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今年是中国的教育年，又有人称下21世纪为教育世纪。具体的提法并不重要，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教育的重要性了，尽管这一天已经来得太迟了。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说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只是一度不够重视而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尊师重教，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对教育作出一般性肯定的同时，强调的是政治和道德。由此而产生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过去教育弊病的根源之一。所以，我们在肯定中国教育的传统时，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教育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弊病，从全新的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新世界对“师”和“教”所提出的要求绝不是传统的延续。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以往和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1950年上小学开始到目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这50年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读书，小学、中学和研究生；三分之一教中学，三分之一当大学教师。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至少也是以往半个世纪中国教育的亲历者，所以我有义务贡献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否正确。
一、“十七年”不是黄金时代
不彻底揭露以往的弊病，不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就不会有改革的内在动力，也不会有正确的方向。
教育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还是能“彻底否定”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做到。但对“十七年”（1949－1966年）却含情脉脉，常常作为优良的传统来称颂，用以对比十年动乱，也用之于对比今天，无形中使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误以为那时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黄金年代。这至少是一种相当片面的总结，一种误导。
我是1957年秋进初中的，不久就知道教师中有右派分子。刘绍棠18岁成名，由“一本书主义”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一直是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反面教员。以后又增加了因为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严重而“叛国投敌”的傅聪，据说他只能在外国酒店里拉小提琴度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使我们这些中学生也沉浸在狂热之中，整天放不完的“卫星”，报不完的喜——全班消灭错别字，消灭不及格，全校通过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标准）。但刚送完喜报，新的“卫星”又放了上去，有的班级已全部达到5分，更有的班组提出初三学完高中课程了。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学校不止一天地停课，学生的任务是收集废钢铁——将弄堂的铁门、一些房屋的钢窗和一切钢铁构件拆下，将完全可用的铁锅和用具砸碎，由教师在操场上架起土高炉，通宵达旦炼成一堆废渣，然后师生一起抬着这些“钢”到区里报喜。到了全市消灭麻雀时，我分配到的任务是站在屋顶号呼驱赶，不让麻雀有喘息的机会。为了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下午还要到学校附近的里弄里去教老妈妈识字，要到她们摘掉文盲帽子才算完成任务。
1960年我考入高中，这所在文革中被批判为专门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重点中学其实也是相当革命的，至少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是如此。高中阶段经历的大事，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是“反修斗争”，当然还有“反右倾，鼓干劲”，批“三自一包”、“三无一少”，例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形势报告。所以当时我坚信，我们吃不饱饭、有时只能用“光荣菜”（卷心菜老叶加豆腐渣）充饥完全是苏修逼债的结果，但比起世界上三分之二还没有解放的人民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我们是何等幸福！在反修学习的讨论中，我滔滔不绝地重复报纸上看到的和形势报告中听到的内容，理直气壮地批判修正主义的罪行，例如赫鲁晓夫重用知识分子，排斥工农干部，提拔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当中央委员，替换老布尔什维克和老红军，岂会想到改革开放后我们“修正”得更彻底！
在我高中的后二年（我因病休学一年多，到1964年才毕业），由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条最高指示的发表，阶级斗争的弦已经越绷越紧。除了不断听到国内外阶级敌人如何不甘心失去自己的天堂、如何进行种种破坏以外，家庭成份和出身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到了决定一切的程度。1963年夏我原来所在班级的同学参加高考时，就有同学完全因家庭问题而落榜，而其他班级一位品学兼优、在数学和语文方面都有很高天赋的同学因父亲被镇压而与升学无缘。到1964年我的第二批同学参加高考时，一位数学极好、成绩全优的同学与他报考高中的妹妹双双落榜。事后得知，早在5月份班主任就告诉他上大学绝无可能，他还心存侥幸，更没有想到连妹妹上高中也会被禁止。在高考发榜前，忽然一位成绩较差、英语几乎不及格的同学来找我突击补习，原来他接到通知去外语学院复试，尽管他从未报考外语专业。结果他被外语学院录取，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哥哥是某单位的党委书记，显然属于根红苗正。
