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éeff)对亚洲的高等教育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又以哈佛大学远东语文学系系主任的身份，领导哈佛大学远东研究的发展，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一路领先。对系中诸生的训练，他始终坚持的要求之一是要能兼通中、日文的阅读。这个要求对任何严肃的中国史学者来说实属必要，或许这种要求可以以一种保留的态度，用像本文这样比较狭小的题目来加以说明。我很乐意将拙文奉献给他。
论起关于消费与生活水准之事，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说来总是爱好节俭而不喜奢侈浮华。人类的欲望是公认无法充分得到满足的东西，因此加以控制或节制也就成了必要罪恶。鼓励储蓄是为了防备饥荒、疾病以及婚姻丧葬之类的额外花费，而鼓励俭朴则纯粹只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缘故。生活水准的差异经常都被当作政治或社会地位差距所必需的标示来加以辩护，理论上德高望重与才高智深的人应该有更高的享受。可是，由于享受高的人并不一定具有前述的特质，因此以命运(后来用“业报”)为基础的解释从古以来就为人采用。心理方面的例子也被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比如说，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倒吃甘蔗是较为人偏爱的，尤其是人的一生如果就只能够吃这么一根甘蔗的话[1]。
总之，以上所述代表了从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和宗教上各种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最主要方法。比较说来，在经济思想的领域中，很少人留意储蓄与投资——尤其是从整个经济体系来看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奢侈浪费与经济成长之间可能的关系，就更少有人注意了。这或许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却使在西方，“奢侈浪费造成繁荣”或者“节俭的矛盾性”这类概念也都是相当新的[2]。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可以发现一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认为奢侈不一定是浪费而是在整个流通过程或经济流动中有其重要性。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追溯传统中国这种虽不寻常但极有趣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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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倒吃甘蔗的故事引自《世说新语》(《四部备要》本)卷2，“排调”篇，页11下及《晋书》卷93。页21上。这是一个与名画家顾恺之有关的故事。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向中嚼起，对于他这么做的道理，人们总是大惑不解，而他却说：“渐入佳境”，见陈世骧英文译注《顾恺之传》(Biography of Ku Kái-Chih by Chén Shih-hsiang，1953，p．14．)
我希望异日能够谈谈人命天注定的概念，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有些相命书(如《演禽斗数三世相》，1933年，日本翻印宋刻本)详细地描写了十二种禄(字面的意思是“薪水”，不过也有“命运”的意思)，从满禄时“全然好运、幸运，九瓮酒，十二串钱，一石三斗米，十斤肉，一箱衣服，终身悠闲，地位崇高”到破禄时“酒难饮，一担米，四串零九个钱，三斤肉，满地生姜，三升大豆与两件衣服”。
[2] 有关西方类似观点的一篇综合性的考察，参考Carle C．Zimmerman， Consumption and Standards of Living，1936，pp．479—536。关于“节俭的矛盾性”的精辟讨论，参考Paul A．Samuelson，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1948)，pp．269—272。
用经济的理由来为奢侈作辩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各种现象中，特别显示出高水准的经济活动和思想的百家争鸣。许多近代学者早已观察到汉代以来商人的低贱地位，在这个时代中并不那么明显[1]。郭沫若最近一篇文章注意到了他所谓的“石化的观念”——《管子》“侈靡篇”里对奢侈的赞扬[2]。
《管子》这一篇文字被严重篡改过，好几处实际上无法卒读。不管怎样，注疏家们接受了这个挑战，而且提出了许多校改、移字的主张，这些主张虽甚不一致，对于讨论经济思想的几段文字，许多清代和民国学人大都顺着鼓励奢侈乃是为了提高财富流通、创造就业机会这种想法来提出他们的解释[3]。不过，郭沫若应该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为了方便，我将先就郭氏的论文略加评论，然后再开始讨论此篇以及其他文献中相关的文字。接下来我要引证和讨论一些“工赈”的例子，然后参考一些日文材料来结束本文。
郭氏指出该篇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其经济论点。郭文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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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冈崎文夫教授与胡遭博士的观点在拙文中曾经提过：“Notes on Dr．Swann"s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HJAS 13(1950)，pp．525—527。并参考罗根泽在《管子探源》(1931年)中的好文章，附录二，“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及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抑商之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期(1944年)，页1—22。并比较Wang Yü-Ch"üan(王毓铨)Early Chinese Coinage，1951，pp．22—53，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一精辟扼要说明。
