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间，随着相关专题研究论著、传记资料和回忆录资料的大量涌现，“知识分子”问题成为国内学界一个热点。不过根据笔者的印象，人们在谈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关注较多的似乎还是“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于风政的《改造》一书，将研究论述的重点放在1949—1957年，以知识分子上层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当时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章为基本素材，对“政治学习运动”、电影《武训传》批判、“新红学”批判、胡风案件和“鸣放—反右”运动加以系统连贯的考察，使我们对这些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的反应有了一个概要的认知，填补了相关研究的一项空白。
书中的材料显示：知识分子与中共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中共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无疑对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其次，新政协的召开和第一届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表明中共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它早先关于“联合政府”的承诺。知识分子似乎由此看到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曙光。第三，中共发动的土改运动，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张付诸实施，体现了中共政纲对“公平”、“正义”理想目标的追求。第四，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民性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触动。总之，与传统的农民义军和腐败的国民党相比较，中共干部重理想、有信念、艰苦朴素、精明强干、富于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给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解放前后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共政权的亲近与认同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就此断言知识分子与中共之间没有矛盾与分歧，则是不准确的。双方最初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第二，是学术研究是否带有“阶级性”的问题；第三，是大学教育指导方针中“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问题。后来在“鸣放”高潮中，知识分子又进一步公开提出“民主”与“法治”要求。
从中共方面看，革命胜利以后便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其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心也相应地由“团结”、“利用”转向“限制”、“改造”。而“改造”的具体内涵就是要通过“思想统一”消除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意识，通过“工农化”消除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立社会身份认同。在该书第二至第九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致遵循着以下的发展轨迹：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站错队的“反动知识分子”，然后指向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最后指向具有“异端”倾向的党内外知识分子。如果说早期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后来对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批判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具体说来，所谓“思想改造”是通过以下方式和步骤实现的：第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划线站队，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第二是由中央发布文件，确定各类人物的“过关”比例，逐级搞指标摊派；第三是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其他群众运动紧密联系起来，造成巨大的社会声势；第四是积极鼓励“无知批有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棍子式”的年轻理论家，动辄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第五是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党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技行业的全面渗透相结合，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将知识分子的身家性命、发展前途牢牢操控在各级“组织”手中；第六，在采取上述各项举措后依然无法达成“思想统一”时，便“公开地、大规模地使用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这在胡风案件和“反右”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上述一连串的运动和举措，结果正如作者所言：“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的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
知识分子群体对新权威的臣服是否对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的影响？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该书显示：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近代科技文教事业的基础十分薄弱，社会环境时好时坏，但在20世纪前半叶相对开放与宽松的社会氛围中，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国际声望的专家学者，也涌现出一大批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仿照英美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教学与科研管理比较规范，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技术推广都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经过1952－53年“院系调整”以后），当时已经颇有建树的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遗传学等学科都被冠以“三大敌人遗毒”的罪名遭到取缔。许多优秀文艺作品受到错误批判。另一方面，受到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严重误导，残存下来的一些学科也未能健康发展。那些充斥着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应时文艺作品，因缺乏内在的艺术魅力很难得到社会公众－－包括工农群众－－的普遍认同。总之，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后，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事业并未走上“金光大道”，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与此相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缺乏科学规划和正确指导，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波折以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造成上述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表面看来是与知识分子为敌，实际上它是与知识分子所捍卫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为敌。整个改造运动中唯一明确的目标是树立与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权威。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群体固然可以被有组织的国家暴力所消灭，但谬误终究无法战胜真理，迷信终究无法战胜科学，专制终究无法战胜民主。
基于上述各点内容，笔者认为该书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值得向那些关心当代中国历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读者们推荐。
不过该书也存在着明显的败笔。与前面各章对照起来看，该书第十章中概念含混、逻辑混乱、论证乏力、自相矛盾的毛病显得尤为突出。
比如，作者在书中将知识分子群体消亡的原因归结为：（一）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西化”色彩、（二）知识分子的性格软弱和（三）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大众与生产实践。其论述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令人窒息的陈腐气息，极易对青年读者造成严重误导。
“国情论”是清末以降当政者们拒斥改革的老调。事实上，作者所谓“西化”观念的核心内容是“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法治”。这些价值观念受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并非因为它们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们是“现代”的，它们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与这些价值观念不相兼容的，并非含混笼统的“中国国情”，而是中国传统中的“集权主义”、“教条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这些价值观念在近代中国屡屡遭到批判和拒斥，只能归因于统治者的自私贪婪和广大民众的颟顸愚昧，而不能成为否认其普适性的依据。其次，作者引证曼海姆和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对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软弱表现提出批评。然而他却忽略了曼海姆们相关言说的社会历史语境，也没有更广泛地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他对鲁迅推崇备至，却没有言明鲁迅何以能够通过言论和行动来表现其“人格”与“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也不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对“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将怎样”这一问题的明确答复。至于说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大众与生产实践，显然是受到毛泽东“毛皮论”的影响。这种观点囿于传统小农经济的成见，无视分工协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的时代命题缺乏深刻的理解。
与上述模糊认识相关，作者在探讨“重建知识分子队伍”、“重铸知识分子精神”问题时，还提出了如下观点：“近代中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迫切任务，把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吸引到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军事领域，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现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鄙薄科学技术工作的心态，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是并列的，只有‘为帝王师’或‘为人民师’者，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的人算不得知识分子。这种传统心理必须改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知识界必须把大部分最优秀的力量投入科学技术与经济领域。”他还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依然是最迫切的任务。知识分子只有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才能赢得全社会的尊重。”
笔者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将作者的上述观点与近代以来的“体用之争”相联系，其思想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研究固然有其专业领域分工，但是不论何种科学研究，其外在要求与内在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如果没有开放的意识和科学的态度，不但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健康发展，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也很难取得任何突破。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对杜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对摩尔根学派生物学观点的批判，以及书中没有提到的对马尔萨斯－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对孙冶方经济学观点的批判，对杨献珍哲学观点的批判等等，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就下列三点达成共识：第一，经济建设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第二，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进步需要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第三，知识分子能否“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显示自己的独特价值”，不但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自身努力，而且取决于全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笔者还要强调指出：人文科学虽然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它涉及到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样一些基础性问题，它的神圣使命之一就是使“人”区别于“物”，使人成其为人。因此，“重铸知识分子精神”离不开人文科学的勃兴。胡适曾经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同理：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也不可能依靠一群只懂技术、没有思想的人实现。就笔者所知，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情结。
当然，对作者上述观点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否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也不是说知识分子群体不需要进行自我改造。笔者对书中反复提到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问题颇有同感。在前文中我曾经将这种依附性归结于某种经验理性，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笔者所做的一些个案研究显示，知识分子对当政者的依附似乎还受到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明君贤相”等观念的影响。这表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许多人对“民主”、“法治”、“宪政”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信仰还不够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同作者提出的“重建”与“重铸”口号，但“重建”和“重铸”的关键并不在于“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也不在于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和应用技术领域转移，而是要让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一起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一方面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向一切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作不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