治变迁等四个挑战。）
自17年前我的论文“历史的终结？”首次发表以来，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第二版给了我机会重新表述这个命题，回答一些我认为最严肃的批评意见，反思自1989夏天以来世界政治的新发展。
首先让我谈一下“历史的终结”是什么。这个词当然不是我的首创，它来自黑格尔（GWF Hegel），或者来自更熟悉的马克思。黑格尔是第一个历史循环论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是个连贯的，演化的过程。黑格尔认为演化作为人类理性缓慢展开的过程，最终导致人类自由的扩展。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认为生产方式改变人类社会如从猿猴，到狩猎，到农业，到工业。历史的终结因此是现代化理论提出的问题，是询问现代化过程将最终走向哪里？
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20世纪末期间的许多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相信历史会有个尽头，历史发展的过程最终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时代彻底结束。这不是我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我首先指出的最简单的观点是从1989年事件来看这种历史终结不大可能发生。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好像不是指向共产主义，而是指向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
除了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双原则基础上社会之外，好像再也没有需要演进的更高级社会形式。伟大的俄裔法国黑格尔学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非常调皮地说历史在1806年就终结了，那年拿坡仑在耶那-阿尔斯泰特（Jena-Auerstadt）战场打败俄国君主，把法国革命的原理带到了黑格尔的德国角落。此后发生的事情只是回填，因为革命原理已经在世界上变成了普遍承认的原理了。
问题的提出
许多观察家把我和我从前的导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相提并论，他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构》（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世界发展模式。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可能过分夸大了我俩解释世界的观点。比如我赞同他文化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考虑文化价值你是无法取得政治和社会发展的。
但是我们之间有根本的区别。是认为启蒙中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机构是潜在的、普遍性的（如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观点），还是认为这些是局限在某个文化视野内的东西（如后来的哲学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马丁·海德格尔（and Martin Heidegger））。亨廷顿显然相信它们不是普遍性的。他认为我们西方非常熟悉的政治体制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副产品，根本不能在超越这个文化的地方生根发芽。
所以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体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或者仅仅代表了当前居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暂时的成功。
亨廷顿非常正确地指出现代世俗自由民主的历史渊源在于基督教，当然这个观点不是他的首创。黑格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尼采等都指出现代民主是基督教中人的普遍尊严的教义的世俗版本，现在已经被理解为不带宗教色彩的人权政治主张。在我看来，这个历史视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虽然现代自由民主扎根于这个特定的文化土壤，是否就意味着自由民主无法摆脱特别的文化根源的背景，对于生活在非基督教文化的人们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呢？现代技术文明所依赖的科学方法好像因为偶然性的历史原因出现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的某个时刻，建立在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思想之上。但是科学方法一旦创立，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不管你是亚洲人，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都可以使用。
因此，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认定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础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是否具备普遍性的意义。我相信这是对的，历史演化的总的逻辑解释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不断增加。这不是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严格形式，而是一系列推动社会演化的深层力量，告诉我们这个演化过程的尽头比开头有更多的民主。
斗争
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来源最终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科学是积累性的，我们并不定期地忘掉科学发现。而经济世界中正好相反，因为技术构成了经济生产可能性的地平线，而且保证了蒸汽机时代和农耕时代不同，晶体管和电脑时代和煤炭钢铁时代不同。科学发展解放了生产力，并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技术解放、现代市场经济观念的产生。
经济发展满足了人们普遍的渴望，提高了生活水平。在我看来，证据就是简单的人们用脚来投票的方式。每年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成千上万的人想方设法移民到西欧，美国，日本，或者别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看到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为人们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尽管有些卢梭式的理想家想象着生活在狩猎时代或农耕时代比当代的洛杉矶更幸福，但是真正愿意这样生活的人毕竟很少。
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愿望最初并不像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愿望这么普遍。事实上有很多极权国家如当今的中国和新加坡，或者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领导下的智利在经济发展上都非常成功，但是成功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增长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这个现象最初由伟大的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观察到。这种强烈的相关关系有很多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的水平后，就不再是个农业社会了。很可能出现拥有财富的中产阶级，一个复杂的公民社会，高程度的精英和大众教育。所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推动民主参与的程度，因而产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的要求。
