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蒲园区，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颇为“灰溜溜”的旧楼。走进袁伟时的家，逼仄的空间，再加上正在中国肆虐的“副热带高压”，室内空气略显焗闷。但你很难想象，在如斯生存环境、治学环境中，他的阅读，他所做的研究，又都是沉重得让人窒息的，可他的性格，却是那么乐观，言谈举止，爽朗的笑声，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都透着那么一股子童真，使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不用几分钟就能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
袁伟时的“书房”，严格来讲不算什么书房。几个大书柜，用他的话说，“乱七八糟”的书，分布在三个房间。他说，实在放不下了，就送人，送给同事、学生，也送一些给学校的图书资料室、离退休活动室等机构。饶是这样，书也常常是“满而溢”，后来一个朋友在他的办公楼腾出两间房，借给袁伟时当书房，他在那里摆了几个大书柜，治学过程中需要什么书，就让助手帮忙到那里搬过来。
兜兜转转的学术历程
袁伟时，一个曾经的经济系学生、讲师，现在的哲学教授、历史学者。谈起这一转变，饱经沧桑的老人，语气中颇为唏嘘。1949年，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八岁的袁伟时，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满怀希望迎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以为中国肯定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要经济建设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来了。”于是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经济系，读了四年后，院系调整，进了东南财经学院，后来又考上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1957年，袁伟时从复旦毕业回到中大教经济学，这时他已开始发现，现实与他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的经济系，只能讲《政治经济学》，还得按统一口径讲，这对一个崇尚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被套上嚼笼，在鞭子的阴影下奋耕。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相信的就讲，不相信的就不讲”。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只好转哲学系，教哲学史了。但中国是没纯粹的哲学史研究的，实际上都是思想史、文化史，慢慢的，袁伟时还是回到历史研究上来——他还是有点天真地以为，历史研究，自由度应该会比较大的。
痴迷于历史，这是袁伟时从读中学时就开始的。那时他就看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史学著作。可等他全身心投入历史之中，他再一次发现，这历史，也不是想研究就可以研究，想著述就可以著述的。
袁伟时治史，最重原始资料。因为只有在原始资料中，才能廓清历史迷雾，抹掉那些别有用心的粉饰或抹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研究胡适，研究梁启超、研究蒋介石，都是费尽心血地从原始资料中发现历史人物真实的另一面。他总结过，写一万字的文章，要看大约20万字原始资料，摘录10万字左右的素材，一切都要从基础的资料做起。基础打好，后面好多都相通的，那些资料好多地方都能用。写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时，他单是去图书馆找资料，就跑了三十多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图书馆的资料束之高阁，袁伟时用尽各种关系，以求得能进去查阅。那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因种种原因不外借，他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抄。极个别能借出来的，他就拿出来复印——— 要知道，那时候的复印费是很昂贵的。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文革”结束后，他做李大钊的研究，跑到上海东华书局的资料室，从灰尘堆里找到了李大钊编的《甲寅》日刊。不能借，无法复印，他只能小心拂去灰尘，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后来出版社编《李大钊全集》，还是袁伟时告诉他们，东华书局资料室里有《甲寅》。
袁伟时的书房里，现在还珍藏着他治学过程中用稿纸抄下来的全部资料，满满几柜子，每一沓的标签，都清晰可辨。他所做的读书笔记，也都是索引式的，一本一本也都存着，这样需要回头找某个史料的出处时，便能很快找到。
