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对中国人来说不是陌生的，但又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讲民主的文章很多，但多数讲的较为复杂，让人以为这是很抽象的东西，其实民主远没有那么神秘。讲民主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我发现，现在讲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过去讲民主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不同，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那时的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
要说真正对民主的了解，我以为过去的知识分子要胜过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那些喜欢谈论民主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留学英美的，学的见的就是那一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在西方学习政治学的人很多。梁实秋就说过，罗隆基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有天然的好感，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可以行得通的。张东荪那时也说过，你到乡下找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他又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有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比如王蒙就经常说民主的坏处。在民主问题上，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这话听起来有些霸道，很不宽容似的，但这是知识分子的起码责任。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见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它的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现在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一说选举，马上就是：“总统做皇帝，议员变猪仔”，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对于宪政在中国的历史，四十年代罗隆基就有一个看法，他的那个看法，我以为比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要高明得多。他说：“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2卷22期）
民主的有无，关键是一个诚意，你对它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期待，你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好东西在哪里都好，那些经常说民主坏处的人可以继续说它的坏处，但要让人信服，还是要先说民主的好处，那样才有说服力。一个在没有民主的地方生活的人，那里有资格说民主的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