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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战国时齐、鲁一带的儒生和方士认为,天下最重要的大山有五座,称为五岳,其中又以泰山为最高,居五岳之首。泰山最高,自然离天最近,所以帝王应该登泰山之颠,筑坛祭天,称为“封”;在山南的梁父山辟场地祭地,称为“禅”;合称“封禅”。为了给自己的主张制造历史根据,他们编造了一套上古三王五帝、尧舜禹都曾封禅的传说,据说孔子也承认“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但他认为从西周以后却还没有一位君主有这样的资格。

  

  封禅既然是如此盛事,君主岂有不想一试的?齐国近水楼台,齐桓公被诸侯尊为霸主后,就准备封禅。相国管仲说古来封禅的帝王都是在完成“受命”之后,踌躇满志的桓公却反问道:“我的功绩比起古代‘受命’的君主来又有什么不如?”管仲见说服不了他,就出了一道难题:“封禅要用【高阝】上的黍,北里的禾,江淮间的三脊茅草,东海的比目鱼,西海的比翼鸟,还必须出面凤凰、麒麟、嘉谷等各种祥瑞,现在有吗?”大概桓公只顾武功,没有得力的宣传部长和通讯社,一时造不出这么多祥瑞,封禅只得告吹。鲁国的季氏执掌大权后,不知天高地厚,也到泰山去祭天,着实被孔子讥笑了一番。

  

  灭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来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商议封禅典礼。当时天下一统,儒生们自然不敢拿“受命”来压秦始皇了。一些儒生则把这看成显示学问的好机会,于是旁征博引,各不相让,展开了激烈辩论。秦始皇见这批书呆子争个不休,提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干脆不再理会,仿照秦国在雍(今陕西凤翔)祭上帝的方式完成了封禅。儒生们空忙了一场,作用一点没有发挥,好不恼怒。正好秦始皇上泰山途中遇到暴风雨,自然成为儒生们讥讽的内容。十二年后秦朝覆灭,更证明了儒生们的先见之明,秦始皇成了“无德而用事”的典型,封禅也更加显得崇高而伟大了。

  

  帝王们自不必说,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都盼着有机会分享这份荣光,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盛况。公元前一一○年汉武帝封禅泰山,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却未能随行,气愤之下,一病不起。临终时他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哭着留下遗嘱:“皇上续断绝了千年的传统,到泰山封禅我作为太史不能随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我死后,你一定能继任太史,千万不要忘了我想完成什么著作。”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要没有这次封禅,或许就不会有司马迁发愤著成的《史记》了。

  

  汉武帝以后能到泰山封禅的皇帝也是屈指可数。分裂割据的君主固然不敢举行封禅,就是统一王朝的皇帝也未必能去得成。因为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中央要管的事越来越多,皇帝和主要的大臣要离开首都一段时间并非易事。如此大规模的巡游和封禅大典的开支也不是小数,要不是国库充盈就难以负担。耽于安乐的皇帝受不了旅途劳顿,轻易不愿离开宫殿。开国皇帝往往来不及完成这样的盛事,守成的皇帝要没有什么明显的文治武功,大多也不敢做出超越乃父乃祖的事来。何况封禅过的皇帝在史书上留下的记载未必完满,这也使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们望而却步了。

  

  在进行过封禅的皇帝中,宋真宗大概是最谈不上有什么功业的,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天书封禅”运动却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四年,史书也有详细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封禅真相的机会。

  

  北宋景德五年正月初三(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宋真宗召集文武百官,亲自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

  

  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将近半夜,朕正准备就寝,忽然室内大放光彩,看见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应该在正殿做一个月的黄【竹录】道场,就会降下天书《大中详符》三篇。”朕肃然起敬,想起身回答,神人已不见踪影。从十二月初一开始,朕就在朝元殿斋戒,建道场以求神人保佑。到今天,正好皇城司来报告,发现左承天门南面的鸱尾上挂着一条黄帛,派太监去观察,帛长约二丈,像封着书卷,用青丝绳缠着,隐约看出里面有字,这就是神人所说的天降之书。

