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年，“中国模式”成国际舆论的热点，外国媒体报道这次世博会，也认为“上海世博会引发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一时间，关于“中国奇迹”的学术思辩此起彼伏。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一批冷静学人主张以更为开阔的时空视野，审视当前中国的改革与路径，而中山大学知名学者袁伟时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
记者：近年来，“中国模式”成国际热议的焦点。我注意到您多次谈论“中国模式”时都持有自己的独立态度。您怎么看待这场讨论?
袁伟时：这件事关系中国下一步的走向，含糊不得。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政治家和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抓住要害，当机立断，全面推进改革。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不是引导人们看清危险所在，寻求突围的路径，反而是沉迷于肯定现状，美化和固定缺陷。
经济快速发展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
袁伟时：中国经济是不是高速发展，我比许多人都乐观，深信如果不再犯违反常识的大错误，中国还会有二三十年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但是分歧在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今后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磕磕碰碰走过来的。说到底，这三十年岁月，无非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相应的制度层面角力的过程。成就的根本原因来自学习市场经济和摒弃了斗争哲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层面，从宏观到微观，中国人仍然处于学习阶段。虽然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应对比较得力，赢得海内外交口称赞，但有远见的人们不应沾沾自喜，对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视而不见：官本位没有消退，官商勾结，官员腐化;市场混乱，治安不良;法治漏洞百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包括医疗、住房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等最需要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领域，在我国恰恰是社会主义因素显得稀薄的软肋;贫富差距远远大于四小龙起飞时期……这些都是制度性缺陷带来的后果。
总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改革的任务非常繁重，有待解决的问题成堆。面对这样的状况，迫切地把三十年改革成就称为“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
即使在单纯的经济领域，中国模式论者强调国家(政府)要垄断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按照国际经验，那不过是要重蹈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工党政府的覆辙罢了。中国各级政府对此驾轻就熟!不过，这是一条腐败丛生和效率极低、投入产出极不相称的老路。这才是真正的陷阱!
此外，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三条支柱是产权保护、信息自由流通和法治。中国的现状是许多柱子都锈迹斑斑，有待努力修补。此时此地，与其侈谈“模式”，毋宁埋头修理好关系未来发展的这三个支柱。
社会管理与“中国模式”
记者：有些中国模式论者认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是成功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挑战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的改革。是否可以认为，今后坚持这条路，避免西方的陷阱就行了?
袁伟时：这既是他们对过去的总结，也是描绘未来社会的图景。不过，健康的社会制度都是逐渐生长出来的。按照理想的蓝图去建造一个社会，往往事与愿违，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而且这样的设计与经验事实及众多学者对现代社会的认知有三个明显的不同：
首先，民本能否替代民主?
民主与专制的分际可以抹杀，这超乎平常人的想像。不过，这并不新鲜。清末民初，梁启超就起劲贩卖这个货色。可是，他坦诚申明这是开明专制，实践中则成了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文饰。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换个名词恐怕也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难以调和。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理论基础，官员是公仆，必须得到选民授权，还要受到公民的监督。否则，就会主仆颠倒，导致政权变质。民本是以官为主，最终是圣君贤相为民作主。如果碰上能干的清官、明主，居高临下，亲民，惠民，老百姓会得到一些实惠。可是，要是上台的是贪官、暴君，老百姓就要遭殃了。而后面这个情况司空见惯。现代政治学在权力来源和运作等方面已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并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完整的经验。中国模式论者冀图推翻现代政治学，另立一个学派，这个雄心壮志值得称许，然而能经得起推敲吗?
其次，这样的设计不要公民社会，势孤力单的个体公民，面对强势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不但如此，一直延伸到社区和“单位”的控制体系，其中的家庭气息，这些可使我相信有些“单位”和社区的领导者比较关心人，但相反的情况不也比比皆是吗?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公民享受应有的自由和尊严，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政府是为保障公民的自由(比如毛泽东肯定的四大自由)而存在的;公民与“单位”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权利、义务有明确的契约规定。至于社区，它是公民自由选择的居住地，居民可以民主自治，社区对家庭和个人都没有管辖权。这样也许能应对更多现代社会的诉求。
再次，中国模式论者与众不同之处是忽略个人，力图以家庭或其他集体取代公民作为权利主体。“集体”的掩盖是几千年宗法关系的延续，压杀个性的苦头我们吃得太多了。
说到底，论者的整套理论不过是冀图粉饰现状，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政治体制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主体部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公认的事实。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型的管理体制早就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与公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差距。面对社会矛盾尖锐的多事之秋，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及时妥善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否定这个领域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文化复兴之路
记者：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模式至少在文化领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剔垢磨光以后必然焕发创造活力，从而支持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模式”。
袁伟时：这是很有迷惑力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很多瑰宝，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靠它自身的力量没有培植出民主制度，也没有孕育出独立的知识阶层，而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坚实的基础。
记者：民贵君轻的思想传统，不是民主制度良好的思想支柱吗?
袁伟时：不要忘记：几句劝善良言约束不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的献策，是规劝君主的箴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警告统治者必须亲民，以免丢掉社稷;暴虐统治害民误己。这些箴言的前提是承认君主的专制权力。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中国的臣民在君主面前没有法定的权利。如果劝说几句就能让专制君主一心向善，历史的进化就太容易了。
制度和社会结构才是决定性的。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没有产生出足以牵制专制统治的制度结构，更不用说演化出民主制度的制度架构和思想基础了。
而从实践的后果看，直至19世纪结束，中国专制统治的趋势是加剧而不是终结。
记者：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变为无源之水了。难道中国人要永远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吗?
袁伟时：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很有迷惑力。这里涉及几个很有趣的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在某些人看来，文化复兴总要搭上中国古代文化。其实，眼界可以放得宽一些。文化繁荣，中国上升为文化大国，就是最好的文化复兴。这里当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继承和发扬，但又不囿于传统，要敢于接受和创造新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要出比孔孟老庄更伟大的思想家，要有一大批烛照未来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
第二，文化复兴或文化大国的源头在哪里?
只盯着传统，不可能出现世界一流的文化巨人。文化繁荣的基础是建构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创造的源头在自由的制度。至于应该运用哪些资源，这让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自己去选择。
第三，学术和国界有什么关系?
多年来，一些人高喊，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学术被殖民化了!请不要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学术文化无国界，只有是非和高低之分。十多年前，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其实，所谓文明冲突无非是不可抗拒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与前现代国家中反对这个趋势的极端分子的冲突。历史已经证明、还会继续证明，主动融入世界是民富国强、经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违反这个趋势必然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大小不一的灾难。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观察和处理文化问题，首先要有平常心，不要动辄将文化、风俗习惯和娱乐政治化。年轻人爱热闹，圣诞节、情人节高高兴兴到处逛;美国大片进来，手拉手进影院，如此等等，就认为是上了美国佬的当，成了他们“文化侵略”的俘虏。说这些话的人有没有想一想，在纽约、伦敦、东京舞狮子，过春节，办孔子学院，放“老谋子”的电影，是侵略还是反侵略?
根深蒂固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的心态应该调整了。国际之间当然还有利益冲突，间谍战，纵横捭阖，层出不穷。但是，这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自由交流，谈判，折衷，妥协，谋求双赢……这些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是福国利民的最好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