[2]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
[3] 郭沫若、闻一多及许维通合著《管子集校》，1955年，上册，页538—631。
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案，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相矛盾。……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1]。
整个来说，以上的摘要是对文献的片断加以某些校改后所做的合理解释。郭氏无疑用过于现代的名词来处理这段文献，因为他采用了毫无必要的术语“全面就业”。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有谁能够确定“侈靡篇”整篇甚或论经济的那段文字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大家都知道《管子》这本书属于杂家，包容的观念，有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等各派的思想[2]。特别是在有关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几篇中——“侈靡篇”即其中一篇——别家的思想与理论经常被征引和批评。把批评和批评的对象区分开来，并且留心删减与增添之处，这都是重要的。像“侈靡篇”这样受到严重篡改的篇章，要将支离破碎的观念重新组合出一个系统来，顶多也只是尝试罢了。
上引郭氏论文的摘要事实上包含了一些观点上的歧义，比如说，借着指出消费与就业两者之间的可能关联来为奢侈辩护，此其一；强调商业而不忽视农业，此其二；把奢侈限制为中层富裕之家的欲望，而将民众和统治者本身排除在外，此其三；把士大夫与地主合为一个集团，把商人分为另一集团，虽然两者可能一样富有，此其四。这些观点未必能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系统，因为就一种态度或政策来说，采其一而不肯定其他是很可能的。因此郭氏显然太执迷于将之系统化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引入之处为联结消费与就业的经济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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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37—38。
[2] 罗根泽《管子探源》。范得龙(P．Van der Loon)，“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tzu”《通报》卷41，4、5期合刊(1952)，页357—393。
郭氏先假定全篇系出自同一作者，然后继续讨论此篇其他处理有关政府、法律、宗教、军事等政策的数节文字，并且拿来和法家、荀子的思想作比较。郭氏甚且臆想了该篇之著作年代与选述情形，而断言它是在前190年左右完成的，且可能为秦丞相李斯[1](他是荀子的弟子)的弟子或家臣所撰。郭氏主张整篇文章反映了纪元前3世纪及2世纪初年左右商人阶级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与将本身的地位提高到地主之上种种努力的失败。照郭氏的说法，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指望，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在科学与技术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前，国计必须仰赖基本职业的农业，而政治领导权也必须依赖有地阶级。用他的话来说：“商人投降了，侈靡说自然也就石化了。”[2]
我以为这段时间商人与地主之间的对立被刻画得太过了。另一个问题是：以唯物论来解释思想史，到底可以适用到怎样的程度?就所论及之消费与就业之间的关联来说，任何曾经深入这个主题的观察者都可以发现，这种想法决不只限于代表商人阶级的思想家。此外，话又说回来，高度的商业活动可以为产生和传布这种思想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撰述情形时，郭沫若从5世纪的类书《艺文类聚》中征引了以下一段文字[3]：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撩然后炊之，雕卯(按：当作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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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李斯》，参考Derk Bodde，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1938。
[2]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62。
[3] 《艺文类聚》卷80，页23上。
在“侈靡”篇中，可以找到实际上完全相同的句子：“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虽然这些文字是被列为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曾有人主张《艺文类聚》的这段文字是从《管子》抄来的。不过，郭沫若觉得这段文字只是该篇中的一个故事，应该是从另外一本佚书中抄录下来的。他深信“侈靡”篇的作者就是周容子夏(姓周，名容，字子夏)并且在齐桓公的时代他还不可能在世。按照上面所言，郭氏将该篇的写作定在公元前190年。这主要是因为该篇提到了“妇人为政，铁之反重于金”。而且也提到了五行当中的土德将要代替水德的那种即将来临的转变。郭氏对此分别作了以下的解释：吕后在汉高祖死后统治了汉帝国；铁器时代取代了铜器时代——这实际上是在汉代早期完成的；以及号称以水德受命治天下之秦朝的灭亡[1]。虽然这些主张看起来颇为灵巧，不过从上面所指出的复杂的文字问题来看，还是应该以谨慎保留的态度来处理。
“侈靡”篇有一部分曾被译成英文，收在马斐里克教授(Lewis Maverick)所编的《管子，中国古代的经济对话录》(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the Kuan-tzu)一书中，该篇的篇名译作“Generous Rewards”——“厚赏”[2]。这个篇名以及全部内容的解释，大体是根据托名房玄龄(579—648年)所作的注疏(实际上很可能是8世纪早期的尹知章)。当用到像这样的文句：“他(即统治者)一定得精通厚赏的技巧，这样才可以使兵士彻底效忠。”(页82。译按：原文作“通于侈靡而士可戚”)时，意思倒还不错。可是，这种狭隘的解释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就不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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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32，58—59。
