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文化”？
文化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中所获得的品格、行为和方法，以及由此所积累起来的意识、风俗、礼仪等精神复合体。
讲文化，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估价问题，又有对现代化的理解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承认文化的多元论，不仅承认文化起源上的多元论，而且承认在文化的现代化上也是多元的。
文化存在着普世的原则，但这种普世的原则是要通过不同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在世界不同的区域中历史地形成的文化，都是这里所讲的特殊文化。人们就是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化去体验那一般的、普适的原则。在这里特殊和一般并不存在着冲突，它们只是抽象原则和具体表现形式的不同，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取代另一个的问题。基督教是历史形成的，显然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今天，不少基督教文化的传人都认为基督教文化与其他文化存在着冲突，更有人认为应该用基督教文化取代其它文化，因此就不能说基督教文化是一个普适性的文化。因为普适性的原则不会取代特殊的文化，只会超越它。既然普适性的原则是通过特殊的文化实现的，而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普适性原则，任何个人在追求普适性原则时，都不能不借助于特殊的文化形态，因此维护这些文化形态，维护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就是探索普适性原则所必需的。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的、宗教的信仰，但一个民族不可能整体地放弃自己的文化。一个文化的传人对该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决不仅仅是一个感情问题，这有道义基础，也有功利主义的解释。一个文化不仅仅反映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且是这一民族的精神生命；它不仅仅对本民族有利，而且以其批判力对其他民族有利。它所蕴涵的文化基因是全人类的财富。所以，从特殊的文化出发，不仅是该文化传人的权力，更是他的义务；而企图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则是一桩罪恶。在全球化的今天，各文化之间会出现融合与整合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注定是非常漫长的，而且由于世界不同区域的环境，需要人们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不同的文化将会长期共存。因此探求各文化之间和睦相处的方式，才是我们要为之努力的。
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这是心理学大师荣格的名言。推而广之，个体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个体人格，集体文化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民族文化的最后成果是民族人格。无知会使一个人的人格平庸苍白，学习则不断地使人格丰满完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当前许多理工大学的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知识，这对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是不利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格在人才的素质结构中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亦是民族整体人格的体现。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非历史主义的批判，只能带来民族整体人格的缺损，对整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不是福祉而是灾难。
五四以来所有关于文化问题， 都是环绕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一主题展开的。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而根本对立的实体。前者是中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旧传统，后者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且源于西方；前者是建立在迷信和权威之上，后者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之上。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 人们自然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态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生活的阻碍，必须加以清除；另一种则极力维护传统文化，视西方东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为中国祸乱之源，破坏了传统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安定。几十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人们一直认为文化的唯一特性是它的时代性，因为社会总是按照一个模式向前发展，所以文化的不同就是时代的不同。看来解决上述的争论，必须首先明确何为中国文化传统？
什么叫传统呢？传统实际上包括时间的全部：过去发生了，流传到现在，并且影响着未来的那些东西。简单说，传统不单单是遗产，而是又投入了再生产的遗产。同时，传统又是各种文化类型的基本核心，或曰核心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包括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生活情趣、价值观念等等。物质化和制度化的东西，可以通过革命，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但作为精神力量的文化传统，却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消除的。它既是古人所订立的文化规范，又是后人所依傍的心性寄托。
所谓传统，就是世世代代人的同意；所谓天道，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和和谐秩序。当然这两者往往互相交叉。传统中所包含的原则，不仅有人类社会中的规则，而且还有人类如何与自然保持和睦相处的文化。而且天道不仅指自然界的秩序，而且指人类社会的正义。政治机构，尤其是立法机构，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是建造公共物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制度的维护和改进。制度的优劣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判定，其长度也许是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这样长的时间超越了任何个人生命的长度，所以只有世世代代的观察和积累，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判定。这就是传统。传统是在对制度的试错过程中形成的，它包含了实世世代代人的智慧，因而比个别世代人的意愿更有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如此。人类对自然界的扩张、索取、以至征服，并不是能够在短时间中能够遭到自然界报复的。近代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只是在二三百年后才被一些人关注，但由于只强调人的政治体系和统治地位，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一套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政治方案。因此强调传统也就更接近天道。这种政治理念，除了强调来自民主的合法性以外，还强调来自传统的合法性和来自天道的合法性，不能不说是对当今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补救和超越。
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资源不仅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而且也是对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武器。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作为参照，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遭到了批判。一种文化的重要价值就是对其它文化的批判力。因此相对于另一种文化，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来自于它与另一种文化的区别。只有当不同的政治资源互为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用一种完全代替另一种，才有可能克服一种政治传统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使其优势发挥的恰到好处。只论证中国文化传统中与西方传统中相同的部分，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应该独立存在的意义，也容易使它失去文化批判力。因为，只有当存在不同文化时，才会存在文化批判力。文化批判既可以从西方指向中国，也可以从中国指向西方。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是一种传统。相对于传统，我们具有的优势是不单单能做一种传统的传人，而且能做所有传统的传人。通过不同传统之间的批判，我们才能整合不同的传统，才有可能在传统的边际上实现划时代的变革和创新。
