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之先生：
自客岁5月请你来敝所做学术演讲之后，我连那顿简便的午宴都没陪完，就抽身离杭，赴会武夷山了。虽一直想着回头函谢，或拨线请安，顺便搭车问学，策我上进，无奈近年性情趋懒，而你又偏偏不知网络为何物，不懂电子邮件之类，故一拖再拖。演讲时的照片效果欠佳，也有点不好意思寄呈。拖过一段时间后，我就索性指望近期北上，为革命神话之源与流作口述史调查，期待一举多得。寒假前应政法大学之邀，客居蓟门桥3日，行前却连电话簿都找不到，来去匆匆，也没向你打个招呼，再次失礼。新年前后，又墨守近年自拟之陋规，不曾寄发一张贺卡，包括对你。谁能想到，就在SARS病毒借助于阳春的生机挑战主旋律的发源之地时，你却带着疲惫的身心，抛离你毕生深爱的国族与人民，作永恒的搬迁了。你这一迁不打紧，却使无数亲友哀恸无垠，还令后学如我者除了伤感，更存一份内疚。不管东、西两方待人接物之礼节孰优孰劣，我都欠你一份谢辞和问候啊！你已走了两周，我的愧意却萦绕哀思，有增无减。慎之先生：倘若你泉下有知，我想默对你的亡灵，匆匆补上这一通申谢之函，感谢你曾毫不犹豫地接受晚生邀请，让敝校数百名师生一睹你矢志求真和威武不屈的学人风采，也让后学为浙江大学做了一件迁杭10年来最感到欣慰和最自以为是的事情；如果你的撒手尘寰只意味着一颗智慧之星的毁灭，那就让我自言自语，重温那与你聚首的时光，和盘托出我的哀思与歉疚。否则，生者寝食难安矣！
曾记否，2002年5月25日，星期六，上午8时20分，阳光明媚的西子湖畔，当你在令媛伊白女士、《浙江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王立嘉兄和我的陪同下，离开西湖东南侧的艺苑宾馆，随车北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楼时，闻讯而来的听众已从4楼报告厅站到一楼的走廊上，近乎水泄不通。显然，那个只有70个左右座位的人文学院学术报告厅早已无法容纳，只能改换地点。我一边陪你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休息片刻，通报敝所概况，一边催请同事，迅疾落实本校田家炳书院的阶梯教室，无论把门者索取多少租金，如今也管不得那么多了，只求尽快。
敝所奉命设立凡3春，我以“巧妇”承乏，先后为顺道旅杭的海内外学者主持过14场学术讲演，意在铺张智慧之盛宴，化解粗俗，营造主流。其听众之踊跃，场面之壮观，惟以此次为最。为了不给你增加任何负担，我只把演讲题目散拟为“思想漫谈”，任你神游天上人间。延至9时许，场地已告敲定，近300名师生鱼贯移入阶梯教室。座位不够，有的就在门边一直站着。
我的开场白很简单：“关于李慎之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就不作介绍了。原因有三：一是今天的场面足以说明，用不着我介绍，你们对李先生并不陌生；二是我也像李先生一样，反对个人崇拜；三是今天的时间十分珍贵，何况因为更换场地，已经耽误20分钟。此时此刻，任何精彩的或不精彩的介绍都已显得多余，掌声有请——八旬长者李慎之先生。”你对我的开场白表示满意，然后开始你作为智者的自由之旅。
你有点像经验主义者兼马赫主义者，声情并茂，感染四座，你又常以经院学派加思辨者的架势，丝丝入扣，严控讲堂。哲人的深邃与率真就像长了双翼，即可潜入海底，作捞针之状，亦能腾空舒展于天地之间，如入无人之境。你说：历史发展阶段并不一定有铁规律；共产党搞的就是全盘西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西化的顶峰；天下苦于运动久矣。你还说：西洋学问是求真之学，中国学问是求善之学；真话不等于正确，但一个能说真话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应当追求良知的哲学与求真的哲学的统一；中国人讲道德讲了那么多，洋人只讲两个字：诚实。你还说：中国的“四化”还缺一化：政治现代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民主的最大功效； 中国人从不要求自由，只要求发财；改革的重要性不如开放，应改成“开放改革”；今天处在后期专制主义时代，其道统、法统未变；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与今天类似……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老实说，对于你的许多学术观点，我曾以相对中立的学术态度，向敝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适当介绍过，也敦促他们在网上阅过，再听起来就不一定感到特别新奇。即便是你那篇虽毁誉不一却风靡天下的醒世文本《风雨苍黄五十年》，我还约集自己直接指导的两届研究生讨论过将近两小时。不过，无论吾辈平时的中立性转述如何卖劲，都远不及你的现身说法那么来得真切，那么令人震撼。何况到场者还有所外的师生，甚至还有校外的听众，包括我的两位分别从绍兴、湖州赶来的弟子。
你不愧是周恩来的外交助手和邓小平的外交顾问出身，言谈中那见微知著的功力与高瞻远瞩的气势，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染力。你于不经意中抖出强权之下的高层秘闻，直面波诡云谲的政治陷阱，更令听众大开眼界。你思维敏捷，谈锋犀利，锐气不亚于当年。你的讲辞随时都能昭示：你拥有如今绝大多数学人所无法具备的学术本钱——既拥有令人叹沉思的人生阅历，又不乏?西兼顾的?术训练；既深怀历史的沧桑所赐予的凝重厚实，又洋溢对国家对人类命运的激越豪情；既具备丰富多姿的情感世界，又独拥“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的冷峻与威严。
