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千千万万男女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为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特有的“农民工”，为这三十年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身份限制，“农民工”从工资到各项福利都远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近几年来，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状况已引起广泛关注。因此，一再有人建议要取消“农民工”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这种建议当然是出于好心，出发点当然无可非议，但结果反可能有害。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十年，必然使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这种大转移深具“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粮食和农副产品全都实行“统购统销”，也因为只有“统购统销”，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6-1957年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到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几乎“寸步难行”。而且，农民的子女生下来就只能是农民。“农民”，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
改革开放使这种严格、刚性的社会结构渐渐有所松动，“公社”的解散、各种票证的废除，使农民开始可以进城打工。然而，由于身份的限制，虽然是做工，但身份仍是“农民”，在工资和各种劳保福利待遇上远不如城里人。尽管如此，用“欢天喜地”形容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打工时的心情恐不为过；社会各方也为农民初步能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喜悦。毕竟，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进城”；毕竟，进城打工的生活比当时温饱都难有保障的农村要好得多。
现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乡二元化的基本格局并无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极不相称，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这种城乡二元化造成的。最大的分配不公，其实是城乡间的分配不公，也就是把一个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两部分格式化，国家的财富资源依旧向城市高度集中。这种二元分裂的状况，当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城乡二元化结构，显然已经成为改革的瓶颈。在这种格局中，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长期在城里务工仍然是待遇不公的“农民工”。现在的“农民工”早由三十年前的欢欣变为争取、维护自己的平等权益，社会也更关注他们的待遇不公。这将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必将触及、改变极为广泛的利益关系，必定是艰难的。在这种“身份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工”事实上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之前，仅仅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不仅无裨于事，反可能因掩盖事实而适得其反。
当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后，其名称往往会自然变化，甚至消失。曾记否，前些年“农民企业家”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称谓，也就是说，虽然已是“企业家”，但其身份仍是“农民”。这些年来，许多城市对“农民企业家”敞开大门，只要有一定数额投资便可成为该城城市居民。“农民企业家”们渐渐摘掉“农民”帽子而成为“企业家”。“农民企业家”这一称谓正在淡出。
尽管是出于好心，在“农民工”未得到与“非农民工”同等待遇之前而提出取消“农民工”称谓，仍反映出一种我称之为“名词崇拜”的“流风遗韵”，即认为仅改变事物的名称就可改变事物的性质，或不承认某事物之名此事便事实不存在。例如，“教科书”曾经规定“社会主义没有失业”，所以改革开放前虽有失业者，但也不许称为失业，只能称之为“社会青年”。改革开放之初略进一步，改称为“待业青年”。后来经过一番争论，终于实事求是、名副其实地改称为“失业者”。“教科书”曾经规定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通货膨胀”，胆敢言“通货膨胀”者即是“政治不正确”的“资”、“右”，也是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通货膨胀……
因此，“农民工”称谓的存在，恰恰时时提醒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事实上仍“享受”着“低人一等”的待遇，提醒我们社会结构的变革依然任重道远。重要的不是“改名”，而是改变“实际内容”，即去掉限制人的身份制度，给“农民工”以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称谓自然便会消失。
“农民工”称谓的存在，恰恰时时提醒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事实上仍“享受”着“低人一等”的待遇，提醒我们社会结构的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原载《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