曲折的买书故事
治学的需要，再加上性格使然，袁伟时买书、看书，也基本上都是资料性的。休闲时，他偶尔也会看看沈从文的《边城》之类“闲书”，家里就有珍藏版和阅读版两个版本，但也是准备送出去了。最惹眼的，是书柜里还赫然摆着一本《中国不高兴》，“我是买来批判用的。”袁伟时说，此书所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危害，会影响中国走向世界，“讨厌死了那些家伙！”说到这里，这位历史学家尽管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批评用语，也是饶有童真的。
谈起买书，袁伟时有很多曲折离奇、啼笑皆非、令人拍案惊奇，甚至完全可以写进中国文化史、法治史的故事，“一言难尽”，他摇摇头说。
早在中学时代，袁伟时就把家里给他的钱都拿去买书，“我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强调说。他自己做了一个书柜，去到哪所学校，都把它放在床头，书越来越多，放不下，搬来搬去的过程中，散佚在所难免。当然，书损失得最多的，还是文革时期，当时被抄走了几百部，“文革”结束后还回了一些，但凡是学术价值大的，都不见了。现在回想起来让袁伟时最为扼腕的，还是苏联科学院出的一套《世界通史》，这套书，在工资都是四五十块的时候，一本定价就十几块，袁伟时是一本一本把它买全的。
从那时起，这几十年来，袁伟时买书都买一整套的，“我的钱花最多的就是买书了。我还有个本事，就是走后门买书，哈哈。”
所谓的“走后门”，主要也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出版界远没市场化，图书紧缺，还有一些是“内部发行”的书，一般人买不到的。而书店也属于行政系统管辖范围。研究的需要，袁伟时的应对方法，就是跟书店的店员搞好关系。他还记得，中大书店的库房在西门对面一所破房子里，姓王的老店员跟袁伟时熟，每次他去，老王都打开库房让他进去随便挑书，就算“文革”时外面在武斗也不例外。北京路的古籍书店，经理跟袁伟时也熟，每当有新书到店，都会打电话告知，而且还给他打个折扣。
现在书多，但袁伟时不敢乱买书了。只是对于一些影印的历史报刊、资料，他一发现，还是会“一掷千金”地买下，比如《明报》、《新青年》、《新华日报》、《红旗杂志》等。单是一套影印版的《新青年》，就花了好几千。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一套《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定价七千多块钱，袁伟时就找了曾在广西师大工作过的媒体朋友，通过内部花五千多块就买到了。而一有机会到港台或国外去，袁伟时都会买大量的书。至于这些花了巨资买到的书，真正能走进他书房的有多少，那就看“天意”了……
写作离不开电脑
历经手抄资料和复印资料的艰难，袁伟时对共享网络时代的到来，用实际行动表示了极大的欢迎。早在1999年，他就开始接触网络。儿子怕他不会打字，买了个手写板给他，但68岁的他，像个小学生般，坚持学拼音打字。因为是南方人，发音不准，他就摆了一本字典在电脑旁，硬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半年多时间，他就能熟练地打字了，一直到现在，都是完全用电脑写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将电脑连到了中大图书馆网站，这样不管他人到哪里，都能方便快捷地查阅到《四库全书》等资料。不仅如此，对电子出版物，他也非常喜欢，朋友送的加上他自己买的，他已拥有了几千种电子书，“这比你买纸质书就便宜多了”，袁伟时高兴地说。
十年下来，袁伟时每天都离不开电脑。但他调皮地说：“我是一等良民，我从来不翻墙，因为我不需要，我想知道什么，总是能知道。”得益于网络这种神速的传播，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能很快地跟更多的读者分享。他的助手帮他在几大门户网站开设的博客，每天都有可观的点击量；最新博文《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一被天涯转载，就有了二十几万的点击。而他那篇著名的历史随笔，至今已有四十几个国家的网站和报刊转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许正因为如此，袁伟时觉得，书只不过是资料，无所谓珍不珍贵——— 他的书房里，最珍贵的是那部有着500G大硬盘的电脑。而相比买书时的“豪掷”，对生活，袁伟时要求也很简单，他的第一部彩电用了13年，第二部用到现在也快10年了。他的作息也很有规律，白天晚上都工作，但十点钟就睡觉，早上六点钟起床。天天运动，早上、下午各做一次广播操，活动活动关节。他喜欢散步，沿着中大校园，一天走十公里，分两次，走一次一个小时。他说他走路比较快，几十年如一日，要“走一万里路，干八小时活。”而他业余最惬意的，就是听古典音乐，特别是大提琴。
访谈在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中结束。一曲终了，居室之外，知了正在声嘶力竭地叫着。这位老人，就在这持续不断的聒噪之中，与时俱进地坚持他的阅读和写作，既与时间争未来，也为中国的未来，梳理过去的时光。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