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堪比地中海及其后的大西洋在西方的地位。中国是前现代亚洲的“固相中心”：一个广袤、富饶、物产丰富的文明，并与四邻保持着非对称关系。相比之下，西方则存在一个“液相中心”：竞争性帝国兴衰于地中海沿岸，并使得远程贸易和殖民成为可能。作为现代西方中心的大西洋取代了作为帝国液相中心的地中海。传统中国通过学习处理其与较小邻邦之间的关系而调适其中心地位。这些较小邻邦是难以被消灭的。在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形成了霸权周期。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当代，中国处理非对称关系的经验仍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②各自以其自身方式声称为天下，即普天之下。这并非没有实质内容，成为世界中心的态度或至少是这个世界值得关注的部分，是这两个文明都具有的一种本质特征。当代有关国际关系的思维均存在着西方天下观的无意识狭隘主义。但是，日益增长的全球化使西方面临着其傲慢所付出的代价，中国便是当代挑战中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门实用的社会科学，对这种挑战做出回应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然而，中国给国际关系思维带来的这种挑战和机遇，并不是肇始于其最近的“和平崛起”。全球化不是西方自我意识最新阶段的移植；相反，彻底的全球化必须包括此前被忽略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和经验。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全球视角反思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并探究其对现代“天下”的意义。这将包括：1)探讨中国传统中心的特征及其局限，探讨其处理一个没有可比较的挑战和强制服从的国际环境的发展方式。2)简要评论西方国际关系的背景。3)评价传统中国的经验。这既是出于中国自身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而且也是对全球化思维的一个贡献。
中央王国
东亚与西方之间最简单的对比在于，东亚存在一个中央王国，而西方则存在一个中央之海，即地中海。东亚存在一个“固相中心”，而西方则存在一个“液相中心”。在北大西洋成为新地中海之际，商贸联系的基本格局和多极势力之间的竞争则延续下来，尽管在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和技术上出现了变化。同样在东亚，其中部的人口和农业的稳固性，则一直为该区域关系提供深层背景。这种差别的影响非常深远。尽管这更多的是由地理决定论造成的，但是政治共同体一定兴盛于其所根植之地。就东亚而论，中国的中心地位并不总是意味着稳定性，而是在中国与其四邻之间形成一种不可更替关系的格局。在和平时期，中国是中央大国，尽管不能使其四邻经常服从其单方面意志。在混乱时期，中国的重新统一是国内竞争者的巨大战果，中国的征服对四邻而言则是胜利的最终目标。战国时代确实类似欧洲的“大国”竞争时期，但通过竞争和冲突，中国形成了一个节俭的、文化相互作用和汇合的“聚居区”，这可从秦朝至汉朝表现出来。宋朝对金朝的屈服是在中国之内对敌方的妥协退让，但金朝最终未能巩固其势力。［1］304［2］20－33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了中国，但是蒙古和满洲并没有成为新的亚洲中心，亦没有湮没掉原有的亚洲中心。
正如所举征服王朝之例说明，中国的权威可能会受到挑战，但是她的中心地位却毋庸置疑。在平稳时期，当调整对外政策时，中国获得了卓越成效。或许中国控制失败的最典型案例，是在1407—1427年间明朝对越南的二十年占领失败。［3］Chapter Six明朝吸取了在越南的教训，此后，明朝满足于承认越南的自治以换取越南的服从。中国并不像强大的罗德斯巨型雕像那般控制东亚；相反，中国一直位居亚洲中央，拥有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最大的传统农业经济。
陆地的限制
中国陆地限制的中心地位既有利又有弊。在积极方面上，随着其传统经济的规模及复杂性的增长，中国能够积累巨大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国内贸易扩展至更加复杂的相互依存模式，外国货物和威望可以从远方吸引过来。中国视其自身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均为自给自足，即使它存在于一个更广阔的区域世界中。主要弊端在于，中国的财富相较她的道德伦理，对北部、西部的邻近游牧民族更具诱惑力。在邻近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与广阔、荒凉的腹地相结合下，使它们成为一个无法得到最终解决的边境问题。北方游牧民族拥有广阔的后方领地，它的距离从北京到北冰洋，如同从北京到婆罗洲一样遥远。长城象征着农业中国长期暴露于北方的“草海”。中国的安全弊端不在于成为被更强国家包围的弱国，而在于成为四邻的富裕目标，对手可以防御得住而不能被消灭。中国可以视自身的优越性表现在令其四邻感到强烈不安的利益中。中国可以在战争中保护自身，但是进攻的选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而且长期防御的成本非常巨大。既然中国对四邻的事务较少关注，反之亦然，那么孤立亦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中国成为亚洲的封闭共同体。