现代化过程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文化领域。人人都希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进程。但是在现代化过程的尽头，没有人希望文化同一性。事实上文化认同的问题作为报复要杀回来。亨廷顿是正确的，当他说我们决不会生活在一个文化同一的世界，一个他称为达沃斯人（Davos Man）的全球文化。事实上，我们不希望生活在建立在美国化基础上的全球共同的文化价值。我们要生活在拥有各自共同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其他构成日常生活的共同记忆的特定文化中。
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的生活是这样的，文化或者团体身份不断被确认，重新确认，有时候被凭空捏造。这是一个现代自由主义创造性理论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指导的地方。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都主张自由派多元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对于国家履行的自主选择，但是在现代自由社会里，个人组成文化上的群体，以团体权力对抗国家权力，限制了团体内的个人选择的空间。
这种情况可能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形式出现，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批准魁北克的学生都教发法语，也可能以更严厉的形式出现，如欧洲伊斯兰分子主张伊斯兰教义高于法国或者荷兰法律。国家的选择是把这种自由派多元主义解释为有责任保护个人或者保护团体。如果是保护团体，那么人们愿意容忍的团体对于个人权力的限制有哪些。
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考察不是本文要谈论的问题。自由社会很少是完全严格和死板的，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团体权利，多元文化主义，双语主义或者团体认同的别的形式损害方面，它已经成为美国或别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多数自由社会都明白团体认同（group recognition）破坏宽容和个人权利的基本自由原则。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释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对不同的文化绝对公平，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反映了某些价值观念，必须拒绝非常不自由的某些文化群体的价值。
世俗政治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在基督教历史上，教堂和国家是两个分开的机构，这和伊斯兰教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政教分离从来不是必然的或者彻底的。在中世纪末期，每个欧洲的君主主宰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宗教改革后的教派冲突导致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
现代的世俗政治因而并不是自动的诞生于基督教文化，而是通过痛苦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东西。早期现代自由主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说服人们有必要把宗教对于最终目的的讨论从政治领域中剔除出去。这是西方一直在进行的斗争，我相信伊斯兰世界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
一个误解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历史的终结”首次提出后遭到多方面的攻击。这些批评的大部分基于简单的误解。比如有些人认为我相信某些事情将不再发生。这里我不想讨论这样的批评，因为如果这些批评者阅读了我的书后就可以避免出现误解。
但是我不想澄清的是关于流传广泛的误解认为我是在主张美国式的历史终结，一个学者称为“铃儿响叮当的胜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很多人认为历史的终结就是美国的世界霸权的缩写，不仅在思想和价值领域，而且通过实施美国的权力命令世界按照美国的利益运行。
这真是天大的谬误。任何熟悉科耶夫和他的历史终结理论思想根源的人都明白欧盟比当代美国是这个概念的现实世界的更好的表现。和科耶夫的观点一致，我主张欧洲联盟这个工程实际上为历史终结的时候的最后一个人建造作为家的房子。欧洲人的梦想---多数德国人都这样想---超越国家主权，超越让军事力量成为必要斗争的强权政治，（关于这点，随后详细讨论），美国人则相反，对主权有传统的理解，对他们的军事力量而自豪，喜欢国庆节的爱国游行。
现代的自由民住建立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基本原则基础上。这两者永远关系紧张，平等如果没有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强大干预就不能最大化的实现，如果没有社会不平等的各种恶劣的形式就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自由。因此，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妥协。当代的欧洲人倾向于牺牲自由为代价追求平等，而美国则相反，因为扎根于他们个人历史的原因。这些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原则上的不同。尽管在某些方面我更喜欢美国的方式，但是这更多的是出于实际的观察和个人兴趣，而不是原则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对这个乐观主义的演化情景的许多挑战中下面四个是最让人难以招架的。第一，伊斯兰作为民主的障碍；第二，民主在国际关系上产生的问题；第三是政治的自主性问题；最后是技术发展难以预料的后果。下面我就按顺序逐个来讨论。
尤其是2001年9-11袭击以来，许多人主张现代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和伊斯兰作为宗教之间存在根本的紧张关系。毫无疑问，如果你放眼世界，会发现整体的民主发展模式有个明显的伊斯兰例外，不论是在拉丁美国，欧洲，亚洲，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因此人们说伊斯兰教义中有些东西，比如政教合一，成为民主推广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
在我看来，伊斯兰作为宗教本身不大可能产生问题。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宗教体系都是非常复杂的。基督教从前（不久前）还被用来为奴隶制和等级制度辩护，现在我们把它看作支持现代民主的东西。宗教教义在不同时代的人看来，具有不同的政治解释。在这点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乃一丘之貉。
当今穆斯林文化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千差万别。在穆斯林国家中有些相当成功的民主国家如印度尼西亚，1997年危机后成功从独裁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土耳其自从二战结束后断断续续维持了两党的民主制度，马里，塞内加尔，还有其他国家如印度都有大量穆斯林人口。而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所以伊斯兰作为民主发展的障碍并不是必然的。
阿尔弗莱德·斯杰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亨廷顿所谓的1970到1990年代民主转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趋势中真正的例外实际上不在穆斯林国家，
