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一部纪录片的配乐也会引起当时国家高层领导的介入，引发全国音乐工作者的恐惧，结果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首歌来配乐，这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文化专制”已到了何种程度。
1968年9月、12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先后建成通车。由于“文革”中经济一片混乱，乏善可陈，所以大桥的建成自然被当作“文革”的“伟大成果”热烈宣传。其实，此桥在1960年1月即已开工，“文革”前已建成大半。为了宣传这一“伟大成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彩色纪录片。纪录片不能只有画面和解说词，还要有配乐，此片自不例外。1969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审查通过这部影片，并指示：“这部影片也可以输出国外。”该片立即在全国上映，同时译制成英、法、阿拉伯等语版发往国外。
没想到，三个月后有人向江青打小报告（告密、打小报告在当时已是普通人的“家常便饭”，道德沦丧，其实始于此时），说这部电影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中抄袭而来。江青立即调看电影，专门听了音乐，认定抄袭了《列宁山》，勃然大怒。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关系破裂，中共开始严批“苏修”，“文革”的发动即与“反修防修”有密切关系，“苏修”进一步“升格”为比“美帝”还要可恶的“社会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此时，也以苏划界，以对苏态度来分左右、进步与落后、敌与我、革命与反动——与上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略有“亲苏”即罪莫大焉。1969年8月16日，姚文元严斥道：“现已查明电影《南京长江大桥》确实采用了苏修《列宁山》的一句曲调，出现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说明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很尖锐，而新影有的人员对苏修靡靡之音竟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认真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破坏，有关人员做出自我批评。”江青接着批示：“还有下流小调，美其名曰‘民歌’，情郎妹子等等。”“该制片人竟对抗中央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
江青马上在京召集有关文艺界人士开大会，在会上作了长长的训话。她回顾自己领导“文艺革命”与“文艺黑线”斗争的历史，说毛主席讲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挖掉这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现在，“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起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牙慧，把苏联歌曲《列宁山》中的旋律塞进歌颂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纪录片，是可忍，孰不可忍……由于影片中没有创作人员署名，江青下令要查清作曲者是什么人，并指示此片必须修改配乐后才能上映。于是，这部影片立即从全国影院和农村放映队撤回，发往国外的全部追回，已发行的几百部拷贝全部报废，大批尚待发行的也全部追回。
遵照江青指示，有关部门派“联络员”进驻新影厂，“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始“清查”。制片人作检查，负责音乐者一次次在大会、小会上“请罪”、交待，音乐工作室干部全部被审查，成立“专案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全面政治历史审查，凡事先看过这部电影者都要调查、了解。霎时间，新影厂人人自危。
查来查去，终于查清作曲者是上海电影乐团的青年演奏员乐祖风。乐当时才24岁，本是长笛演奏员，但对作曲感兴趣，“文革”中老作曲家纷纷被“打倒”，他与几个青年作曲家一起，为当时拍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配乐。他们还创作了不少音乐片断，录好音保存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音乐库作备用音乐素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好《南京长江大桥》后，未找专人创作，而在上海科影厂音乐资料库里找到一些音乐素材作为影片配乐，并以乐祖风为纪录片《上海欢庆建国十八周年》所写的一段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音乐为主旋律。清理、批判完“苏修”，还要落实江青对“下流小调”、“情郎妹子”的指责。不过，有关人员一遍遍看影片，反复研究，还是找不到“小调”和“下流”的音乐，一头雾水。最后，只得把两首带有民族风格的插曲《桥工想念毛主席》和《中国工人有骨气》重新改写，作为交待。江青、姚文元的有关批示随后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人民音乐》1978年第2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音乐工作室：《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象》）
当时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徐景贤深得江青、张春桥青睐，正是权倾一时、红得发紫的人物，由于与上海有关，他也参与处理此事。他回忆说，江青“八月讲话”传达后，调查作曲人员时发现作曲者竟是上海的，他也一阵紧张，立即召开全市文艺界大会，逐字逐句传达江青讲话，强调江青讲话为文艺界敲响警钟，说明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好在查明乐祖风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一清二白，乐曲又并非他专门为“大桥”创作，而是新影厂“自找”配乐的，所以对乐并未深究。但还是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说虽然他是年轻人，但作这样的曲子说明他深受“文艺黑线”影响，是修正主义文艺流毒影响的具体表现，应当对他进行“帮助”。会后，乐祖风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作检查，表示自己作曲时虽然没有想到《列宁山》的旋律，但脑子里确实残存着苏联音乐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肃清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在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年代，给纪录电影配乐本来是相对“保险”的行业，但此事却使配乐者也“噤若寒蝉”，不敢创作、发挥，只能从当时屈指可数的“钦定”政治正确的“革命歌曲”中找几段音乐作为配乐。“于是，在我们新闻纪录片配乐中，闹出不少大笑话。如表现厨师炒菜烧饭配的音乐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表现赤脚医生在田头给贫下中农针灸配的音乐是‘向前进，向前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象》）上海的事态也越来越严重，报上有大批判文章称“七个音符里有阶级斗争”，开始找配乐中的“阶级斗争”，结果在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诬称作曲者在为交响乐合唱《智取威虎山》配乐时塞进了希特勒的御用音乐家理查？斯特劳斯的乐句。徐景贤承认：“一时搞得音乐家人人自危，作曲家‘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谱曲了。”但那个年代为配合政治需要，像毛主席会见外宾和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游行等，仍要拍、放纪录片。但纪录片又不能只有解说没有配乐，为提高“保险系数”，于是凡是庄严的影片，就用李劫夫作曲的语录歌“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旋律。但有些科教片或内容轻松一些的纪录片可就为难了。正在作曲家一筹莫展时，意外找到了一个“救星”。原来，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审查通过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这部片子以毛泽东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为插曲，配乐比较徐缓、舒展。最重要的是，由于经张春桥审查通过，音乐自然也就“保了险”，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时间许多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都用这部影片的音乐作配乐。徐景贤回忆：“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审看’一部某国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南方的彩色纪录片，一听音乐我们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部欢迎外国贵宾的影片配乐，竟是《送瘟神》！”
在十年浩劫中，这大概只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小小一部纪录片的配乐也会引起当时国家高层领导的介入，引发全国音乐工作者的恐惧，结果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首歌来配乐，这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文化专制”已到了何种程度。荒谬、荒诞到这种程度，很可能超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想象。无数历史说明，“文化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文化的荒芜、枯萎、僵化。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才能发展、繁荣，“软实力”才能强大。
*原载于同舟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