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落的高尔基
熟悉苏俄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高尔基(1868-1936)在苏联时期拥有的官方声誉是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除了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叫“高尔基市”以外，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公共设施、纪念馆之多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老辈的苏联人常说，任何一个苏联城市，第一条主干道叫列宁大街，第二条主干道通常就是高尔基大街。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剧变”以后，现在俄国很多城市里“列宁大街”已经改名了，高尔基大街还依然保留着。
就是这样一位苏俄文学的泰斗，舆论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多次出现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因此高尔基在俄罗斯素有“大起大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之称。的确，高尔基一生当中曾经有过多次“自我颠覆”、“自我否定”的价值观的大跳跃，其幅度之大和之间缺乏逻辑性，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和难以解释。关于他的评价像来回烙煎饼一样“不停翻个儿”也就在所难免。早在1906年，就有人以《高尔基已经死亡》为标题，要求从中小学课本中停止使用高尔基这样“有过失的人”的作品。1992年在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又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诸一炬。
俄罗斯作家瓦·巴拉诺夫这样评价高尔基：他“在两极(同制度作斗争或为制度效劳)之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未必能找到另一个态度如此反复无常、不稳定的作家”(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446页)。在与革命的分合当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像高尔基这样具有如此的戏剧性。波兰作家古·格·格鲁德金斯基甚至以 《高尔基的七次死亡》为题来调侃他的善变。曾被普京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说，高尔基“由一个被压迫者的捍卫者和鼓舞者变成了压迫者的辩护人和谋士”。他一人扮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既是反抗专制制度的呐喊者，也是顺从极权国家的卫道士。
高尔基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曾经不惜同整个知识界决裂而成为激进左翼的同路人，却在俄国革命成功之时与列宁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常理说，他既然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在列宁时期愤然出国，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而且他从海外回来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地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中，突破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成为“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变成了统治者“蟒蛇餐桌上家兔的供应者”，或者如有人形容的，高尔基这只“海燕”已经“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他是“不明就里”地在思想上步入“迷途”呢，还是由于个人形而下考虑发生的转变?一直以来，破解“高尔基之谜”被认为是解惑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直到今天的课堂上我的学生仍然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高尔基是圣徒还是犹大?他算不算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行动主义”：高尔基的第一次转变
我们知道，高尔基是具有浓厚“底层意识”的草根作家，他散发着生活气息、清新自然的写作风格、同情民众疾苦的两卷本短篇小说集1898年一经出版便引起广大读者的好评。俄国文学界以欢呼的姿态接纳了这位另类的“民间”作家。初登文坛的高尔基对基本上是由贵族组成的俄国文学界充满了期待和敬畏，在高尔基看来，这个产生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这些文学泰斗的文学界是俄国的头颅，它秉承着“文学是良知”的唯一呼声的传统，以关心“小人物的价值”为己任，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应该是那种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挺身而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夏里亚宾：《面罩和心灵：剧场生涯4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297页)。但是进入这个圈子不久，他就发现这些文坛“大人物”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富有战斗精神，他们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敏感而自尊、浪漫又软弱，沉溺于一些不切实际的欧化文化的哲学命题，有相当多的老爷气味，这一切使他这个来自“民间”的新人对这种“上层小圈子”习气感到极其不适应，于是就以底层的口吻对俄国知识界不断进行批评。
