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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从爱国到革命:李昌的人生轨迹

  

  2010年9月3日,原中顾委委员李昌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6岁。

  李昌走的这天,恰逢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李昌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曾担任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他因此与“一二·九”结下不解之缘。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他与“一二·九”的关系。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提议应该有“一二·九”的群众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提名李昌作为“一二·九”群众的代表列入候选人。选举结果,李昌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由爱国而革命,这几乎是“一二·九”那一代中共党人共同的人生轨迹。

  

  从团中央书记到哈工大校长

  

  “一二·九”运动之后,李昌从事党的青年工作,一直到1942年底“转业”,在地方和军队工作了6年时间。1948年11月,中央调李昌回中央参加青年团重建的筹备,再度从事青年工作。

  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更替的大变动时期。李昌先后担负北平和上海两市的青年团领导工作,负责两市青年团的筹建,显示出他的领导能力和高层对他的器重。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急需大批建设人才。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教育事业的发展。李昌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扫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身份与会。毛泽东要求青年团要出十个大学校长,周恩来当场点将李昌。随后,李昌被任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组书记。李昌出身清华大学,是党内不可多得的高学历干部,这大概是周恩来点将的原因之一。他在哈工大担任十年校长,以培养人才、形成强有力的教师队伍为龙头,实施办学新政,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把这所起初问题成堆、条件薄弱的大学,建设成了国内一流、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大学,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

  

  “汇报提纲”:“毒草”还是“香花”

  

  “文革”爆发后,李昌被当作“走资派”,挨批斗,关“牛棚”,下干校。1972年6月,被批准回京治病,但依旧在隔离审查之中。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工作,开始进行各方面整顿,在“文革”的特殊条件下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7月,中共中央指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去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李昌重新出山,也是他第三次与胡耀邦共事。前两次,一次是1946年在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胡耀邦任纵队政委,李昌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昌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次去中科院,李昌胡耀邦等人联手,大力整顿被严重破坏的中科院,批判派性,调整班子,落实政策。

  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一件事,是李昌等人协助胡耀邦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是整顿中科院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非常看重,准备将之作为整顿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一个样板。他专门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李昌等人的汇报,汇报中,李昌提出建议:高校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招生,以解决人才培养问题。高校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考试招生在“文革”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废止十年,李昌的建议可谓大胆,实际上这是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先声。

  未几,邓小平的整顿受到严厉指责,被批判为刮“右倾翻案风”。各方面整顿戛然而止,胡耀邦李昌再度遭到批判,“汇报提纲”被诬为“大毒草”。“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把它作为“反面教材”,印行上千万册。“四人帮”始料不及的是,他们批判的“毒草”引起人们广泛共鸣。人们虽然不能公开表达,但内心和私下都对之报以同情。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肯定“汇报提纲”,舆论普遍赞扬这个文件不是“毒草”而是“香花”。

  

  “科学的春天”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各个领域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1月,中共中央调方毅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院长是郭沫若),李昌恢复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职务。邓小平也准备恢复工作,并主动表示要分管科技和教育。重新出山前,邓小平于1977年5月12日约见方毅、李昌。这是邓小平在复出之前第一次同科技部门负责人谈话,他就科技、教育的整顿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来的。“文革”十年对科学技术工作的破坏相当严重。在邓小平领导下,李昌协助方毅整顿中科院、所两级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健全研究所、室和各项制度,主持制定全国科技工作发展规划,恢复学部。李昌特别重视培养人才,1977年9月他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创办研究生院,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成立并于当年开始招生,这是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1977、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恢复和逐步发展,被誉为“科学的春天”。

  

  首倡“精神文明”

  

  “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内涵非常广泛,除了各项政策的调整之外,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全面清理。在李昌看来,“文革”十年,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文明被践踏,其深刻教训在于封建主义思想远未肃清,社会处于愚昧落后状态,因此,中国必须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李昌所建议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对全社会进行思想启蒙,使中国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1979年春,他向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议,得到胡耀邦完全赞同。为此,胡耀邦李昌曾经深谈。当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讲话稿时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写入了稿子。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昌在分组会上发言,正式建议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致信邓小平,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要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精神文明的建设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邓小平当时即批示:“李昌同志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考虑,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同志阅读。”

  

  “党员雇工不能开除”

  

  1982年,年届68岁的李昌向中央提出退居“二线”的请求。中央高层却在考虑调他做新的工作。国务院领导人向中央常委建议调他出任国家教委主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则提议他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当年9月,中共召开十二大,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之一。十二大之后,胡耀邦李昌谈了一次话,告诉他中央安排他到中纪委工作,主要是考虑让他抓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对纪检干部队伍的培训,提高纪检干部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适应新时期的任务。

  在中纪委,李昌分管党风党纪教育、信访和中央机关党建工作。19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城乡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李昌主张城乡党员教育、信访以及党建工作,应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开创新的思路。1980年代出现了大量个体经营者,促进了城乡经济的活跃。但是囿于传统观念,人们对个体户有不同看法,党内也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雇工超过七人就是剥削,应该开除党籍。争论一直延伸到高层,异常激烈。李昌认为,城乡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解决了很多计划经济无法处理的问题,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城镇就业、市场活跃等等。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证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现在刚刚迈出一小步,就要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这样做必然会动摇党在农村和城市推行的改革政策。因此,李昌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把雇工超过七人的党员开除出党。争议一直提交到中央书记处,多数人赞同李昌的意见。讨论结果,按照邓小平“不提倡,不阻止,不宣传”、“看两年再说”的意见办,停止了这场争论。后来的改革发展,大大突破了当年个体经济的规模,所有制结构出现了更为多样和广泛的变化。事实再次证明李昌当年主张的正确。

  1985年,年逾七十的李昌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退下来,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从“一线”退下来之后,李昌依旧关心民瘼,倾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实地考察贫困地区,向高层提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建议。但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前途,反思历史,他认为影响中国最甚者还是封建主义,因此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李昌92岁寿辰时,他的老朋友李锐曾赋诗一首:“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这首七绝,的确是高度概括李昌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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