中国的巨大规模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弊端。一方面，当其能力可以协调时，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潜在对手，即使在混乱之际也较大多数入侵者更能治理。征服王朝(元和清)延续现存的治理模式，不仅是因为传统习俗所能提供的便捷，而且也是因为政治变革所需要的持续努力可能会被中国的规模消耗殆尽。另一方面，规模造成了分裂和地方主义的不断挑战。这也给中国这样一个可替代资源的广阔周边，在某个方向上对对手造成其他方面的不安全因素。即使不安全因素不成问题，但是中国是一个秉持有限眼光弊端的陆地大国，中国限制自身在沿海和海上贸易的机遇。或许，中国作为陆地限制国家的成功所造成的最深层弊端，即为发展弊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弊端是由创新和成功造成的———愈来愈多的人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然而，这是一种双重弊端，因为它在持续的传统发展和与此同时的抢占现代突破之间造成了一个困境。
中心地位和两极
尽管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中国中心地位的关键是生产力的相对集中和充裕。如同许多历史学家已指出的那样，这更多的是由中国军事优势而造成的。不仅中国不定期地错失征服游牧民族的机会，而且重要的是，在清代之前中国通常处于一个让步和防御北部边境的境况。［4］但是认为中国是“平等者中一员”，则会错失区域格局的一个关键因素。甚至对于丰臣秀吉来说，日本第二位“伟大的统一者”，最终(未完成的)荣耀是统治中国。反之，统治日本则从来不是中国的雄心大志。中国对日本从不抱此幻想。中国处于一系列区域关系的中心，这些关系是非强制、不可更替的。由中心地位造成的基本区域格局，是一种吸引模式而不是一种权力模式。因为这个中心具有更大能量，其他国家更加暴露于此种关系的风险和机遇之下，反之亦然，因此其他国家在那个方向上更加关注。利益的不对称造成吸引的不对称。［5］［6］Chapter 17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中，更强的国家通常很少显露，因而难以被注意到，而较小的国家理所当然地会追寻更大的利益。在多边的区域格局中，吸引力聚焦于最大的国际行为体上，而吸引的中心也是区域交流的中心。①
区域吸引的中心地位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典型模式。一方面，中心与每个非中心之间的明显差距被区域的中心地位放大。中心也代表该系统自身。另一方面，相较于任何非中心，中心弱于全部的非中心整体。即使四邻没有联合在一起，对某个对手施加中心权威，将减弱应对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且很可能加剧其他国家的疏远。周边地区的“反帝国”心理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非中心都能够察觉到其自身利益与普遍、有序和谐的过于乐观的官方系统图像之间的差别。然而，中心滥用能力优势，将中心和周边地区之间不可避免的距离空间转化为回避、破坏和挑战的敌对边境。最易于理解的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并非简单的地理或军事的过度扩张，而是造成了疏远的周边地区及相应所增加的统治成本。因此，依靠威望和权威的领导较依靠权力的统治更少风险且更加持久。因为是中心地位的格局，而不是霸权主导，那么中国的外交选择包括两个合乎逻辑的极端，即消灭对手或自我孤立和一条宽广的、更实际的中间缓冲地带。两极是传统中国中心地位的一个异常重要的方面。
优势的经营治理
与国内统治的主要结构一致，中国对外政治的理念是低成本、低姿态。保持中心地位需要维持一个更大的易于稳定的国际秩序。因为能力的不对称，稳定性并未要求平等国家之间的均衡，而是要求基于与自身关系相称的均衡。如同一个考尔德动态雕塑，中心大块能均衡四周小块，每当对外缘空气流动有所反应时，该结构能够得到维持。可持续外交成功的关键，是王庚武在其收于费正清文集中的经典文章里，描述明朝外交所具有的三个特征：道德优势、公平和包容性。［8］34－62儒家强调，通过向他人展示仁爱来引导道德行为是特别重要的。在马基雅维利式的男性强力中强调美德，会增加该体系的强制成本。诚然，中国无法承受得住示弱———射艺是另一种儒家道德———但中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没有展示铁拳而戴着天鹅绒手套达到了目的。