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的高尔基对以贵族出身的人组成的俄国知识界是失望的，与贵族知识分子爱面子、爱虚荣、高傲自负的特点相比，他更欣赏平民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的 “行动主义”。虽然他对民意党式的“敢死队”偏执行动方式有所保留，但是他认为这些行事果断、理论明快、无惧无畏的流浪汉更可能会成为俄国希望所在。他称赞：“这些人英勇地、赤手空拳地置身于铁锤与铁砧之间”。就在此时，高尔基与由民粹主义的后继组织转变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保持有联系。这时期高尔基在价值观上是摇摆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时他又倾心于民粹派的“底层”情结;另一方面他受启蒙思想的熏陶非常注重文明的传承性，同时他又是一个叛逆思想家。1889年，高尔基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说不!”一方面他被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学创造性所吸引，多次提出要保持文学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要感受时代的脉搏，克服知识界“老爷们”不健康的情绪。思想的跳跃性在高尔基身上时时都能表现出来，他自己也承认说：“我对于政治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经常表现出两面性”，“俄国人的‘两种灵魂观’在我身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来”。
但当时这些两面性并没有妨碍他很快成为俄罗斯文学界最耀眼的一颗新星，仅在1902年9月到1904年12月，各种描述和评论高尔基的著作就达100多种，他的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课本、被搬上舞台。这时是高尔基艺术生命最鼎盛的阶段，可以说他当时洋溢在喜剧的氛围中。
一直到1905年革命之前，高尔基基本上仍是“文学圈内人”，他的政治观点是既反对反动倒退又避免革命动荡的改良主义，与整个知识界主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只是作为革命者的私人朋友而与整个民主运动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同情革命、抗议强权、伸张正义，但同时他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暴力革命。他自称是“无党派人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缺乏自持力的艺术家”，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1905年11月高尔基与列宁第一次会面，列宁告诫高尔基，要“必须经常不断同政治上的颓废、变节、消沉等现象进行斗争”，据说高尔基很受触动。
1906年初，高尔基去了一次法国和美国。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法国他的感觉良好，而美国文学界却让他十分不愉快，与在俄国受到的追捧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在美国受到了“冷遇”。今天看来这并非不可理解：美国这个市民社会本来就缺少 “文学圣殿”的概念，本国作家也没有像在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供入“万神殿”的。“社会良心”与“批判理性”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也更多地由直接抨击真人真事的公共媒体名记者、政论家与思想家，而不是由借助“文学形象”曲折地阐发思想的文学家来代表。而通常出身并不显赫的富豪在美国作为“平民中的成功者”，被大众认同的程度却远高于倚仗出身、形象颟顸而傲慢的欧陆贵族。于是作家的公众地位不如富豪，的确是个美国特点，并非特别冷遇高尔基。但“美国知识界的势利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浮夸”让他备感失望。还在美国时，高尔基就发表了一系列杂文，呼吁俄国革命和谴责资产阶级的虚伪性，他在杂感《在美国》一文中说：“资产阶级把美国赞美得似乎是最先进的国家，其实那里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是政府对大资本家完全的依赖”。他还对刚刚过去的1905年革命表态说，“我喜欢那些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即使是暴力也好)去反抗人生之恶的积极人物。”
美国之行后，高尔基的创作方式和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突变——迅速左倾化，用苏联时期的语言说，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克服了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革命性”大大增强了。在他的小说《母亲》、《仇敌》、《夏天》、《忏悔》等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唯物主义的“战斗性”转变，并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工人运动成长过程。他开创文学史上的“新现实主义”，把革命提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他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会改变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这时，他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狂热拥护者，从追求个性解放变成了要求个体服从整体的“集体主义”的崇拜者，从把“爱”作为创作的原动力变成了以仇恨和斗争为写作法则，从主张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变为赞成暴力革命，从对以贵族为主体的知识群体的不信任发展到“断然否定”。总之，1905年革命和1906年的美国之行后，高尔基有一个明显的“激进化”过程。