  

  首相王旦立即率群臣称贺。随后真宗步行到承天门,瞻仰天书,下拜致敬,派二名太监爬上屋顶取下。王旦跪进天书真宗下拜接受,亲自放在轿子中,引导到道场,授予陈尧叟启封。只见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跪受后,又命陈尧叟宣读,三幅黄字所写内容类似《尚书·洪范》和《道德经》,赞扬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保持清净简俭,宋朝的国运必能昌盛绵长。皇帝又跪奉天书,用帛裹住后放入金匮。群臣在崇政致贺,皇帝赐宴款待。又派专使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又赏赐群臣,并特许京城百姓大喝五天。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大吉大喜,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马上引经据典,阐述天书的伟大深远意义。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各种祥符纷纷上报。为了表达全国臣民的迫切心情,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地方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二万四千三百多人,五次上书,请求举行封禅大典。皇帝顾及国家利益,惟恐国库不足,但主管部门研究制定详细的仪式。丁谓为让皇帝了解财政方面的大好形势,特意将历年收支数据编成《景德会计录》,与封禅大典的经费预算一起上报,获得皇帝嘉奖。

  

  对天书降临作过特殊贡献的王钦若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担任大典的常务总指挥。六月初六,王钦若从乾封县(今山东泰安)报告:泰山涌出醴泉,苍龙降临锡山。不久,木工董祚在醴泉亭以北的树上又见到挂着一块黄帛,上面有字,但不认识。皇城使王居正接到报告,立即奔赴现场,见帛上写着真宗的名字,赶紧报告王钦若。王钦若躬奉帛书,让太监飞马捧往首都。真宗立即在崇政殿召集群臣,又亲自宣布了第二个特大喜讯:

  

  五月十七日子夜,朕又梦见上次见到的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朕马上密令王钦若等人,一旦发现祥异就立即上报,如今果然与所梦符合。上天如此关怀保佑,朕真怕担当不起呀!

  

  王旦率众臣拜贺,将天书奉迎至含芳园正殿,又由真宗隆重奉接。这次的天书写得更明白:

  

  你对我如此孝顺崇敬,养育百姓使他们幸福。物赐以嘉瑞,要让百姓们都知道。对我告诉你的话要保密,对我的意思要好好理解。国运一定能永远昌盛,你也可以健康长寿。

  

  群臣当然理解上天的意旨,立即给真宗上了尊号,称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不久,各种祥瑞在全国遍地开花,王钦若献上芝草八千株,赵安仁献上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余株,各地贡献的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草多得无法统计。

  

  为了永久供奉天书真宗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主管部门和技术人员估计需要十五年时间,总指挥(修宫使)丁谓下令打破常规,日夜施工。对这项政治任务当然要坚持高标准,并且不能算经济账,监工太监刘承【王圭】严格照图纸验收,有丝毫不合格就全部拆毁重建。结果,这座有二千六百十间的宏伟建筑在七年内建成。

  

  九月二十八日,真宗亲自在崇德殿演习封禅仪式。十月初四,在载着天书的豪华玉车引导下,真宗一行浩浩荡荡离开开封,十七天后到达泰山。王钦若等献的芝草已多达三万八千多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竟又翻了两番,不知是解决了人工培植的难题,还是发现了新的产地。不过,比起以后亳州献的九万五千株来,胆子还是不够大的。经过三天斋戒,真宗登泰山项完成了祭天仪式,第二天又在社首山举行了祭地典礼。于是真宗登寿昌殿接受群臣朝贺,宣布大赦天下,特许全国百姓大喝三天。接着在穆清殿举行盛大宴会,还在殿门外为当地父老开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回到开封,群臣的歌功颂德又掀起新的高潮。十二月初五,真宗在朝元殿接受尊号,封禅大典圆满结束了。

  