尽管你的观点未必都能得到在座的一致认同，但有眼有耳的听众不难明白，你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自己独立思索的结果，与哗众取宠者的故作高论之举无涉。那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便是对坐而言的传道者的敬意写实与鸣谢，更是对起而行的孤独者的深情抚摩与慰籍。
晚生念及你近日已在中国美术学院连续演讲，劳顿有余，一小时过后，征得你的同意，就请在场听众提问，以便你的喉嗓获得片刻休息。现场先是出现片刻冷场，我便开个玩笑：“同学们不必拘谨，李慎之先生已经不属于副部级的高官了，不要怕他，而且他还是没有什么职称的学者。以宪法精神作保证，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请抓紧时间。”这一说果然有点生效，举手示意者渐趋活跃。问答途中，考虑到提问的话音效果，我又建议提问者写出字条，由我按递条的时间逐一朗读，然后请你现场作答。我是原原本本地读，即便是个别很尖锐的问题，也不作任何过滤。你都一一予以回答，还风趣地说：“你们的郭教授很讲民主。”学生的提问五花八门，而你毕竟已有点累，还患过中风，个别回答不一定十分切题，我就尽后学之责，偶尔帮你作些归纳，或引用你平时的某些华章提示听众，节省时间。
到了 11：20，现场问答仍很热烈，笑声与掌声不断。我不忍心再让你劳累下去，就征得你的同意，宣布本次演讲会就此割爱。西子本是多情女，钱 脸 涌更有声。现场听众再次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就像此前致谢杨振宁和此后欢送霍金一样，直到我和本所同人陪你退出。
慎之先生：在你应邀莅临之前，我也见过几位执政党的高官或“高干”，有的好象比你还“高”。19年前，我还随一位行政9级老红军追寻红18师的足迹，在为期整整两月的“军民一家”中朝夕相处。差别却在于，那些都只是奉命行事，这次则是自作主张所致。
“翻 身做主人”式的人物无论怎么平易近人，“群众路线” 无论贯彻得如何巧妙和透彻，都远不及你的书生本色加童心那般亲切和自然，让人一见如故。如果唯物主义不是以追求从无产到有产的契约调换为主，那么，就思想实质与人生旨趣而言，你真像一个相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你不仅淡薄个人之名与利的虚虚实实和汤汤水水，而且面对各色强权，你真的无所畏惧。相比之下，恐怕连横眉怒斥国民党暴政的民权斗士沈钧儒后来也要逊色三分。至于在西方近乎人见人爱在我们的家园却常遭严打的自由主义，近人严几道虽曾先知般地点拨西学之妙诀：“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自己对自由与民主就未必那么当真，至少不比他的大烟来得重要。倒是战士出身的你和顾准们一承梁任公、胡适之、殷海光之余绪，以寻找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名义，从内心深处发出娜拉走后那超越时空也超越自我的绝响，完成从阶级斗争与政权斗争到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跨越，个中艰难与煎熬，可想而知，你哪有什么“路径依赖”？即便是再度以真言获罪，你也无怨无悔。真言作为智、善、勇之合成，好象就是你在第二战场所展示的第二青春，是你的生命之化身。
我国有句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灵机变者为英豪。”自古至今，“俊杰”与“英豪”何其多也，可惜吾等至今仍置身于“第三世界”，沾光不多。我不知后者同那古训有无裙带关系，但我相信人群混杂，当分三六九等，两分则远远不够。否则，要么打击一大片，要么包装一大片，二者都是灾难。可以断定，在咱们庞大的国族群体中，货真价实的优秀分子其实并不太多，但你肯定榜上有名。国家多难，流变过于频繁，宁静与积累无多，无论是才识，还是德行，要找出更多的单项冠军都不太容易，遑论双料，而你两项都行，你是始终站着思考与公开言说自家文本的刚烈男儿，是可以为祖国与人民赢得声誉的佼佼者。思想之自由不难，言论之自由则谈何容易，而你力争两者并进，虽百折而不回。即使电脑病毒能于一夜之间把你的文章与论点毁灭殆尽，即使你的“自由”与“全球化”之言说在强权之下不堪一击，只被当作不识时务的梦呓弃如敝屣，你那篇面对人民共和国50周年大庆的随感就已借助于信息革命的神力，将你那大智大勇的形象连同才情一起定格。人们可以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解释历史，却无法更改历史。可以设想，当越来越多的后人回首20世纪的苦难中国时，都将看到一个无须考证的事实：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神州大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曾经集体合唱式地选择了趋时或沉默，而一个叫李慎之的长者死不改悔地选择了呐喊与孤独。是他那微弱而清晰的声音组成了另一道天问，感动无数血性之驱用心灵去敲问智慧的价值与生命的真谛，求索华夏儿女新的生机。