到1964年9月我担任实习教师，1965年正式成为中学教师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学校的主要工作和教师教师的主要职责也已转到了阶级斗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阶级敌人将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支持这一理论的大量“证据”就是这些人千方百计让子女读中学，上大学，而出身于这些家庭的学生普遍比工农和干部子女的成绩好。毛泽东“春节谈话”的传达，更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既然毛泽东批判了考试是搞突然袭击，教师将学生当敌人，教师就只能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而具体表现就是爱成绩好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于敌对阶级），恨成绩差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并将他们当敌人。其实，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方法虽然不无问题，却根本没有将学生当成敌人，考试也并不都是突然袭击，毛泽东的说法只是根据个别高干子弟的片面汇报，完全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路线的需要。在这种说法的煽动下，一些自以为受了压制的干部和工农子女已经将学校领导和教师当成敌人，只等文化革命一声号令了。这种情况在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或重点学校尤其突出，所以文革初期这些学校教师的遭遇更加悲惨。
我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虽然是一名努力听党的话的团员，但还不是党员；虽然不是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当时我父亲被定为“小业主”，文革后纠正为“个体劳动者”），但也不属出于敌对阶级。在“十七年”的大部分我是学生，只当了三年教师，年龄只相当于同时的大学生；我的经历只能代表“十七年”的教师和学生中受害最轻的那一部分。此外，我完全没有大学的经历，自然不能代表大学的情况。不过，根据我进入大学后的见闻和这些年来看到的资料，可以肯定，大学的情况只会更“左”。我完全有理由说：“十七年”的教育，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以后，早已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绝对不是令人怀念的黄金时代，更不能成为未来教育改革的样板。当然，在此期间的学校和教师并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成绩和可以继承的传统，但这是由于错误的教育路线和方针还来不及加以彻底破坏，而不是它们的成果。
目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弊病或存在的问题，从表面看似乎与改革开放以前差不多，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严重，但我们必须看到两者的本质区别。解决的办法是改革，是创新，而不是回到“十七年”去，更不应该从文革期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去寻找“经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经历过文革或“十七年”的人如果自己想享受一下，可以悉听尊便，但如果想拿我们的下一代来作试验，就将成为千古罪人，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应试
现在提出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就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素质而言，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作为教育的两个侧面，提倡一个，反对一个，似乎两者是根本对立的，却既不符合实际，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所谓应试教育，据说就是将考试当作教育的目的，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考试转，或者只根据考试的结果来评价教育质量和学校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试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学生重视考试，当然是为了获得好成绩，取得精神或物质的奖励，升入高一级学校，或找到好一点的工作。教师重视考试，当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成绩，作为自己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标志，也作为晋升职称和工资的根据。学校重视考试，因为只有考试的结果才能说明本校的教学质量和成绩，提高排列的名次，进入或保持各类重点学校的地位。而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以重视考试，无非是希望通过考试来检查和考核所属学校及其教师的业务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能力。就是家长重视考试，也只是为了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目的还不是为了子女的前途？试问，有谁会将考试当作唯一的目的？所以，反对以应试为目的，本来就是找错了对象，或者只是找到了一个假想敌，还能反出一个什么好的结果来？