  但各地官民的积极性却越来越高。汀州人王捷报告:“我在南康遇见一位赵姓道士,传授给我炼丹术和一把小环神剑,他就是圣祖(赵氏的始祖)、司命真君。”王捷被赐名中正,封为左武卫将军,倍受宠幸。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进士薛南及当地父老、和尚道士一千二百人请求皇帝到汾阴祭祀后土。原来汾阴也是有来历的地方,公元前一一六年当地一位巫师在土堆中发现了一只特大的鼎。汉武帝核对无误,派人迎至甘泉宫,又运回长安,途中居然出现黄云盖在鼎上,同时有一头鹿经过,被武帝亲自射杀,用以祭鼎。经有关方面召集专家论证,这是一只宝鼎,与泰皇、黄帝、禹所铸的鼎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为此武帝改年号为元鼎,三年后又在汾阴建后土祠,亲自致祭。现在皇帝既然已经封禅,祭祀后土是顺理成章、必不可少之事。真宗俯顺民情,宣布明年进行。十二月,陕州(今河南陕县)报告境内黄河变清。这分明是圣人出现、天下太平的征兆。晏殊立即献上一篇《河清颂》。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真宗一行又以天书为前导由开封出发, 出潼关、 渡渭河,在二月十三日到达汾阴(已改名宝鼎县),四天后进行了祭祀后土地祗的典礼。

  

  大概是为了使这场运动长盛不衰,到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又对群臣宣布了一件奇迹:

  

  朕梦见神人传达玉皇的命令:“上次曾令你的祖先赵玄朗授你天书,现在令他再来见你。”第二天,又梦见神人传达圣祖的话:“我的座位要朝西,再斜放六个座位等着。”当天就在延恩殿设道场,五更刚过,就闻到异香。不一会儿,黄光满殿,圣祖降临,朕在殿下拜见。接着又来了六个人,向圣祖作揖后一起就座。圣祖命朕上前,说:“我是九位人皇之一,是赵氏始祖。第二次降生就是轩辕皇帝,后唐时又降生,传下赵氏已有百年。皇帝你要好好抚育苍生,保持以前那样的志向,不要懈怠。”说完离座驾云而去。

  

  王旦少不了又率群臣拜贺一番。 赵元朗既是赵氏始祖, 又是轩辕黄帝之祖,“玄朗”二字当然不许再用,于是诏令天下,以元代替玄,以明代替朗,已有书籍中出现元、朗二字时必须缺笔。但玄字与元字声音相近,又下令改用真字代替元、玄二字。又给赵元朗上了一个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水涨船高,群臣也给真宗上了新的尊号“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不仅增加二字,而且用词的规格大为提高。经过三次谦让,皇上不得不接受。

  

  六年元旦,国家天文台(司天监)报告出现了“五星同色”这一罕见的天象。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同时出现称谓“五星连珠”,已是少有的祥瑞,只有在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入关这样的时候才会出现,“五星同色”的意义不言而喻。六月,由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地方官、父老三千三百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开封,在宫门外请愿,要求皇上到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八月初一,皇帝答应明年春天亲自去太清宫,十天后就给老子上了尊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七年正月,以真宗为首的祭祀大队又在天书的引导下开往亳州,历时二十天。现场指挥丁谓献的芝草创造了空前记录,多达九万五千株。太史报告,天上出现了含誉星,这是大喜事的象征。亳州被升格了集庆军,当地百姓的赋税被减免三成。当年十一月,玉清昭应宫建成,次年又有一系列的供奉活动。

  

  天禧二年(一○一八年)夏,皇城司报告:保圣营的士兵在营西南角发现了乌龟和蛇,就在那里建了真武祠,现在祠旁涌出一股泉水,不少病人喝了后就痊愈了。真宗下诏就地建祥源观。

  

  三年,巡检朱能宣称有天书降临在乾【礻右】山。大家都知道,这是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后伪造出来的,真宗却深信不疑,下令将天书迎入宫中。尽管直到真宗死后, 才有人来算朱能这笔欠债, 但天书再也无法激起全国的狂热。乾兴元年(一○二二年)二月真宗病死,享年五十五。半年后,天书作为殉葬品与他的遗体一起被送入永定陵,永远在人间消失了。