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向除了政治因素外，还与他的个人私生活有密切的关系。1904年高尔基结识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玛丽娜·费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后很快坠入情网。安德烈耶娃不但是热情似火的艺术家、交际花，而且还是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人士，是一个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的激进分子，因为其美貌和非凡的活动能力，曾被列宁称为“奇人”。所以分裂派教徒莫罗佐夫在1905年自杀后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俄国社民党，指定由安德烈耶娃作为遗嘱执行人。有研究者认为，是安德烈耶娃点燃了“没有主见”且耳根子很软的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在1905年革命高潮的12月起义时，热衷于冒险的安德烈耶娃在她和高尔基的公寓里甚至设置了一个炸弹试验室，为当时的街垒战提供武器。
《路标》论战：与俄国知识界的决裂
俄国历史上的1905年相当于欧洲的1848年，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标志了界线的年代”，是每个人何去何从都必须选择的年代，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代。正如温和自由派特鲁别茨科伊所说，知识分子“面临着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或走暴力的道路，其必然的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状态，或是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改进、从而加强现在当然是不好的政府的地位，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在目前脚踩两只船是最危险的，因为两只船之间就是深渊，它首先可能吞没俄国自由主义，然后整个吞没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向特鲁别茨科伊一样无奈地做了后一种选择。别尔嘉耶夫说，“1905年革命所具有的特征和它的道德后果引起我的厌恶，使我产生了精神上的反动”。就在整个知识界普遍恐惧激进式革命潮流的同时，高尔基一人“大跨步”地向左转的“激进化”在当时显得格外突出。高尔基与原来“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原则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1905年革命以暴易暴后果已经显现的情况下，革命运动中释放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撒旦的一面”，使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反思激进主义的恶果并趋向保守化的情况下，高尔基反向的表现非常引人注目。
于是解读“高尔基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引发了一场关于 “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立场”的争论。这成为那时思想界的一桩大事。当时俄国知识界对高尔基的转变有一场大讨论，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支持和反对高尔基的分成两派。除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楚科夫斯基等不多的左翼人士力挺高尔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反对高尔基的“蜕变”。单从这些文章的题目我们就可以得知俄国主流知识界的态度：《高尔基的终结》(《俄罗斯思想》1907年第4期)、《高尔基论宗教》(《山口》1907年)、《唯物主义的崩溃》(《同志报》1907年5月15日)、《未来的卑鄙者》、《并不神圣的罗斯——高尔基的信仰》等等。费洛索夫把他多年对高尔基的批评汇集成文集以《文字与生活》为题发表，他认为，高尔基的转折，标明了俄国民主性的危机，是思想者向行动者的跳跃，他的这种变化对俄国知识界来说后果是巨大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在《未来的卑鄙者》中说，原来高尔基代表着俄国知识分子，左右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智慧，他对俄国现实的作用就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性人物惊人的超常规的一跳，使俄国知识界为之震惊。作为这场讨论的回应，1909年7月以别尔嘉耶夫为首的七位作者出版了 《路标文集》，集体亮相般地高调倡导“政治保守化”。
《路标》文集的发表与“高尔基争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别尔加耶夫等人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谴责与忏悔，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叛逆性”导致他们敌视国家、迷恋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不负责任地把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激进的本能中去，结果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大泛滥，把俄国多少年的积累毁于一旦。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对个人义务所作的社会主义的否定。
如前所述，高尔基虽然一出道就有“底层情结”，但作为“文学圈内的人”过去并不直接搞政治，而别尔加耶夫等人却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现在“革命者”高调忏悔了，“圈内人”却跳出来鼓吹革命。于是高尔基的 “左转”与《路标文集》作者的“右转”，便成为当时俄国思想界的两件大事。已经出国的高尔基立即成为批判《路标》文集第一人，他认为这是俄国知识界集体颓废、堕落的大暴露，他曾用“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这样的描述来概括当时的知识界。后来高尔基总结说：1907—1917年“是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无耻的十年”。他自称是“俄国文学家中对知识分子持强烈否定态度的人之一”。
与知识界集体的决裂让高尔基备感孤独，在此之前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了高尔基的《太阳之子》，观众反应冷淡不说，文学圈内的同行也无人捧场，此次演出失败标志着高尔基与俄国知识界合作的结束。
