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在为其夫人乐黛云女士的《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写的跋，“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回忆说：“他们绕湖同行，常常也会触景生情：湖的这边、曾有他们的学生跳水自尽；湖的那边，埋葬着他们所钟爱的一个学生的骨灰；湖边的小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湖畔的水塔边，他们曾看到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游街示众，脖子上划出深深的血痕……”
比起“文革”中的各种酷刑，“背黑锅”实在不足为道。但为什么要让这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铁锅？其中大有名堂。
乐黛云在感佩季羡林先生的《三真之境：我心中的季羡林》这篇文章中回忆，“文革”中的一天，她在未名湖畔水塔边，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个“黑帮分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们两人都是胸前挂着‘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这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仅仅因为他们有影响，就被当做‘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那背上的黑锅就是‘王八’的象征。” （《四院·沙滩·未名湖》第149页）
如果细细追寻，“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发明权”应是北大学生。“文革”前夜，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剪伯赞就被点名批判，“文革”一开始，他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北大历史系教授、曾是剪伯赞先生助手的张传玺先生在《剪伯赞传》中写道：“历史系办公室所在地名三院，已由明窗净几的书斋变成嚣声嘈杂的战场。学生们在三院大门上贴有一幅红纸黑字大对联，上联曰：‘庙小神灵大’，下联曰：‘池浅王八多’。”对此联，张传玺先生还做了专门解释：“后有人发表谈话，主张改为‘池深王八多’。”（《剪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据“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此时执掌北大大权的聂元梓回忆：“北大那时候出了一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是把褒贬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道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都是针对着教授们讲的。”（《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63页）1967年6月，由北大红卫兵“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问世，1968年3月，此刊改名为《文化批判》，编辑者也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第5期就发表了题为《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的“大批判”文章。总之，无论是“浅”是“深”，乐黛云所说“王八多”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大致不错。
因此，“文革”中的北大的红卫兵、革命群众格外要强调“牛鬼蛇神”们的“王八”符号。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回忆，关在同一牛棚的一位“右派”学生背上就被画了大王八。多年的折磨，使这位北大西语系的学生被关进牛棚时神经已不太正常，显得像半个傻子。“牛鬼蛇神”本就任人打骂，这位半傻，更成为“牢头禁子”们残暴毒打、肆意侮辱的对象。“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的确，季氏不仅“背黑锅”，背上也曾被画上“大王八”。他清楚地记得，1968年6月18日，他被从牛棚中提出，押出去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批斗结束，饱经毒打的他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都没有多少感觉了。“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他想，“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57页）根据当时情况，我以为，给他绑上这根柳条象征“王八尾巴”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
在这种不把人当人的非人环境中，人也不想当人了。季羡林先生回忆说：“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我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牛棚杂忆》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