公平至关重要，因为平等待遇的前提对中国可能会扮演的任何调解角色是极其必要的。隐含于调解过程中的积极行动程度，会根据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权威而不同。但是，公平姿态是必要的，尽管帝国所展示的公平姿态是极其微弱的。最后一个特征，包容性在洪武和永乐统治期间尤为重要，当时“天下”的南部界线尚未确定。“示无外”的理念意味着所有外国统治者都与皇帝存在联系，而且他们的土地和人民都能受惠于帝国的仁爱。三个特征合为一体，中国位居中心因美德而合法化，中国的作用既是一种调解，也是一种鼓舞，同时潜在参与者并未被排除在外。中国最著名的传统外交治理模式是封贡体系。
西方与国际关系的概念化
西方的“天下”较中国的“天下”更为近代，但是其根源包含了处理与环绕地中海而后是北大西洋的四邻之间关系的全部西方经验。15世纪，欧洲贸易路线的扩张，开始将西方转变为一个世界中心，尽管该世界仅能触及欧洲自身内部的激烈冲突。多层次“大国”出现，每个国家都有能力挑战其他国家。欧洲的权力均衡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世界其他地区所重视的，仅在征服和开拓影响了宗主国权威能力的范围内。20世纪的“工业战争”变成世界大战，而美国这个最大、最佳的避难地上升至首位，仅受到苏联的挑战。
在竞争性挑战者看来，冷战的两极竞争，在某些方面是世界重组的根本体现。但是，核武器的毁灭力和竞争的简单化已经根本改变了帝国秩序的前提。尽管大规模战争现在已经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军备竞赛使得工业战的经济重要性得以延续。不过事实上，两极之间的战争存在于“小规模战争”中，美国在越南的不对称战争冲突是最为突出的例子。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全球化西方权力竞争中的显然最后胜利者。然而，小规模战争一直持续，在预期的未来挑战者中，美国正与自身进行对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由后冷战时代转向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更加去中心的时代，但根本问题是应提高对全球国际关系的一个恰当模式的关注。
中央之海的限制
基于以上对西方的简要概述，与亚洲经验相对照，全球史允许我们做一些同样过于简单化的对比。首先再次表明，地中海作为运输中介和侵入屏障的重要性。海洋能提供又长又窄的运输，需要有技术依赖的运输工具；而陆地能提供又短又粗的运输，需要双腿和补给。①海洋使政治体不用离开本土而扩展其延伸范围变得可能，在陆地上得到迁移的游牧民族人口的补充，西方的政治人口变得更为复杂和实质上的不稳定———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较亚洲的人口而言。
西方的液相中心带来了相应的一系列优势和劣势。优势来源于中心周围地区连同通向遥远领地的不稳定。西方的安全劣势是相对权威。竞争性挑战的前提是确保能战胜其他国家，这是存在占领风险的陆战和存在船难、贸易禁运和抢劫风险的海战的现实。在极端情况下，该前提会认为相对利益较绝对利益更为重要：因为战败的风险，敌人所受的损失较相互利益更为重要。相较之下，在中国的不对称格局中，甚至游牧民族都很少反对中国的绝对利益，只要它仍有足够的机动性以避开中国。总体而言，传统中国和亚洲逐渐累积生产力和人口的成功，可能部分归因于相对权威劣势的缺位及相应避免了恶性竞争。
西方的第二个劣势是贪婪。②与中国有限的农业眼光相反，腓尼基人及其后继者可以想象其自身拥有最好的世界财富，而且他们的世界性眼光更易于通过冒险和技术进行扩张。正如伯纳德•曼德威尔不久前所认为的那样，除了该词有一种令人不悦的响声之外，
贪婪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激励和彻底的现代之恶，而不是一个劣势。可以说，贪婪的儿女应当继受这块土地。然而，显然继承权遭受剥夺及他们对利益的保护也是可以预料的。另外，从不幸的亚西比德入侵西西里的时代起，世界上的贪婪已经毒害并将国内政治导向歧途，几乎没有必要提及当代的事例。最后，正如有限的全球资源越来越受到技术和消费的挑战，该竞赛可从赢输模式转变到双输模式。
贪婪的劣势与中国更为有限的贪婪眼光之间的不同，可由两个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的简单对比来说明，即马基雅维利和韩非子。两者都不是道德主义者，韩非子可能会毫无疑问地赞同马基雅维利的那种表面的美德远较美德自身重要的观点。但是，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偶像是凯萨•波吉耳，一个善用财富来拼搏并创造自身机遇的人。韩非子是一个官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恪守这个格言：“虚静无事，以暗见疵”。韩非子更为愤世嫉俗，但是其视现存的权威结构为当然，该结构中的国王和大臣们会为每天一百次的战争而努力。他是网中的一只蜘蛛，而不是一个狩猎者。
第三个劣势是不均衡。从对相对权威的集中讨论中可以推断，国家间平等这表面稳定性的论点，事实上是最不稳定的观点。①伴随着平等，宗主权的先前格局会遭到削弱，而存在着要么恢复要么新格局必须取决于该挑战结果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是一个已经确立的霸权体系，将会因技术改变、周边地区更高的生产力或霸权自身的错误而最终失去稳定。［14］霸权兴衰的周期是不可改变的，但在它的每一步上仍有争议。实际上，国际均势系统的表面稳定性，不是建立在不对称关系的成功经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一群国家间的复杂结合的基础上。作为中央大国的西方从16世纪开始，西方重构世界，不是在其形象上，而是在其贡献上。对现存条件过于浪漫化的世界来说，已引入了新的强迫形式———毕竟，清代中国和印度莫卧儿王朝是在外族统治之下，而在墨西哥，蒙特苏马二世以征服四邻和支持贵族统治，随即反过来被荷南•科尔蒂斯征服而著名。帝国主义的影响不是无辜者的毁灭，而是围绕在新危机周围的世界注意力的重组。