  

  天书、祥瑞一类把戏在中国史上并不少见,但像宋真宗这样亲自策划、制造的倒也不多。平心而论,真宗算不上是昏君或暴君。在对抗辽国入侵时他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寇准的意见,毕竟还亲征前线,比以后宋徽宋在金军进攻时望风而逃、宋钦宗一味求降要强得多。天书运动的真正导演是奸臣王钦若,他在辽军入侵时曾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被遣往天雄军(今河北大名)驻防后,在强敌面前只会紧闭城门,修斋诵经。他对敌国束手无策,侍奉皇帝、打击政敌却游刃有余,而真宗严重的虚荣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机。本来,澶渊之盟被视为宋朝的胜利,力主御驾亲征的宰相寇准在真宗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钦若却大进谗言,说这是“以万乘之尊为城下之盟”,而寇准是将真宗当作赌博的“孤注”,不顾皇帝的死活为自己捞取名利。

  这一招果然有效,从此寇准圣宠日衰,不久被降职为地方官。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话,真宗将澶渊之盟视为奇耻大辱,却又没有挽回面子的办法,于是王钦若献计:“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封禅必须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为之者”,那么只要真宗“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他还进一步让真宗“解放思想”:“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无非是圣人利用神道设教罢了。”当真宗问直学士杜镐《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位饱学的老儒也如此回答。但真宗还怕宰相王旦会反对,让王钦若去做说服工作。在得知王旦愿意顺从的信息后,真宗亲自如王旦欢宴,散席时又特赐酒一尊,让他带回去与妻儿同享。王旦回家后发现,尊中装的竟全是贵重的珍珠,他明白了皇帝的真意,更不敢再有异议了。至此,王钦若的奸计得售,达到了排斥寇准了摆布真宗的双重目的。真宗在向全国臣民撒下了天书降临的弥天大谎后,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再也无法自拔,只能按照王钦若的导演不断地表演下去。他既需要欺骗臣民,也需要欺骗自己。以万乘之尊,他绝不会有承认错误的勇气。相反,在王钦若之流制造的祥瑞遍全国、颂歌响天下的狂热中,真宗“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虚荣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满足,陶醉在虚幻的“大好形势”下。

  

  其实,直接参预王钦若阴谋的人极为有限,多数大臣只有附和而已,但首相王旦的态度却趣了决定性的作用。真宗最担心的是王旦的反对,实际要是王旦能与平时一样坚持正确立场的话,这场闹剧确实是演不成的。

  

  王旦的出身、经历、能力、品行可以说是完美无暇的。他出生在一个三代仕宦的家庭,父亲王【礻右】是宋初名臣。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出任知县,仕途平稳,二十一年后升至参知政事,连续当政十八年。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也备尽荣哀,以后还被配享真宗庙廷,所立碑上由仁崇御笔题为“全德元老”。

  

  真宗亲征澶州时,留守开封的雍王元份得了急病,王旦奉命赶回代理留守。临行时他要求真宗召来寇准,并提出:“要是十天之内未得到捷报,我应该怎么办?”真宗沉默了好久,才说:“那就立太子为帝罢。”王旦敢于向皇帝提出如此敏感的问题,足见他的无私无畏。果然,他回首都后直接进驻皇城,严密封锁消息,直到欢迎真宗回京时,家人才惊奇地发现他居然是从城里出来的。

  

  他深知寇准的忠直,尽管寇准一直在真宗前说他的坏话,他却总是赞扬寇准。真宗感到不解,王旦说:“我任宰相日久,政务上的缺漏必定很多,寇准对你一点不隐瞒,更说明他对陛下忠诚,所以我更器重他。”寇准被罢相后,托人向王旦要求使相一职,王旦惊奇地说:“将相的职位岂能自己要求?我不接受私人请托。”寇准十分忿恨。不久任命下来,竟是有使相一职的,寇准向真宗谢恩,说都是陛下的恩德,真宗告诉他是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深感惭愧,慨叹自己远不如王旦。寇准到任后过生日时大摆宴席,平时也超标准地享受,被人告发,真宗大怒:“寇准什么事都学我的样,这还了得!”如果有人稍加发挥,这完全够得上大罪。王旦却不紧不慢地说:“寇准人倒是贤能的,可就是呆得没有办法”。真宗的气消了,也就不再追究。