再说，你可以找出考试的成千上万弊病，却找不到任何可以代替考试的方法和手段来。不仅从小学到研究生都离不开考试，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只要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只要客观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主观需要，只要有区别人与人之间差距的需要，就必须要有一种加以选择和区别的办法，而考试无疑是最公正的手段。考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却并无二致-——让受试者在同样的条件下，显示出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能力或优点，以便检验其已经达到的水平，加以区别，排出顺序，确定等级。有时我们将实践当作考试的一种方式，比如一个人能够开着汽车顺利通过闹市区，或者安全驶完一段险路，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驾驶技术。但如果要你确定他的技术等级，或者要将他的技术水平与其他人比较，那就只能设计出一个规范的标准，给他们予同样的条件，就必须用考试的方式——尽管未必要在课堂，或采用书面回答——却必须使用相同的标准，或者由同一位考官作出判断，否则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也就失去了考试的意义。
我们提倡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素质，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素质，固然非常必要。但如果不通过适当的考试，又如何能肯定或检验学生的某项素质确实提高了？而且，每个学生的提高程度不可能都相同，要确定每个学生的提高程度，除了考试又有什么其他办法？例如，我们要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可以通过体格检查，由于使用的仪器是标准的，医生的判断也是尽可能标准的，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要反映身体素质的另一方面——运动水平，更只能通过一个个项目的考试。就是比较抽象的思想和道德素质，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标准来进行鉴定，采用知识、言论、行为等多方面的指标才能确定，这不也是考试吗？要是没有这些考试，素质教育的成绩岂不成了随心所欲的评判？再说，在学生毕业离校以后，等待着他们的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哪一样不要考试？招工、招聘、提升职称、申报项目、申请资助、评奖、竞选……哪一样不是种种形式的考试？谁都知道，除了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优秀以外，应试的本领（或者直接称之为考试诀窍）同样是很重要的。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如果没有显示自己的优秀素质和能力的手段，必定会白白丧失大量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大多数学生的应试能力还不够，还要大大地加强。
有人为了进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往往把目前的教育比之于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将“应试”的后果类比于科举考试的弊病，其实同样是不公平，不科学的。恰恰相反，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一项杰出创造，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所以才能在中国持续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都形成了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各类人才的制度，如招生、招工、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特殊人才的发现，一般都是由考试决定的。
在分析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片面认识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把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生产线上的原料，原料不同，最后的产品自然也不同。所以，制度是否合理就像一条生产线的设计是否合理一样，而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生产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这样来判断一项制度，就可以区分哪些是制度本身（生产线）的毛病，哪些是执行制度者（操作人员）或具体内容（原料）的问题。”我认为，科举的弊病是主要在于考试的内容（如八股文）和执行制度的人（各级考官）的腐败，而不是制度本身。正因为如此，清末废科举只是废了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废除考试制度。同样，我们今天可以改革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但绝不能取消考试。
近年来在高考和其他统考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没有超出方式和内容的范围。
如语文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八股式的作文要求、一些试题含糊不清或概念错误、阅卷教师评判有误、考试中的舞弊、过早分科、复习过程中的投机猜题、考试前的反复模拟、学生的真正水平得不到显示、个别优秀学生落榜、学校和教师忽略未列入考试范围的教学内容等等，大部分是可以改进的。但考试作为一种手段，是无法解决手段以外的问题的。在供需悬殊的情况下，如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能进入高一级学校或重点学校，竞争的激烈既然存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至社会各方面都在考试上做文章也就无法避免。世界上的杰出人才，哪一个不是通过激烈竞争才脱颖而出的？只要竞争规范，激烈一些又何妨？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看法，考试有百弊而无一利，岂不是应该取消吗？那么用什么方法来选拔学生呢？莫非要回到“工农兵推荐”的老路上去吗？