[2] Economic Dialogues in Anr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a book written probably three centuries before Christ译者；谭伯虎及闻恭文(Adam K．W．Wen)。审阅者：萧公权。该书由Lewis Maverick主持、编辑，于1954年出版。见页81—85。此书之书评，请参考杨联陞HJAS，
18(1955)，pp．284—288。
心灵受到残害的人不能期望会立下功德。(另一方面)那些财富滚滚而来的人，餍食山珍海味的人，晚宴中享受柔美音乐的人，把彩蛋放在雕花木所升的火上煮的人——这些人不是行商就是坐贾——除非他们的投机贸易被制止，他们是不会安分守己的。富人之所以能穷奢极侈，乃穷人所使然，因富人无法单凭自己就能过豪奢的生活……(页83)
如果把这段文字当成是对奢华的主张而不是批评，我们可以把这个翻译修正如下：
心灵受到残害的人不能期望会立下功德，此所以人们应被允许餍食山珍海味，享受柔关音乐，把彩蛋放在雕花木所升的火上烹煮(或者，更雅驯一点，彩蛋然后烹煮，雕木然后烹饪)。只要朱砂矿不被封闭，商人是不愿枯坐家中(而会到处活动)的。让富人穷奢极侈，(这样)穷人就有工作做了。此为平民谋生与不必仰赖救济就可以维生的道理。(原注：“百”当作“不”)。这不是他们所能独自办到的，而是有人用钱赡养他们[1]。
译按，原文为：“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用。”
依我的看法，《艺文类聚》这段引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告诉我们是何人主张奢侈的政策，而是在呈示了上面所引这段相当有意思的解释。
本篇中，另一段马斐里克的译本所未收的文字也很有意思。它赞同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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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不敢确定最后数句的意义。其各种不同的解说，参考《管子集校》，上册，页560。
长葬以*[黑+毁的左边]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1]。
此处必须提到的是类似的奢侈论在《荀子》“礼论”篇里也可以找到，这一篇在《史记》“礼书”中也曾加以引录。和墨家强调节用与节葬的主张相反，《荀子》和《史记》有一系列有趣的叙述，其前二句为：“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沙畹(Chavannes)和德效骞(Dubs)无疑都受到注疏家太大的影响，因此当他们翻译《史记》[2]和《荀子》[3]的时候，都不能掌握其看来颇为矛盾的第二句的意思。
回到马斐里克的《管子》书来，我想补充一句：译文及评注在好几个地方都有有关侈靡论的内容。在“第五篇”(页49)我们读到：“过俭则限制商业，铺张则浪费物品。”在“第七篇”(页56)我们看到：“如果国君赏罚失当，人民(官员)就会懈怠，他(国君)也将发现(搞成如此)是不值得的。”同样的字，“用财啬则费”在页267，译成“吝啬造成浪费”，意思较广，而且也较正确。
页330为对“失业救济”的评论，译自“第六十九篇”，其托名为管仲所作的原文如下：
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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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子》(《四部丛刊》本)卷12，页7。解说见《管子集校》，上册，页582—585。
[2] Edouard Chavannes，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3．214—215，云：“谁不知道国家的重臣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坚守自己的岗位，为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生活?谁不知道一个人省吃俭用，目的只是在保护自家的财产?”此处对句型结构的了解倒很正确。
[3] Homer H．Dubs，The Works of Hsün-tzu，p．215，“他有过人的勇气，不畏死，他同意自制，因为他要照顾自己的生命。极谨慎的人花费自己的钱，而花费是为了照顾自己的财产。”此处“他”被误解作皇帝，而不是一般的君子。
郭沫若的文章没有参考《荀子》与《史记》中的文句。
在《晏子春秋》[1]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托名为齐国另一位政治家晏子(即晏婴)：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地，徐其日，而不趋。三年，台成而民振。
这些对齐国政治家的假托是否正反应了东周时期齐国的经济比较发达，颇难断言。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虽然两位政治家都享有美名，不过根据记载，这两人的生活形式很不一样。晏婴一向被刻画为一位极端节俭的人物。他穿同一件皮裘，三十年如一日。当他为祖先奉祭牺牲的时候，所供奉的猪蹄膀小到无法装满整个盘子。反过来，据说管仲过着一种铺张，甚至于豪奢的生活[2]。
为了使前面有关古代中国的讨论更加完美，我想引用《盐铁论》中的一段文字。这本书向来被认为是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某些政府官员与文士集团之间有关财政政策的一次辩论的翔实记录。(英译是根据Esson M．Gale的译本[3])。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味利则本业不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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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晏子春秋》(《四部丛刊》本)卷5，页8下。关于成书的年代，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2册，页1255—1256，及Richard L． Walker，“Some Notes on the Yen-tzu Ch"un-Ch’iu”，JAOS，73．3(1953)．156—163．