  

  而对王钦若这样的奸臣,王旦力劝真宗不要任命他为宰相。直到十年后王旦逝世,王钦若才如愿以偿。但他对王钦若也留有余地,当王钦若因与人在真宗面前争吵,引起真宗愤怒时,王旦并没有落进下石,而是劝真宗按正常途径处理。虽然王旦不得不带头庆贺天书降临,但对那些借献祥瑞钻营的人却不屑一顾。当陈彭年通过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文章,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纸封了。向敏中请他看一下,他说:“还不是想通过献祥瑞往上爬。”太监刘承【王圭】深受真宗宠幸,临死时请求封为节度使,真宗对王旦说:“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却不为所支,反问道:“要是以后有人要当枢密使(国防部长),怎么办?”真宗只得作罢。

  

  王旦家中经常宾客满堂,却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他了角了值得推荐的人后,总是秘密报告皇帝,即使被采纳后也从不声张。直到他死后史官修《真宗实录》,才从档案中发现很多官员都是他推荐的。谏议大夫张师德是新科状元,两次上王旦门都未见上,以为被人家说了坏话,托向敏中向王旦解释。当讨论任命知制造(为皇帝起草诏令)一职时,王旦说:“可惜呀!要不该是张师德的。”原来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称赞张师德,但见张师德两次上门,很不以为然,说:“中了状元,本来就前程无量,应该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门路,没有门路的人怎么办?”他不顾向敏中的一再请求,还是决定暂缓提升张师德,“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谓炉火纯青。他到兖州执行公务,太监周怀政同行,想找机会与他见面,他必定要等随从到全,穿上公服在办公室会见,谈完公事后就退场。以后周怀政因罪被杀,大家才佩服王旦的远见。一次发生蝗灾后,有人拾了死蝗虫报告真宗真宗给大臣看了,第二天大臣们就带着死蝗虫要求在朝堂展览,然后率百官庆贺蝗灾的结束,只有王旦坚持不同意。过了几天各地上报,说飞蝗蔽天,真宗看着王旦说:“要是真让百官庆贺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一个算命人因为对宫内的事说三道四被杀了,在抄他家时发现了大批官员向他问吉凶的信件。真宗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说:“这是人之常情,再说他们也没有谈公事,算不上犯罪。”真宗的气还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问过卦的纸来说:“我年青微贱时也不免问过卦,一定要处罚,就将我送监狱罢。”真宗说:“此事已经揭露了,总得有个交代呀!”王旦说:“我作为宰相是要执国法的,岂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声张出去让别人抓把柄。”真宗碍着王旦的面子,答应让王旦处理。王旦回到办公处,立即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果然真宗又改变主意,派人来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有关官员因此而逃避了一场灾难。

  

  王旦敬重寡嫂,与弟弟王旭极其友爱,子女的婚姻不讲门第。平时生活俭朴,用的衣被都是极普通的。他从来不买田置宅,认为子孙应当自立,否则有了田宅,反使他们争夺出丑。真宗觉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装修,他说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变。他对家人从不发怒,饭食不干净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却不怪罪。家里人试他,故意在肉汤中放了点墨,他就只吃饭,说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下一次又在饭中放了点墨,他又说今天不爱吃饭,给我做些粥吧。

  

  可见王旦完全够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不愧为道德的典范。王旦顺从真宗,为伪造的天书圆谎,并不是识不破王钦若的阴谋,更不是贪图一尊美珠,而是不敢与“最高指示”对抗。他可以千方百计化解真宗的怒气,保护寇准和其他官员;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监的非分要求,拖延执行皇帝随心所欲的决定;但一旦意识到已经无法改变皇帝的决心时,就再也没有勇气表示不顺从了。固然,我们可以指责王旦的私心,但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谎言实在是难乎其难,何况皇帝说的谎正是他本来就应该有的“天命”!

