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3日，原中顾委委员李昌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6岁。
李昌走的这天，恰逢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李昌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曾担任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他因此与“一二·九”结下不解之缘。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他与“一二·九”的关系。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提议应该有“一二·九”的群众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提名李昌作为“一二·九”群众的代表列入候选人。选举结果，李昌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由爱国而革命，这几乎是“一二·九”那一代中共党人共同的人生轨迹。
从团中央书记到哈工大校长
“一二·九”运动之后，李昌从事党的青年工作，一直到1942年底“转业”，在地方和军队工作了6年时间。1948年11月，中央调李昌回中央参加青年团重建的筹备，再度从事青年工作。
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更替的大变动时期。李昌先后担负北平和上海两市的青年团领导工作，负责两市青年团的筹建，显示出他的领导能力和高层对他的器重。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急需大批建设人才。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教育事业的发展。李昌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身份与会。毛泽东要求青年团要出十个大学校长，周恩来当场点将李昌。随后，李昌被任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组书记。李昌出身清华大学，是党内不可多得的高学历干部，这大概是周恩来点将的原因之一。他在哈工大担任十年校长，以培养人才、形成强有力的教师队伍为龙头，实施办学新政，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把这所起初问题成堆、条件薄弱的大学，建设成了国内一流、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大学，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
“汇报提纲”：“毒草”还是“香花”
“文革”爆发后，李昌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关“牛棚”，下干校。1972年6月，被批准回京治病，但依旧在隔离审查之中。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开始进行各方面整顿，在“文革”的特殊条件下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7月，中共中央指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去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李昌重新出山，也是他第三次与胡耀邦共事。前两次，一次是1946年在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胡耀邦任纵队政委，李昌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昌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去中科院，李昌与胡耀邦等人联手，大力整顿被严重破坏的中科院，批判派性，调整班子，落实政策。
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一件事，是李昌等人协助胡耀邦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是整顿中科院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非常看重，准备将之作为整顿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个样板。他专门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李昌等人的汇报，汇报中，李昌提出建议：高校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招生，以解决人才培养问题。高校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招生在“文革”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废止十年，李昌的建议可谓大胆，实际上这是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先声。
未几，邓小平的整顿受到严厉指责，被批判为刮“右倾翻案风”。各方面整顿戛然而止，胡耀邦、李昌再度遭到批判，“汇报提纲”被诬为“大毒草”。“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把它作为“反面教材”，印行上千万册。“四人帮”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批判的“毒草”引起人们广泛共鸣。人们虽然不能公开表达，但内心和私下都对之报以同情。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肯定“汇报提纲”，舆论普遍赞扬这个文件不是“毒草”而是“香花”。
“科学的春天”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各个领域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1月，中共中央调方毅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院长是郭沫若），李昌恢复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职务。邓小平也准备恢复工作，并主动表示要分管科技和教育。重新出山前，邓小平于1977年5月12日约见方毅、李昌。这是邓小平在复出之前第一次同科技部门负责人谈话，他就科技、教育的整顿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来的。“文革”十年对科学技术工作的破坏相当严重。在邓小平领导下，李昌协助方毅整顿中科院、所两级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健全研究所、室和各项制度，主持制定全国科技工作发展规划，恢复学部。李昌特别重视培养人才，1977年9月他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创办研究生院，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成立并于当年开始招生，这是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1977、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恢复和逐步发展，被誉为“科学的春天”。
首倡“精神文明”
“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内涵非常广泛，除了各项政策的调整之外，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全面清理。在李昌看来，“文革”十年，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文明被践踏，其深刻教训在于封建主义思想远未肃清，社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因此，中国必须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李昌所建议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对全社会进行思想启蒙，使中国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1979年春，他向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议，得到胡耀邦完全赞同。为此，胡耀邦同李昌曾经深谈。当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讲话稿时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写入了稿子。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昌在分组会上发言，正式建议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致信邓小平，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要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精神文明的建设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邓小平当时即批示：“李昌同志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考虑，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同志阅读。”
“党员雇工不能开除”
1982年，年届68岁的李昌向中央提出退居“二线”的请求。中央高层却在考虑调他做新的工作。国务院领导人向中央常委建议调他出任国家教委主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则提议他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当年9月，中共召开十二大，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之一。十二大之后，胡耀邦找李昌谈了一次话，告诉他中央安排他到中纪委工作，主要是考虑让他抓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对纪检干部队伍的培训，提高纪检干部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新时期的任务。
在中纪委，李昌分管党风党纪教育、信访和中央机关党建工作。19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城乡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李昌主张城乡党员教育、信访以及党建工作，应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开创新的思路。1980年代出现了大量个体经营者，促进了城乡经济的活跃。但是囿于传统观念，人们对个体户有不同看法，党内也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雇工超过七人就是剥削，应该开除党籍。争论一直延伸到高层，异常激烈。李昌认为，城乡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很多计划经济无法处理的问题，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城镇就业、市场活跃等等。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现在刚刚迈出一小步，就要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这样做必然会动摇党在农村和城市推行的改革政策。因此，李昌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把雇工超过七人的党员开除出党。争议一直提交到中央书记处，多数人赞同李昌的意见。讨论结果，按照邓小平“不提倡，不阻止，不宣传”、“看两年再说”的意见办，停止了这场争论。后来的改革发展，大大突破了当年个体经济的规模，所有制结构出现了更为多样和广泛的变化。事实再次证明李昌当年主张的正确。
1985年，年逾七十的李昌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退下来，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从“一线”退下来之后，李昌依旧关心民瘼，倾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实地考察贫困地区，向高层提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建议。但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前途，反思历史，他认为影响中国最甚者还是封建主义，因此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李昌92岁寿辰时，他的老朋友李锐曾赋诗一首：“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这首七绝，的确是高度概括李昌一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