如果对传统文化做结构性的解剖，那么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外面的一层是物质的部分，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各种器物；中间一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和习俗，这是物质化了的意识；最核心的内层是心理的部分，表现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通常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大部分成果体现为文化的物质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表现为制度和习俗，而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则是心理和意识的部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也是按照这三个层面，由表及里逐步展开的。近代洋务运动所学习的是西方的器物，戊戌变法所改变的是中国的制度，而五四运动时所冲击的则是传统的思想文化。近年来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也印证了这一点。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人们抓经济首先看到的是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三来一补、中外合资，解决的多是物质层面的需求；接下来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要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层面的问题；现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涉及的乃是思想文化的变迁。大体说来，物质的、有形的东西变迁较易，而无形的、精神的内容变化则难。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有文化就会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就是传统。传统支配人们的习惯，可以使人不加思索，正如每个人都会有些无意识的行动一样，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行动就是传统。它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会始终贯彻在民族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成为一种习惯。由此说来，文化传统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继承不继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继承或发扬什么东西，而是要解决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的问题。
四、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头脑中常常有一思维上的死结：一方面，要创新就必须突破传统，只有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创新的可能。社会每前进一步，就是对传统的一次否定；另一方面，创新又决非无根柢的东西，一切创新都离不开传统。历史上新旧两派人物常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最善于利用这一点，每当要推行自己的一套理论观念，便大力反传统、反本本主义、反经验主义，反复强调一个“新”字；而当他们面临一种新的思潮或新的做法的挑战时，为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又常常搬出传统来做抵挡。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不在于要不要传统，而在于怎样理解传统。从理论上说，人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的积淀就是传统，由此，人也是传统的产物。人活在世上，同时也生活在祖祖辈辈为我们创造的文化传统中，所以，人不可能离开传统。从根本意义上说，传统是打不倒的，也是无法铲除的。要想铲除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唯一的办法是铲除这个民族。
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优点和缺点都是浑然一体的，优点掺合着缺点，负面牵连着正面，呈现这些缺点，正因为具备了那些优点。当现代化浪潮袭来时，首先被冲刷的是文化传统表层那些显然不合时宜的东西。但传统不仅裸露为表面物，还凝聚成种种制度和习俗，更深藏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所以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不然的话，到头来我们所实现的决不会是现代化，恐怕是一种没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化。
1.王道理想
王道理想是“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的政治理想”。所谓“天地人”，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代表当世的空间，也代表传统和未来的时间。贯通天地人的政治机构的合法性，不仅应来自当世人民的同意，而且应来自传统和天道。王道理想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政治理念。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个人主义为逻辑基础理性地展开的政治制度，它虽然关注了当世人的意愿，却忽略了传统的价值和自然的秩序。哈耶克在强调了市场的功效以后，发现市场制度和个人经济自由之所以容易受到侵犯，却经常是因为多数人的意愿。所以，哈耶克企图用法治反对人治，不仅是少数人的独裁，也包括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他不信任的立法机构，他提出了要用一般原则来加以约束。而这一般原则中，应包括传统的价值和自然的秩序。在他看来，最接近他的这一理论的，就是美国宪法以及由宪法规定的美国政治制度。自有美国宪法以来，根据宪法自身规定的程序，已有多次宪法修正案。这说明美国宪法凝结了历代人的智慧，从而就是美国的政治传统。但是，就是这种政治制度，也没有能够阻止政府的扩张和福利国家的形成，更不用说对待自然。在被视为自然的和其它国家的人民时，美国宪法缺少道德原则。由于只有“人”，而没有“天地”，只重当世，而不重传统和后世，一般的西方政治制度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布坎南的研究揭示：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是以损害后代人为代价的，而由于后代人不会来投票，所以没有人能阻止这一政策。由于参与一国政治过程的只是本国人民，当涉及到国与国的冲突时，投票程序不能阻止一项损害它国人民利益的政策通过，无论是发动鸦片战争还是赫伯法案。这是近代以来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冲突的一个政治原因。我们也不难看到，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和这种政治制度缺少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相关。看来天地人分离甚至对立的政治制度，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且最终会毁灭人类自身。
2.礼治精神
中国传统的礼治精神是西方法治精神的对应物。法治精神是西方世界对人类政治制度的重大贡献，但是到今天，法治政治已经过度扩张了，
它的弊端有使西方社会不知所措。法治政治主张整齐划一、没有例外的法制，并以政府暴力的形式加以实施。这种形式在解决社会冲突时极有效率，因而又被推广到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家庭和道德领域。然而对法治手段的滥用却产生了负面效果。由于它代替了家庭的功能，导致了不少家庭的解体。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中，司法体系是制衡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的重要力量，但它本身却成为不受制衡的力量。因为司法体系的主要成员——律师和法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已经占据了美国国会的大部分席位，他们可以一手加紧制造法律，一面又享受法律繁多带来的好处。最为重要的是，法治政治的这种弊端是不可能通过法治本身来解决的。外在三强制力不能解决的问题，内在的约束力却有可能解决。使人能够自律的力量就是道德与宗教。但如果它们与法治处于对立的状态，也不能达成社会的和谐。所谓礼治精神，就是既考虑人类行为规范的普遍性，又考虑人情厚薄亲疏的特殊性；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对人有某种外在的强制作用，更强调典章制度的本质在于内在的人性基础。因此，礼治可以被理解为既强调人内心的道德自律，又强调法治和道德互相兼容和融合。“礼”本身是一种介乎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制度形式。它是一种有习惯程序或有形仪式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它既克服了对法治的滥用，又避免了法律与道德的对立，而这正是目前西方式的法治政治所无法达到的。