1906年秋天，高尔基移居到意大利。1907年高尔基以独立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高尔基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而成为社会活动家，并且是比列宁都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之一。1909年，高尔基与波格丹诺夫等一批被列宁称之为“更加头脑发热”的“左的蠢人”，在那不勒斯外海的卡普里岛办了一所党校，批判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杜马选举的做法。于是以这个 “卡普里党校”为中心形成了后来苏联官方党史所谓的左倾“召回派”。
不过当时的一些“极左派”，如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尽管在政治经济主张方面比列宁还激进，但在党的组织问题上都是主张党内民主、自由争论、反对列宁从民意党那里搬用的一套强调集中统一的帮会式 “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其说更近似列宁，不如说更近似孟什维克(实际上就是更近似马克思以来的欧洲党传统)。托洛茨基之所以直到1917年5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高尔基之所以后来一度认同孟什维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所以，高尔基第一次转变虽然出人意料，但还是有逻辑线索的，毕竟此前他就批评过那些矫揉造作“假清高”的那些贵族思想家，而欣赏“行动的民粹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截止到这时他仍然是在表演正剧。
《群魔》事件：高尔基的又一次转折
高尔基在意大利忙着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着俄国文化界的动向，并且继续发表文章与日趋保守化的知识界展开斗争。
1913年远在海外的高尔基又卷入到俄国是否要上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一场争论中。事情是这样的，1913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把陀氏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后搬上舞台，大获成功之后，就着手把他的另一部作品《群魔》改编上演。《群魔》以著名恐怖主义“革命者”涅恰耶夫为原型，对那些鼓吹“为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进行了揭露。1905年革命后不少人反感当时许多以“革命”名义干下的恶行，对陀氏的先见之明评价很高。但有民粹情结的人就不喜欢这部作品。
改编上演《群魔》的消息立即遭到了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的激烈反对。他在1913年9月、10月的《俄罗斯语言报》上接连发表 《论卡拉马佐夫气质》、《再论卡拉马佐夫气质》等文章，号召阻止陀氏的作品公演。高尔基的理由是：第一，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折磨者和具有病态心理的人，他喜欢描写那些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陀氏笔下的人物从美学价值看，都“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而且“这种畸形丑恶是会传染的，会向别人灌输对于生活对于人的憎恨”情绪。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陀氏的剧目 “是帮助昏昏欲睡的社会良心酣睡得更熟”。并且他以权威的姿态指出，“谁知道改编陀氏的作品会影响到莫斯科自杀案件的增长?”“这种演出在美学上是有问题的、在社会作用上是绝对有害的，我建议所有健康的人、所有懂得俄国生活必须健全化的人，——抗议在舞台上演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其次，高尔基还认为俄国思想界不能太多元，他说俄国社会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需要仔细重新审定我们从一片混乱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全部东西，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有益的部分，舍弃无价值的、有害的部分，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些折磨人的作品，把它们送进历史档案室，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健康的精神、勇敢、对于理性和意志创造力量的信念”。
高尔基的文章不但没能阻止陀氏作品的上演，反而更激起了俄国知识界对高尔基的反感：对陀氏提出批评是一回事，要求禁演又是一回事。这样一个在野人士，离权力还有十万八千里，就已经扮演作品检查官的角色了?最后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为名，把《群魔》作品中体现的一类失去理智、失去控制的 “人性之恶”集中表达出来，借以影射那些陷入罪孽灵魂的所谓“革命者”，而且还大张旗鼓地为演出宣传造势，令高尔基既难堪又恼火。
围绕陀氏剧目的上演擦出的火花，实际上是知识界在1905年革命以后“高尔基左转”和“路标派右转”争论的延续。在1906年高尔基出国、1909年“路标派”集体“告别革命”以后，俄国又接二连三发生了革命党人兼做警察厅秘密线人刺杀谢尔盖大公的阿泽夫事件、谢列勃里亚科娃间谍案、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事件以及布尔什维克印伪钞、抢银行等多项恐怖事件，社会革命党的会议上，就有代表公开宣称：“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只有杀戮方能解救百姓”，恐怖主义甚至被正式列入党纲。1907年一年遭暗杀伤亡人数就达2500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路标派”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以抵制“恶的世界”的警示产生了共鸣。人们发现陀斯妥耶夫斯基多年以前对于俄国激进主义造成的道德堕落的描述几乎全部应验了。60年代崛起的现实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以及其后的民粹主义者因为其“战斗意识”有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性质，他们以“粗糙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煽动起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