慎之先生：在此函即将收笔时，晚生还想顺便澄清你的一个误解。昨晚，我有幸聆听你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34次学术座谈会上的报告录音，亦即你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个录音。闻声思人，倍添伤感。其中你谈到，北京以外的学者之所以敢请你去作学术报告，是他们还不知道你在北京已没有多少发言的余地，还不知道已不便邀请敢讲真话的你。恕我直言，你大概是在拿北京大学的某种做法以偏概全。我无法断定北京与北京以外的其他学术机构是否都像你所估计的那样，但我所任职的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不是因为不知道你才请你，而是相反。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你来敝校演讲的前两天，在5月23日晚上，当《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的立嘉兄来电相告：“李慎之先生应中国美术学院之邀，已到杭州讲学，浙大却没有人请他，实在有点遗憾”，我不假思索，当即表示：“那就请你设法转告李慎之先生，如果他有时间，我一定请，就以我们研究所的名义，明天或后天上午都行，只是后天下午我要离开杭州，行程已不便更改。”经立嘉兄在伊白女士与我之间两轮电话协商，演讲时间就锁定在25日上午。尽管那天上午敝校还有一场浙江省大专辩论赛，我本有充当首席评委的任务，也都临时推掉了。其心也诚，其行也断。
勿庸讳言，即使在敝校，并非所有的人都对邀请你持积极和乐观?态度，这是事实，但那无关紧要。24日上午，当我在电话中向同事口述海报格式与内容不久，某位分管党务的好友就来电话好心提议：“是不是不要写海报？”我也当即回答：“本所的历次学术报告都有海报贴出。如果邀请李慎之先生时不写海报，那就显得对李慎之先生的不平等和不尊重，这就不妥。谢谢你的好意，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就这样，海报照常张贴，讲座照常进行。
在一个排有900多号教授的校园里，一个还有点像衙门的校园里，我自量不算什么人物，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只觉得一个以“求是”为校训的学府应该请你，不能如叶公好龙，口是心非。我既没有想过要和谁保持一致，也没有想过要同谁过不去，只认定我们都无权把一个铁骨铮铮的孤行长者连同校训一起冷落。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我们还在借人文学科的名目混饭，我们也在号称“学者”，也会衰老，甚至不会比你慎之先生老得更慢。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同立嘉兄的观点与情感是完全一致的。再说，一门心思跟着北大与清华凑热闹，高呼“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偌大一个浙大，如果不敢邀请像你这样既具有世界眼光也不乏国际学术声望的学者，怎能对天下学术同人有所交代？遑论“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慎之先生：请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不知道你才请你，也不曾因为知道而萌发过半点犹豫。我不属于一边喊“接轨”又一边闹鬼者流，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惟其如此，我才多少为一个具有106年校史的高等学府挽回了一点学术面子，一如你的存在就为国族群体赢得一点面子一样。也正是因为邀请了你，我才毫不掩饰地向同事露出一点湘人的重情与蛮气。如此而已。倘若不是因为你这“学官”已经下岗，肯定还轮不到我来补缺，我也不会去凑那个热闹，这也是差别。
仅此而论，对于咱们的传统文明与“看客”式的国民性因素，还有误把自私当理性的功利主义，过于乐观的估计恐怕既解决不了身边的许多实际问题，也解释不了身边的许多具体现象。至于学术环境，我想，你倒不必过于悲观。当年丁文江都能自信“凭咱这点切实功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你还担心什么呢？中国毕竟很大，有你说话的地方应该不会太少，特别是在常温明显高于首善之区的南方。那里受大自然的恩赐，四季常青，生机稍旺，你的桑梓无锡和江苏大概也差强人意吧。如果你下次驻足杭州，或借道钱塘，我当照旧恭候。只可惜这已成了地道的废话，你竟鹤驾不归了。“一朝异言宴，万里就暌违”，何况还是天人永隔，后学回天无力啊！
起落本无常，为官原来是梦；尊卑应有序，立说果然当真。慎之先生：已打扰你这么久，我说得有点累了，你大概更累，早该休息了。今天是5月4日，又是一个“五四”纪念日，一个既能使人有话说不完又能使人无话可说的日子，说不定你的好友黎澍、钱钟书、罗荣渠等又要来找你聊启蒙了。如果你还想多找几个，那就不妨把治近世国史的陈旭麓、李时岳、丁日初也一起叫上。在别人看来，后者也属于“异类”，黎澍肯定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尊意以为何如？专此遥祈冥福！
晚生 郭世佑 敬拜
2003年5月4日晚于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