[2]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23，《礼器》，页7下—8上；卷43，“杂记下”，页2下．James Legge，“The Li Ki”(SBE，27)402，(SBE，28)165．Legge，Cnfucian Analects，162—163．
[3]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p．22．
《管子》之引文在现行本中找不到，当然只得借助前面的讨论来了解。就“味利”(渴求利润)而言，我们也可以同意卢文弨(1717—1796)的主张，改成“末利”(末业的利润[1])。
工赈的观念在汉代一个时期以后就隐伏了。到了宋代，这是另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思想才又活跃起来[2]。最佳的例子是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3]。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夫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关泽也。
以上的故事录自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4]。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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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述引文。唯末字误作“未”。
[2] 参考谷霁光，“唐末至清初间抑商问题之商榷”，《文史杂志》第1卷11期(1941年)，页1—12。
[3] 这显然是梅尧臣(1002—1060年)悼祭范仲淹的诗句“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所指的事情。参考《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5，页3下。我十分感谢刘子健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几行诗句。
[4] 《四部丛刊》本，卷11，页6下—7上。有一本很方便的校注本是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1955年，两册。照胡氏的说法，沈括的生年应是1031年而非1030年。
曾将这位作者描写为“可说是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而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沈括如此看重范仲淹的高明政策绝非偶然，因为沈括本人对经济事务就有很深刻的见解。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当他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他向皇帝做了以下的报告：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2]。
沈括对流通速度的突出了解早为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注意到，他骄傲地指出沈括比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约早四百年发现这个道理[3]。
从汉代以来的灾荒救济指南[4]，通常都给“工赈”(又称“以工代赈”、“即工寓赈”)留下一些篇幅，而用晏子、范仲淹等先例做说明。官方的法规，差不多在1073年(熙宁六年)，参考了范仲淹实行的办法，规定常平仓中的钱谷在荒年时，必须用来从事水利工程以便赈济贫民[5]。后来的朝代也沿用了同样的办法。有趣的是1073年的命令规定了这类工程要先行筹划应用的人员与费用，并且也要配合详细的数字。清朝时(1737年，高宗乾隆二年)，有一道上谕，要求仔细勘估各省待修的城垣，列上各项工程的优先顺序，这样，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实行工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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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1954，pp．135—137．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3，页7下。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3年，第2册，页342—343。
[4] 很多这一类的书都可以在康熙二十九年俞森编的《荒政丛书》中找到。
[5] 《文献通考》(《十通》本)卷26，页254右下。
[6] 杨景仁《筹济编》(著者序写于道光四年)，光绪九年利本，卷13，页6。
中国这种传统会让读者想到近代西方同样的作法。这种观念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早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早期中国的“工赈”与现代社会“为繁荣而奢侈”的政策之间还是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的这种办法主要是来自应变的智巧，因此一直保持一种特殊性格，而现代政策却有一贯的经济学说作根据，并以最适量消费为目标[1]。换句话说，后者代表了经济上的合理化，以使其本身达成一项经济结论。在比较近代的文献中，我所能够找到最接近经济分析的东西，是一篇写于16世纪赞成奢侈的文章，很值得注意，但鲜为人所知。我把它放在文末做为附录。
最后，就训诂方面而论我们必须指出，在所有注疏家中能够正确了解“侈靡”篇者为猪饲彦博(字敬所，1761—1845年)，其出版于1798年(日本宽政十年，清仁宗嘉庆三年)的《管子补正》一书，最为郭沫若所推崇[2]。“礼书”中那段难解的文字，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字履轩，1732—1817年或1816年)有正确的了解，他的看法在泷川龟太郎著名的《史记会注考证》曾加以引录[3]。从比较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指出1783年(日本天明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松平定信(1758—1829年)著名的工赈事例。那一年他下令沿着大隈河兴筑堤防以提供穷人就业的机会[4]。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就以为松平定信赞同奢侈的一般性政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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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Oscar Lange，“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Economica(New Series)，5．7(1938)，12—32。我很感谢洪家毅博士指点我参考这些资料。洪博士也作了以下的观察：“西方史上，消费不足的理论主张人们以增加消费来改善经济情况，在不景气和经济萧条的时候通常都能贏得大众的欢迎。中国史上，出现更加频繁的饥馑与其他天然灾害，因此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学者早就发现到消费的致善的一面。