而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体的因素是什么可以争论，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临的当代挑战无论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还是圣战主义（jihadism ），它们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奥利维埃·罗伊（Olivier Roy）和罗亚·波罗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罗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极端伊斯兰最好被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立者萨义德（Sayid 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组织（al-Qaida）内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伙利用关于国家，革命，和暴力美化的观点，这些根本就不是来自真正的伊斯兰传统，而是来自极端左派或者极端右派的激进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来自20世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些特别危险的主张并没有反映伊斯兰教的任何核心主张，而是利用伊斯兰达到政治目的。它们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的穆斯林中间非常流行，因为在这些社区中存在的深深的疏远和冷漠感。因此极端伊斯兰主义不是某些传统伊斯兰文化习惯的重新复兴，而应该看作现代身份政治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当传统的文化身份被现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坏，造成一个人的内心自我和外在社会实践的分离。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如9-11袭击的组织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杀害荷兰电影制片人梵高(Theo van Gogh)的凶手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在西欧都被激进化了。现代化自开始就创造了异化因而产生反对现代化的力量。在这点上，当今的极端伊斯兰分子是跟随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法西斯主义者，和更早时期的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 gang）成员的后来者。
现在的问题是极端化的和充满敌意的穆斯林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威胁自由民主本身。很明显，现代技术给了他们捷径搞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在早期的恐怖分子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政治伊斯兰到现在为止没有强大的领土基础，伊斯兰掌握政权的国家诸如伊朗，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苏丹等并没有吸引人的经济和社会记录。
伊斯兰追求进步还有其他的解释，以一种方式确保斗争的大部分局限在穆斯林世界之内。作为外来的威胁，它好像远远赶不上共产主义对社会的挑战，因为共产主义不仅是具有全球性的吸引力，而且和强大的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
自由民住未来的更大问题是民主社会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像法国和荷兰这些有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欧洲在融合文化上独特的少数民族方面从总体上看不如美国成功。第二代第三代欧洲穆斯林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表现出了比魁北克或者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更黑暗的身份政治的一面。
恼怒的，未被同化的文化上的少数民族在多数人社区产生的强烈抵制，造成多数退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认同上。阻止这个螺旋最后进入所谓“文明的冲突”就需要政治领导人的克制和正确的判断，这些不是现代化过程本身就自动保证获得的。
民主
我的“历史的终结”假设的第二个重要的批评是关于国际层面的民主问题。当我写自由民主构成最终的政府管理形式时，我是说民主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我没有想象通过国际法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创造一个全球性的民主的可能性。
但是这正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提出的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欧洲和美国的分歧。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化的反对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民主赤字，即跨越国家边界的责任追究制度国际化。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因为在当代全球化体制下美国的规模和影响力足以让它用各种方式影响全世界，但同时不受源自其他地方对美国产生的相反方向的影响。
欧盟工程的部分内容就是超越民族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倾向于相信合法性或者合法行为的来源是主权下的宪政民主（sovereig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欧洲和美国的观念源于各自的历史传统。欧洲人认为主权民族国家是集体自私和民族主义的来源，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欧盟工程就是要用一系列的规范，法律，和组织取代强权政治。美国人则相反，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合法使用暴力的经验津津乐道。
刚开始美国独立战争对抗英国王权，接着通过血腥的内战造成60万人伤亡，消除了奴隶制度，保证了美国的团结，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均被看作道德上的十字军东征，两次把欧洲从两个不同的极权暴政中解放出来。
欧洲人认为超越民族国家规范的需要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没有理由认为主权下的自由民主在处理和别的国家的关系时不会犯下严重滥用权力的行为，甚至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美国的诞生就是伴随着奴隶制的缺陷。多数派认可奴隶制而且写在宪法里。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辩论的时候曾引用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来驳斥奴隶制度。但是尽管超越民族国家的某种形式的民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个工程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上的障碍。成功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真正政治社区的存在，他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组织。共同的文化观念产生信任和润滑剂，或者说公民相互之间的情谊。国际间的民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考虑到涉及到的人民和文化的多样性。美国人对根据政治共识在多样化的社会中寻找集体行动的多数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厌恶和不信任看法部分反映在国际层面上的集体行动的缓慢和低效率。