有人以为推荐的最大弊病是不正之风，是谋私，其实推荐的最大问题还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即使举荐者完全出于公心，他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和好恶来区别优劣，排定名次。一位小学校长心目中的天才，可能与大学教授的标准大相迳庭；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尖子，肯定不会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传统教育观念下的优秀学生，未必能适应新学科的需要；如果一定要实行推荐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首先了解和确定推荐者的水平，然后才能相信他们的推荐对象。所以推荐的方法，在很小的范围中还行得通，如现在一些高校给某些质量有保证的重点中学以一定的保送名额，国外一些高校将负责任的推荐信作为录取研究生的重要根据，诺贝尔奖评委给他们信得过的若干个人以推荐候选人的资格，但要扩大到全局就无法实行，这也是推荐至今无法取代考试的主要原因。
总之，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应试与提高素质并不矛盾，规范合理的考试制度是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水准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症结所在：资源不足和需求过度
最近金华发生了一名高中生因名次达不到母亲的要求而与母亲发生冲突，以至杀害母亲的惨剧。这一恶性事件和由排名次、加重学生负担引发的问题促使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减轻学生负担，命令禁止学校给学生按学习成绩排名次。这些措施当然是正确的，也能收一时之效，但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些措施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就说排名次吧，公开的可以不排，暗底下能不排吗？除非全部取消成绩，不记分数，否则学生的成绩总会有高低，分数总会有多少，教师不排，学生也会排；全校不排，班级中也会排，小组中更会排。如果全部不排名次，需要某种学生时如何选拔？总不见得什么事都全部上吧！先进模范如何确定？难道能乱点鸳鸯谱？更何况学校里排名次的事多得很，学习成绩不排，还有文娱活动、体育比赛，总得有名次吧，否则如何激励学生竞争向上？如果因此而釜底抽薪，取消一切竞赛和评比，排名次果然可以避免，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恐怕不会比排名次的消极作用小。
再说减轻负担。来自学校或教师的负担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加以减轻，来自家长和社会的压力就无法由哪一个领导部门或个人来消除了。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除了那些稳操胜券的学生（如个人绝对优秀，家庭有强硬背景等）外，其他人都会各显神通，尽其所能，而绝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就是自愿加重负担，用多做习题，多看辅导材料，多补课等办法进行强化训练。这是谁也不能禁止的，也是谁都禁止不了的。
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资源的匮乏，远远无法满足民众的需要，使求学、升学、选择学校或专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的教育基地本来就相当薄弱，改革开放以前又饱受大小政治运动之害，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原有的学校和教师受到很大的破坏和摧残。改革开放以前虽然有了巨大进步，但欠债既多，投入又长期不足，现有条件依然适应不了全社会的需要。
国家有义务教育法，但不少地方缺乏义务教育的基本设施和手段，连学校和教师都不够，只能靠实行“希望工程”来弥补。而且现有中小学的设施和师资大多还很差，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只有少数重点学校或特色学校，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被一般人称之为“贵族学校”的民办学校，才能使学生的质量和升入学一级学校有较大的保证，这当然会成为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追逐的目标。但后者要收高额费用，能通过考试进入的只有前者。现在不少地方取消了重点小学与初中，但条件的差异是客观存在，谁不想进好一些的学校？正当的办法想不出，就只能走不正当的门路。而且即使初中没有重点，要上大学还得过高中这一关，而高中的重点与非重点差别更大，竞争只会更激烈。与全国的高中毕业生相比，大学入学名额真是粥少僧多，地区间的差异也实在太大，如北京、上海能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超过三分之二，有些省区却不足六分之一；以至同样的分数，在北京、上海能进一类大学，在其他地方或许连电大都进不了。毫无疑问，那些地方的竞争必定比北京、上海激烈得多，学生受到的压力也要大得多。
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重点学校的优劣，但在教育资源不足、学校之间差距严重的情况下，重点学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取消不了。要取消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重点学校降到一般的水平，就像文革期间那样；一是将其他学校提高到重点的水平。我们当然应该采用后一种办法，但现在远没有做到，竞争的压力自然也不可能消除。
既然我国的教育资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满足国民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学历和学位的要求就应该与现状相适应，不要提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应该盲目追求高学历、高学位。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然应该，但知识与人才并不与学历、学位绝对成正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学历和高学位。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更不是都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各类人才，并不需要每一个成员都达到最高学位。即使是在一所名牌大学或研究所，也需要一定比例的辅助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个人的素质存在差异，总会有一些在体力、智力方面不适宜接受高等教育，或者无法获得高学位。对一般的岗位要求过高的学历和学位，既浪费了人才，也过度消耗了教育资源，加剧了供需矛盾。