”
这段宏论，对于“一个社会经历着或经历过相当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正是侈靡论成形之时”的主张不但没有抵触，而且使它的意思更完整。当然，储蓄与消费何者为佳，是要根据许多因素而定的，这包括了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发展的阶段、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环境条件。我也很感谢艾克斯坦博士(Dr．Alexande E．kstein)与我讨论这些观点。
[2] 《管子集校》，上册，页7、18—19。
[3] 《史记会注考证》，第4册，页10—11。梁启雄《荀子柬释》，1936年，页258—259对该文的阐释也完全正确。
[4] 《大日本农政史》(又名《大日本农政类编》)，1932年，页811—812。
实上正好相反，在他和他的同僚合著的《物价论》(1789—1790)[1]中，他的同僚本多忠筹辩称禁止奢靡将会阻碍商业的发展，然而松平定信本人却强烈地支持节俭。这又再次说明了官方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可能的，甚或经常的差距。
附 录
后文乃明朝上海县人士陆楫所著，收在《蒹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卷204，页2下—4上)。本文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它将个人和一家一姓的利益与社会整个的利益加以分别处理。显然这位作者体会到逻辑上所谓“构成之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也就是说对于个别个体为真的东西，对其全体而言不一定为真；反过来说，对全体为真的东西，对个别的个体而言也未必为真。
另一点发人兴味的是作者提到的一段《孟子》。在这段文字中，孟子为自己奢泰的生活辩护，他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当然孟子也马上补充一句，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适合像他这般富有的人而已!
《孟子》这段文字中“羡”与“不足”等字也出现在一些其他古籍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管子》[2]。在《盐铁论》[3]中，则有一段令人迷惑的字词，“前不足”、“散不足”与“聚不足”。当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其“羡不足论”(“Zum Chinesischen Luxus-Ein Beitrag zur abwechselung des Luxus in China”)(《史学杂志》，51卷1期，1940，页27—56)中曾主张这都是“羡不足”三字之讹写，意指财富分配的不平均，这点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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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富猪一郎《近世日本国民史·松平定信时代》，1936年，页222—226，255—256。
[2] 《管子》，五十二、七十三、八十一，(《四部丛刊》本)，卷17，页2下；卷22，页4下及卷24，页1下。五十二篇内文“义不足”三字(卷17，页2下)应照猪饲彦博的校改，读作“羡不足”。并参考Lewis Maverick，Economic Dialogeus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u，pp．97—98，117，181。
[3]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章。《四部丛刊》本，卷5，页15上；卷6，页1；卷6，页10。二十八章是P．A．Boodberg与T．C．Lin所译《盐铁论》的最后一章，刊于JNCBRAS，65(1934)．73—110．文中，“前不足”被当作“前面(所描写)的不足现象。”
论治者频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1]：“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治天下者将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者也。”上之人胡为而禁之?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以相济也。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其奢，其民颇易为生尔。然则吴越之易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济之耳。固不专恃乎此也。长民者因俗以为治，则上不劳而下不扰。欲徒禁奢，可乎?呜!此可与智者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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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言论最早大概是司马光提出的(《文献通考》卷23，页226下)，虽然类似的观念在更早的文献中早就以不同的字句出现了。
原题：“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An Uncommon Idea in Traditional China”，收于Lien-sheng Ya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58—74，由陈国栋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