  

  王旦为自己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他只能一次次带头欢呼庆贺,一次次奉着伪造的“天书”主持各种大典。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自责,常常闷闷不乐,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嘱:“我没有其他过错,只有不劝阻天书这件事,是赎不了的罪。死后要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下葬。”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逃脱不了历史的评判。但宋朝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加沉重,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巡游、庆祝、祭祀、建筑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样狂热的运动又给社会留下了多少创伤?从这一角度,我们是无法为王旦开脱的。

  

  比起王旦来,寇准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钦若排挤后当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一○一九),巡检朱能与太监周怀政勾结,谎称在乾【礻右】山发现了天书。乾【礻右】山就在寇准的辖境,他女婿王曙与周怀政关系密切,劝寇准与朱能合作,寇准就将天书降临的“喜讯”上报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 王钦若罢相后, 寇准以上获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当时有人劝寇准:“你的上策是到达首都附近后坚决称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后就揭发乾【礻右】山天书的骗局,最下策是再当宰相,这会毁了你一生的声望。”但挡不住宰相的诱惑,寇准将宝押给了朱能和周怀政。一年后,寇准受丁谓陷害罢相。一个月后,周怀政在权力斗争中被杀,丁谓与皇后揭发了朱能伪造天书事件,寇准被贬相州(今河南安阳)。接着朱能拒捕后自杀,寇准又被贬到道州(今湖南道县),真宗死后更被贬到了雷州(今广东海康),一年多后死于当地。本来,受丁谓这样的奸臣排斥会受到舆论的同情,但与朱能伪造天书联系起来就成了寇准洗不清的污点。或许有人要为寇准辩护:上报天书无非是随大流,手段不妨卑鄙。我不想对寇准的政治伦理作出价值评判,但试问,要是他不与朱能之类划清界线,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他复出后一年就再次下台,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在君臣上下丧心病狂时,知识分子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依然有人公开批评真宗的行为。当天书降临,百官争言祥瑞时,龙图阁侍制孙【百大百】却对真宗说:“我听过一句话:‘天何言哉!’天连话都没有,岂会有书吗?”真宗决定祀汾阴后,孙【百大百】上疏,从八方面提出了反对理由。他一针见血地揭露群臣的丑态:“现在见一只野雕、山鹿就当成祥瑞奏报,秋天旱灾冬天打雷也要作为吉兆称贺,背地里说怪话取笑的人有的是。”他甚至将真宗与同样封禅泰山、祀老子的唐明皇相比,劝真宗吸取唐明皇的教训,“早自觉寤”,“无为明皇不及之悔”。其他如王曾、张【上日下文】、崔立、张咏、任布等也都提出过各种反对意见。王曾还拒不接受“会灵观使”的任命,真宗责问道:“大臣应该傅会国事,为何竟不合作?”王曾说:“皇帝听意见称为明,臣子尽忠心称为义。我只懂得义,不知道什么合作不合作。”他因此丢了副宰相的官,却未改初衷。

  

  孙【百大百】等人幸而生在优容士大夫的宋朝,真宗也还有一点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所以至多只是罢官降职。要是生在明朝,少不了会被拉到午门外打一顿屁股,或许会被活活打死。要是遇到一位暴君,必定有杀身之祸,说不定会殃及九族。要是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会被批被斗臭,砸烂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中有人被割断喉管再枪毙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因此而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更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结果。但即使如此,不也还是有人在说真话吗?

  

  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我们都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想到了当时更加狂热的“忠字化”运动,不少方面竟与天书封禅运动如出一辙。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居然会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重演,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几年前到泰安开会,在岱庙观赏“封禅大典”,看来是作为传统文化在向世人展示,或许也是为了吸引中外游客,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若干年后会不会将“文化革命”、“忠字化”搬出来表演一番?是作为传统文化,还是作为商品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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