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大学生论文含金量到底多高？
郭世佑：“现在多数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论文都谈不上什么含金量，因为本来就不含什么金。特别是本科生论文，走过场的情况渐趋普遍。如今虽然也能出现少量优秀的论文，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论文是大面积抄袭来的。”
记 者：请问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郭世佑：原因来自多方面，既有学生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与管理方面的原因。
一、学生层面
1、思维模式一般还是停留在中学应试教育阶段，缺乏独立思考，如果教师在课堂独立思考的结论，还容易遭到围攻，就像菜场的妇女吵架，胡搅蛮缠，只有论点，没有论据，有的还想通过网络出风头。文字表达很不理想，不少学生好像就是中学的作文范文模式培养出来的，八股式，文科的文字表达能力依然在下降，如果是开卷考试，他们往往不知道有的问答题肯定不比闭卷考试容易，需要阅读和思考，平时就根本不把读书当一回事，考试时再把一堆书搬进去照抄，至于与考题有关的章节究竟在哪里，临时找还找不到，等到好不容易找到一段，写的时间就不够了。有的找不到就乱抄再说，还胡乱罗列出1、2、3、4、5、6、7来，不知中学教师是怎么教的，荒唐得很。
2、如今来自城市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很娇气，因为中学的应试教育是把学生当考试机器，太辛苦了，大学就要补回来，要好好休息，大学就成了中学应试教育的疗养院，搞享乐主义，不太看书了。男同学睡懒觉或玩游戏的多，女同学逛商店比逛书店的多。
3、校园浮躁，社团活动多，讲热闹，互相攀比，浪费自习的时间，甚至占用上课的时间拉赞助，搞策划，你要是问哪个学生最近看了什么书？回答往往是“忙”。学生是要读书的，就像警察要抓坏人，军人要站岗保卫国家一样，都是每天都要做的事，如果学生忙得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肯定就是不务正业了，这些都很少有人去管，也管不了。
4、就业压力大，学生就只好把读书打基础的时间用来拿证、考级，却把写论文看得很容易，临时拼一下就行。
5、缺乏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即使论文评奖，有不少都是形式主义，学生为评奖、加分、保研而写论文参加评奖，或者炮制论文，不是为研究的兴趣，为学术追求而写论文，功利主义，图快，写论文之前就没有看几本书
二、教师：
负责人的教师已经不多，科研却成了许多教师的自留地。中年老年忙课题，忙著述，带研究生；热门专业的青年教师忙兼职，收入低，要买房，买车，谈恋爱，养家，冷门专业的教师难以找到兼职，教学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
三、管理：
1、对学生：几乎完全是分数管理，奖学金、保研、入党都是严格按考试分数排队，美其名曰“公平”，殊不知，分数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学生广博的学习基础，特别是创新能力。学生为了获得高分，看教材背笔记就行，不需要读很多参考书目，有的女生在大学四年内，仅仅读了几本教材就毕业了，还收获了很多奖学金，还保研了，不太读别的书。
2、对教师的管理：工科管理模式，重科研，轻教学；教师忙于填表，应付量化指标，跑课题，要奖励，就没有精力去指导学生，也没有什么管理机制激发他们去指导学生。
3、放松对教学环节的管理，课堂讨论、课后阅读、课程辅导、批改作业都已取消了，课程考试放分
4、毕业论文答辩走过场。因为扩招，学生多，论文数量就多，虽然其中不少写得比较烂，但还得让他们通过，要让他们毕业，否则，谁敢再报考你这个学校呢？
四、由于大学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研究生质量就糟，教师依旧那么忙，学风依旧那么浮躁，就是给研究生多了三年考证、学外语、兼职、找工作的机会而已。
五、
记 者：论文质量与大学生成材有什么影响？
郭世佑：论文质量是检验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对国家来说，如果大学教育不抓紧对学生的学术训练，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大国。
大学的学术训练深深地影响乃至决定了我后来的职业性的学术生涯。我是1982年走进高校之门，那时的教师很重视课堂训练，定期安排课堂讨论。讨论前，教师还会推荐我们看一些参考资料与相关论著，教我们怎么去发现有用的资料，以及如何整理和运用资料。而且，那时的教师有求必应，再忙都不会拒绝学生。我曾遇到好几个高水平的教师分别帮我修改论文，其中包括蜚声中外的中国近代史大家林增平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有时还废寝忘餐地享受学术创新的乐趣，我的学术训练就在大学时代基本完成。而现在，能这样指导学生的教师已经很少了。
前年，《光明日报》在举办“名家亲历30年”专题时，约我回顾我的30年历程，我就用四段篇幅回顾我的大学生涯，曰：
始于1978年的神州改革开放之旅带动了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无数青年乃至壮年学子的命运，平庸浅陋如我者不过是成千上万的幸运者之一。就在这年秋季，我离开放映员的岗位，穿着劳保皮鞋与仿制的黄色军装，走进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
说实话，由于两次高考分数偏高，我并不乐意接受师范院校与历史专业的训练，何况还是地方院校。然而，“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我和年龄不一的许多同学都知道，机会不可复制，每天的自习时间几乎就在图书馆或教室度过，差别只在于读什么。我以系统地阅读电影文学剧本为主，期待将来从事电影创作。当中国近代史课程由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主讲时，我才把学习精力转向历史专业。
那时候，无论是站在食堂打饭排队的行列，还是走在校园的路上，还是坐在周末的露天操场等候电影放映的片刻，手持外语单词本、书本或报纸者比比皆是。我校是如此，大江南北的高校恐怕都是如此。当我首次登上岳麓山顶时，还狂吟歪诗一首：“云宫痛饮未名茶，笑看城中百万家。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 其心迹可见一斑。我想，在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史册里，应该这样写着：1978级，它是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也是彼此年龄差距最大的一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勤奋成正比。
改革开放的春天不仅赐予亿万学子求学深造的机缘，也使师长们的职业热情与才智得以空前激发。三年后，由林老师升任院长的母校被改名为“湖南师范大学”，还以地方院校的名义，跻身国家首批“211”重点建设工程，我都并不为奇，因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对母校最为感恩的是，当年能把家底搬出来，让学术造诣最深的师长走上讲台，直接授课。正是基于林老师的指点，我从大三开始，在长沙范围内地毯式地收集有关专题资料，撰写处女作，交林老师等把关。修改之后，除了公开发表，还收入林老师主编的论文集，还在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上获奖。本科毕业后，我就带着师长的嘱托，忝列高校教习，静守至今。
请见郭世佑《从放映员到教授》，《光明日报》2008年10月9日第9版。该文原题为《一夜春风松楮开》编辑部改题为《从放映员到教授》，改得挺俗气。
记者：您看怎样才能提高大学生的论文质量？
郭世佑：问题出在哪里，就该从哪里着手解决，并非抓住哪个方面就能解决问题，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我看还是无解，只能拖下去，至少你就无法解决大学的党化、衙门化与产业化的问题，恢复大学与学术的尊严。
2010年3月21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