在上述事件中，这些主张“最高纲领主义”(最激进的诉求)的“斯塔罗夫金们”不负责任的特质暴露无遗。尽管他们为恐怖主义的杀戮和不法行为制造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其中不乏道德败坏的投机行为。他们的追随者往往是那些 “激情涌动的无业青年”，这些人渴望在乏味的平庸生活中追求刺激，但他们并非自己以身殉道的宗教圣徒，相反，他们是牺牲别人来献祭于自己所谓的理想。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在致使民主沦为暴政的路上，这类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们驱使青年的心灵走向狂热，俄国命运中的悲剧在一步步逼近，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人把“尼古拉·斯塔罗夫金”作为知识分子需要警惕的“负面形象”公之于众是非常重要的，俄国的确需要治愈思想道德的 “贫血症”，从事“心灵”的拯救，人可以通过净化和赎罪回到圣徒的队伍中来。
但在这次禁演事件中最令高尔基尴尬的并不是“路标派”的批评，而是一批艺术家的抗议。当时俄国戏剧界的大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彼得堡艺术家贝努阿、丹钦科、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在共同商议以后，合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高尔基的答复。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尔基的好友，与别尔嘉耶夫等人不同的是他们是纯艺术圈子内的人，而且也没有卷入1907-1909年的那场有关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争论。
而现在他们觉得应该出来说话了。他们认为，高尔基对陀氏作品上演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剧院是展示俄国艺术的舞台，并不是某一流派的私家班底。它秉承的方针是兼容并蓄、各种流派共存，所以不久以前同样是这家剧院也刚刚上演了高尔基的 《小市民》、《在底层》等较“左”的作品。但是艺术需要探索，不能总停留在“高尔基的路线上”，而且高尔基自己也曾经对陀氏深刻的思想性赞赏有加。当然你有权改变态度，但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改变，甚至以禁演的方式来阻止陀氏作品流传。
这次围绕陀氏作品上演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在一个纯艺术的范围内讨论 “小话题”，实际上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是1905年革命后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延续。而争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过去这些艺术家对所谓的1905年后的 “高尔基现象”的讨论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小题大做”。现在他们感觉到了高尔基“转向”后的“狭隘”和“偏执”。他们发现高尔基对陀氏的理解是片面的，高尔基“遗漏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伟大的心灵，以及他对世界狂热而热烈的爱”。高尔基一再强调要书写“大写的人”、“人是最骄傲的称呼”，如今却要担心没有他的指导，观众就会被一部小说所迷惑，看了陀氏的剧目“就会成为不健康的人”，就会传染自杀现象，这是对人的不信任。
更让他们反感的是，高尔基以蛮不讲理的“教主”姿态，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而不允许其他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的态度让他们颇感意外。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以后，俄国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局面逐渐展开，“公民社会的要素”已初见规模。多年来沙皇专制的新闻和文学管制已明显松弛，文化界对文学自由之类的话题格外敏感，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文化、干预艺术。
参与批评高尔基的人有很多也不喜欢陀氏的作品，但是对高尔基居高临下的、全称判断式的“左翼类型的书报检查”十分反感。1913年有评论家在《季度新闻》撰文指出：“高尔基的抗议并未在俄国思想界，哪怕是某个阶层中获得同情，……这个阶层就其政治观而言反对《群魔》的某些倾向，但他们没有支持高尔基，使后者陷入孤立之境。”文学批评家费拉索夫甚至提出：哪一个更有害?是《群魔》，还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的书刊检查制度?我们站在艺术而非政治的立场，我们这样做是防止政治入侵艺术。全国最重要的剧场都把我们提出的“灵魂的更高探求”作为一个信仰的象征，可见整个俄国文化界和知识界虽然未必接受了“路标派”的“告别革命”思想，但是抵制“政治干预文学艺术”(这也是20世纪初高尔基提出的口号)的原则是大家共同的底线。
当然高尔基也不是没有支持者，而赞成高尔基的，基本上是他的“左派同志”而不是文学圈中人。列宁也是支持高尔基的。左派评论家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文学问题》一文中为高尔基辩护，他说，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基的动力是他们要反对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维护陀斯妥耶夫斯基而仇恨高尔基的根本原因”。但这种令人反感的论战方式不但帮不了高尔基的忙，反而使作家更加孤立。
经过这场争论，高尔基似乎体会到了什么。从后来他在“不合时宜”时期又以共鸣的口气提到 《群魔》看，他的观点已有很大变化。1913年回国后的高尔基，激进革命情绪似乎在逐渐减退，而与知识群体的关系有所改善。那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的道德良知感又恢复起来。至此，高尔基涉足政治告一段落，又开始埋头文学创作。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高尔基与“激情燃烧”的安德烈耶娃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