要解决效率问题就需要权威的代表和果断行动的执行机构。但是世界愿意把这个权威交给谁呢？这个权威在缺乏像民族国家内部权力分配那样的监督制衡机构的情况下如何安全地实行呢？即使欧洲这个基本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地方，对于欧盟工程也有严重的犹豫和争论，事实上一个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肯定严重削弱成员国的主权。
因此，我们不大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越民族国家的阶段，因为合法性是民主权威的根本来源。替换全球政府，我们将满足于全球管理，也就是说部分国际组织推动在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创造国家间某种程度的责任追究制。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既公正又可行的需要建立在不是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全球机构，而是多种国际组织的集合，这些组织根据功能议题，区域，或者具体问题而成立。这样的国际秩序正在成立过程中，但是该领域还有大量建设性的工作要做。
政治权威
“历史的终结”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我所说的政治的自主性。正如上文指出的，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住之间有相关关系，民主制度巩固在人均GDP相对高程度的情况下更容易些。但是问题是如何刚开始推动经济的发展呢？这是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亚，中东，拉丁美洲。
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好的经济政策推动的，还需要国家保证法律和秩序，财产权利，依法治国，政治稳定，这样人们才愿意投资，开发，经商，国际贸易等。比如印度和中国这些年里利用全球化的优势，首先要求拥有一个能干的国家认真创造条件迎接全球化的经济。
中央政权强大的国家不是想当然的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经历的21世纪的政治中的问题是和贫穷国家里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有关。而不是20世纪常见的过分强大的国家政权。20世纪主要是被强大的国家政权支配如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前苏联，它们过于强大。在21世纪，更典型的问题来自索马里，阿富汗，海地，这些地方的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的法律秩序，更谈不上民主制度的创立了。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欧洲面临人口衰落造成的福利国家的巨大危机，和难以承受的权利和规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缺乏保证经济发展的国家政权，因而成为产生众多问题如难民，疾病和恐怖主义的土壤。因此，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议题：发达国家中的政府规模的削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加强。
我们面临的特别挑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在贫穷的国家里建立强大的政治机制。这个难题的部分答案是发展，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从来不能由外来者进行。这个过程必须由了解该社会习惯和传统的内部的成员推动，他们对发展过程拥有长期的责任。外来者只能提供必要的协助。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独立的过程，虽然两者正如前文说的，在某些方面相互影响。
我们需要的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没有提供的，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发展理论。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的，暴力的作用，军事竞争，宗教，更宽泛的观念，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影响等，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展开的更大的理论的内容。亨廷顿在《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帮助破坏了现代化理论的最初版本，通过假设政治衰落的理论，主张衰落就像发展一样是可能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确实存在政治上的衰落，其中的根源需要系统的探索。
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对“历史的终结”假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关于技术的。被技术进步推动的历史进程是否有可能最终被技术进步所吞没。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场景的描述多得数不清。从2001年9-11事件之后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情景就是使用核武器或者生化武器进行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虽然自从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以来核毁灭的阴影一直存在。今天的不同情况是暴力手段的民主化，少数的，不受国家控制的团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的前景是环境方面的。如果全球变暖的某些可怕预言是正确的，改变气候变化的限制使用产生二氧化碳的调整措施恐怕已经太晚了，或者调整过程本身是破坏性这么大以至于杀死下技术金蛋的经济鹅。
技术
第四个挑战是我在书《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2002)中写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生物学上操纵自己的能力，不管是通过控制基因组，或者通过精神药物，或者通过未来的认知神经科学，或者人的寿命的延长等将给我们提供社会改造的新途径，因而产生新形式的政治的可能性。
我选择专门撰写技术未来是因为它的威胁不像核武器或者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那么明显。技术进步的可能的糟糕后果或者非人性化的后果和诸如人们普遍渴望的摆脱疾病或者长寿等紧密相连，因此更难阻止。
对于这些技术未来的任何一个的可能性我都没有什么有用的观点可提供，我不是预言家或者“未来学家”。从以前的经验来看，技术进步已经产生了减弱技术本身产生的消极后果新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说这种情况总会出现。
更宽泛的说，我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观点一直是虚弱的决定论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烈决定论不同。我相信有个笼统的历史趋势朝向自由民主，我认为有些可以预见到的挑战。本文中提出的四个挑战是未来一些年里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虚弱的决定论意味着在面对历史趋势面前，政治家，政治，领导人，和个人选择等都对历史发展的实际后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比如，现代技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必须被社会当作挑战，通过政策和机构来对付。因此，未来真的比经济，技术和社会前提可能显示的更加开放。选民投票决定的政治选择和不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做出的选择将对未来的自由民主的力量和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
吴万伟译。译自：“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by Francis Fukuy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