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慈禧决心要锐意改革之时，由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改由西方的学校取而代之。奏准之后，全国各地县里设小学，省上设中学，北京设京师大学堂。中国自隋唐以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足见即便千年僵习，只要肯改，没有改不了的事情。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改得动，而是想不想改。
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逐使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识字比例大幅提高，伴随解放后的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中国的教育水平正在一天天地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化。但是，科举制度并非只是教育一事，它还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用人制度。早在三代时，行的是禅让制，谁有能耐谁上。自大禹传其子后，中国开始了世袭制。那是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岁月，一直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皆是世袭，谁的门第高谁接班，谁当官。自隋唐以降，科举制取代了世袭制，这是一种进步。科举用人凭的是知识水平，取官以知识的水平高低为衡，不分贫富，只要进士及第，国家皆包分配，保你终生荣华富贵。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诱惑了读书人一千年。以知识水平取人，做文人是要有操守的，这就是宋人张哉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知识水平的高低，其中蕴含着文化人的价值观念，这也保证了封建朝廷用人取仕有了一个基本的条件。正是这个基本的条件，使得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输送着一流的人才。可知，科举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更是一种用人制度，而后者则正是封建统治者要实行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
废除科举以后，由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政府不再包分配了。这些读书人开始走上社会，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当教师、律师、医生等等，社会少了一个士大夫阶层，多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读书人不去做官，而以知识谋生，一改千年的传统。中国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由社会中心走向社会底层的过程，这个过程标示着往昔极受恩宠的知识分子被彻底的边缘化。伴随着读书人从权利核心的日渐流失，中国权利核心所空缺的位置亟需填补，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农工商阶层向权利核心急速移动的湖流。数千年来被压抑着、从来没有接触过权利的那些人们，急不可耐地填补了士大夫留下的空缺。中国的统治权力于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即由读书人向农民和商人的交接班，中国的官僚制度开始变得职业化。过去读书人当官要有基本理念和做人操守的那些条件，便被急促而来的农民彻底地废除了。做官不再有条件，谁有关系谁上，谁有钱谁上，谁有手段谁上。在拥挤中，被挤下来的多半是些温良恭俭让的君子，爬上去的只能是那些手脚并用，能拳打脚踢的角儿。于是，官场再也没有了读书声，也没有了基本的操守和理念。20世纪的昏暗，与这一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改观分不开来。用人制度在没有进入一个更昌明的新时代前，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光明的。
在科举盛行的千年中，中国官员不论升至极品，都有告老还乡的一天。这些回家乡养老的高官，以其清操和声望影响着周围乡里，成为农民的榜样，起着净化乡里的作用。现在读书人以知识谋生，皆群聚城市，再也不回农村去了。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贫。于是，20世纪的中国农村，伴随着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土豪劣绅。读书人的日渐流失是农村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一项小小的科举改革，牵动了中国多少变化。变化在迅速的蔓延中，又有谁能自觉地体味到这些变化的因果之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