例如，对干部“知识化”的要求往往变成了“文凭化”或“学位化”，于是出现了科员拚“五大”，科长专转本，处长要硕士，局长混博士这种全员求学位的怪现象。干部的实际知识水平没有提高多少，却从本来就不足的教育资源中又挖去了一块。又如，一些单位不顾人力资源的成本，片面提出学历或学位的要求，如中学教师要招博士，一般文员非本科不用。加上传媒的不适当宣传，给大家造成了一个上不了大学就没有出路，当不了博士就不能成才的错觉。实际上，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学历和学位适应不同的需要，任意错位不仅造成人才的浪费，而且会适得其反。像博士到中学工作，如果是去研究中学教学，当校长，作讲座，或许能发挥作用，如果是当一般教师，就未必比师范本科毕业生强。
在教育资源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人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规划，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使两者相适宜。舆论界也不要作不切实际的宣传，刺激民众对教育资源的过度需求。这样使广大学生和家长保持清醒的、现实的目标，减轻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减负才有可能，教师、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或许就能少用或不用排名次的方法了。
四、并非教育的“教育”问题
经常看到一些有关教育的消息，如小学生书包太重，中小学生补课成灾，学校滥发复习资料，教师热衷于当家教，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教育主管部门或一些学校采取了改进措施的报道，如有的规定课外一律不许补课，有的下令不得再发行课本以外的补充教材，但效果似乎并不大，往往旧的陋规没有完全改革，新花样却又出来了。所以我对最近教育行政部门最近采取的措施虽然乐观其成，却不无疑虑。因为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相当多的问题并不是出于教育思想或观念方面的原因，更不是简单的教育方法。
就拿补课来说，本来只是对学习差而跟不上进度的学生的权宜之计，或者是在重要考试之前的一种应急措施，现在却成了一些学校中“正课”的一部分，从起点班到毕业班，从差生到优生，从开学到假期，有的甚至规定人人都要参加各种补课班。于是出现了该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却要放到补课班上讲、考试的复习范围只有在补课班上才能透露的怪现象。又如课余辅导，本来是为了满足少数学生的特殊需要和兴趣爱好，现在却成了一些学校的常规教学内容，学生个个都得参加，不是学外语，就是练电子琴，或者学书画。不少幼儿园也办起了人人有份的辅导班，有的连“教材”、乐器等也得统一购买。
教师个人也各显神通，各类学校中几乎都有一部分人在各种补习、辅导班中兼课，担任个别家教，还有包住包吃寄托式的家教，学生家长一起参加或单独辅导家长的“家教”，个别教师还定了只有请他为家教才拿出辅导绝招来的陋规。
不用说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校长、教师，就是稍有教育常识的人也都明白，这些做法绝不是正常的需要，效果如何也是不言自明的，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乐此不疲，此风会愈演愈烈，屡禁不绝，花样越来越多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还在师德和经济利益这两方面。
如果校长和教师都重师德，就不会将本来应该做的工作当作“补课”、“辅导”或“家教”来安排，更不会围着一点蝇头小利转。常听到某小学规定学生要定几份规定的报纸，购买上门推销的保健用品，让学生参加由旅行社承包的长途春游，使用由校长或教师编写的“辅导教材”，等等。有关人员要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难道会干这样的蠢事？
但是，如果离开了教师正当的经济收入，师德的提高也难以落实或持久。近年来，教师的收入的确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主要部分并不是靠工资，而是来自学校的产业或名目繁多的创收，来自集体或个人的“业余”收入。因而教师收入的高低，往往不是取决于学校的质量或本人的水平，而是学校创收的能力和本人的额外收入。这类收入往往远远超过教师的正常工资和奖金，但它们非但不与师德和水平成正比，甚至可能完全倒挂。这种现象不改变，不用说起不到激励作用，就是按劳分配也做不到。
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使校长和教师从创收的怪圈中解放出来。当校长和教师不必整天考虑经费和工资外的来源时，师德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才会有可靠的保证。要是政府一时还不能解决全部经费，也可以考虑其他来源。例如据调查，上海居民每年花在子女课外辅导上的钱就有花几个亿。实际上，这些钱有的被南郭先生骗走了，有的流进了办班专业户的腰包，或成了书商的暴利。如果能全部用之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的收入，从而使学生真正得到提高，岂不更好！所以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义务教育所必须的经费，提高这一部分教师的工资，使他们不必依靠补课一类额外收入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公务员需要以薪养廉，教师难道就不需要？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容许私人和社会力量兴办非义务制的学校，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使另一部分教师能够在这类学校中获得较高的报酬，不必再用补课一类形式。
当教师的正常收入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收入较高而又稳定的阶层时，加上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尊重，教师自然就会成为令人羡慕和追求的职业，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就能作出严格要求，良好的师德和教风才能确立，目前存在的这些弊病才能彻底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