六、重建人生价值
如何看待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涉及思想方法，还有一个民族自信心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中东地区持续已久的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外来文化对于它只能补充而不能取代。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他们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到香港，但至今无法取代东方文化，香港社会仍然保持了不亚于内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成分。同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只有在保存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努力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才会形成新的优势和活力。近代上海的迅速发展，海派文化的形成，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一个城市或地区，如果失去文化优势，就会失去人才优势，而失去人才优势，也就会失去经济发展的优势，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地位就会动摇。
科学的发展，解决不了人生的价值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创造了象人一样灵巧的机器，同时也造就了象机器一样无情的人。大工业的发展，使人的内心世界日益空虚。宗教、道德、艺术、文学、思想等都是为人生提供意义的活动，无论有无权势或财富的人，都同样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因为，人生中有许多遭际，如生老病死等，权势和财富在这些问题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精神资源必须通过长期不断的开发才能积累起来，临渴掘井是不济事的。目前看来，解决人类的心理问题或如何做一个人，中国文化重视个人修养的传统会有独特的贡献。
由于长期以来世俗功利观念的影响，现在人们日渐以权势和财富的观点来衡量文化的价值，因而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文学术则日趋式微。这其中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前者可以直接促进富强，而后者则非当务之急。以致于这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是酒食征逐纸醉金迷式的感官享受，真正有深度的精神文化则未见有突破性的发展。如果一个人除了感官刺激之外，别无精神寄托之所，则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在精神境界方面，科学不是万能药，因为道德不属于科学的范畴，道德自有其精神的来源，这个精神来源主要是靠人类对自己的控制。忽视伦理，任技术、财富与权势日益刺激人的欲望，是目前世界的通病。人的欲望是永远难以满足的，只能一次比一次更大，长此以往，以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会出现一种恶性循环。要扼制这种循环，人必须对自己下一番功夫。因此，人文学科依然是我们必须尊重的。
中国人需要有一种合乎现代生活的文化精神，但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精神呢？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精神资源虽然可以从外面汲取，但只有在与自己的文化生命融合为一体时才会发挥真正的力量。文化的移植只能就个别因子而言，不能全面取代。事实上，历史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全面取代成功的范例。所以，我们必须首先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需要有新的人文传统，这是我们从世俗功利观念中超拔出来的唯一希望。
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不过是存在于一种模糊笼统的状态中。中国人一般对人、对事、处世、接物的方式，暗中仍然有中国价值系统在操纵主持，但是这种价值处于不知不觉之中。一种文化价值系统，不经过自觉的反省和检讨，不经过弘扬发挥，便不能与日俱新，不能获得现代意义并充分发挥其创造的力量。如果不能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文化传统的不正确看法厘清，中国人在文化方面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必然会给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困难，这应该成为目前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七、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学术思想的深厚基础之上，这是需要坚韧的精神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的。近代中国人有一种观念，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其实，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它离不开学术思想的支持。二千年的历史说明，在学术思想未发生建设性的根本转变之前，政治是很难突然出现奇迹的。任何一个物质文明的创造，都有其精神力量作为后盾，作为原动力。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就不能不维护其精神文化的原动力，不能不维持其对价值的意识，以及其统合过去和未来的一贯的思想能力。也就是说，要推广物质文明的创造，就必须在精神文明的领域内做出更大的创造，不仅使其文化传统发挥潜力，而且还应开辟新的文化理想和境界。
知识是宝贵的，但“知”和“识”是两个概念。“知”是知晓，是了解；“识”是认识，是见解，后者是比前者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见解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正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东西。认识到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就带有这种自我意识，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就是坚守道统，为社会创造理论，总结过去，规划未来，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之处。美国学者列文森教授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恼在于，他们在理智上是面向未来的，而情感上却留恋过去。那么，现在是到了将文化的民族性也提升到理智地了解的时候了，时代和民族都在期待着我们这样做。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缺乏一定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是迫不得已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即整个文化背景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应该承认，改革以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愈来愈缺乏值得奉献的理由和理想。心灵上的虚无主义困境，使人们只追求眼前的快乐与利益，而失去了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上层建筑的保护带必须做相应的调整，不然的话，这种转型要么不能顺利完成，要么得到的并非是期望的东西。
近百年来，中国有好几次走向现代化的尝试和奋争，那是在民族危急的关头被逼出来的，因为事先缺乏思想文化的准备，所以都失败了。例如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洋务运动发生在维新思潮产生之前，辛亥革命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产生之前，都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先于思想文化的变革。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应该总结历史的经验，避免历史的教训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