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西方大国的注意力仍集中于它们自身。没有任何欧洲国家会视自身为世界的中心，然而世界的心脏地区是欧洲，每个人的命运都将取决于此。殖民地是临时目标，但他们并没有造成威胁，而威胁意识也较机遇意识更为重要。大国之间存在着“大博弈”，即使当它在阿富汗上演。知识是力量，现代性是权威，权威是美德。非强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融进现代世界这样一种恩惠，以更为科学的世界眼光来审视这一进程。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征服而不是顺从，屈服而不是自主的基础之上。
与西方帝国意识的狭隘自我陶醉相反，每个殖民地的现实治理都需要不断的调整，以应对四周现存力量和地方利益及其阻力的限制。西方这个孤立地区，最初与在亚洲的其他统治模式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伴随着轮船及火力的到来，均衡发生了转变，但仅是对殖民扩张和强化的新限制。1904年，法兰西斯•扬哈斯本用马克沁机枪对付火绳枪，彻底击败了西藏军队，但令其懊恼的是，英国外交部断定西藏对大英帝国来说将是遥不可及的。②法国可以资助范琼英的唱片发行，努力在越南扩大他们的文化基础，但不得不允许她对越南人的民族主义存有自己的见解。最后，强烈的殖民屈辱感和受到新思想模式的影响，有助于推动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两个核大国对决的冷战戏剧正集中于超级大国自身和居于中间的欧洲人，为全球局势提供了竞争中心地位的新形式。竞争的权力心脏地区，被简单的划分为两大阵营。竞争力的重要性，使观察家从每个遭受实际危机的国家的现实问题中分神。正如艾伦•林奇所认为的那样，冷战对抗存在多种结局。［17］超级大国的全球政策衍生自新的大博弈，但实际危机则源于更为本土化的根源。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以遏制共产主义为核心；越南人与美国人交战则是有关民族解放全球介入和本土实际情况之间的分裂，导致了权威受挫的危机。迷恋相对权威的劣势，造成对不对称冲突的现实情况的无知。
历史学家将1991—2008年的后冷战时代，视为西方狭隘主义的最终表现。苏联的崩溃导致了有关其后果的两个错误预期。首先要推翻的预期，是美国的主导权很快会被其他国家挑战而予以平衡。其次，要推翻的预期则一直持续到2008年，单一超级大国在其霸权之下是安全的，直到出现挑战者。两个预期都建立在相对权威、贪婪和不均衡的抽象原则的基础上。但是，心脏地区的竞争，因贪婪而开放边境和可替代秩序中心的现实支撑条件，都已受到了侵蚀。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已为依靠权威而不是武力的领导者做好了准备，但美国未能意识到如此角色。随着“9•11”事件的冲击，美国给其他国家的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同时掏空了美国的能力优势。
全球经济不确定的当代前景，在2008年开始变得不明朗。但是，后冷战时代肯定已经结束。世界处于全球体系当中的信念和美国的自信，在近期都不太可能得到恢复。当它们恢复之际，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全球体系和一个改变了的美国。尽管相对权威在全球化世界中更为重要，但美国已证明，相对权威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不持续可靠。在后冷战时代结束之际，谨慎的地方主义正在被取代，迅速致富的贪婪变得逐渐增强。个人与国家将会更热衷于保护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去承担扩大的风险。最后，世界秩序的重组，不太可能归结为某个霸权体系被另一个霸权体系挑战和取代。能力差异更有可能会造成世界注意力的多中心格局，除非美国将自身与世界其他国家孤立开来，那么它将仍为中心，但是群龙之首而不是世界霸主。
全球教训
难以想象一个国际格局较当前更异于中国的传统“天下”。现在，既不存在中心地区，也不存在中心场所，而是存在一个拥有空前互动力的全球国家矩阵。美国占有世界GDP总量的份额大致与中国占有世界人口总量的份额一样，即总量的五分之一。①世界将日常注意力投向华尔街，而华尔街则对全球商业发展波动投以警惕的目光。尽管国家利益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已不再具有吸引视域。最为准确地讲，体系是中心，尽管美国处于中心地位。美国的全球重要性的关键，不是美国自身具有如此多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任何国家都处于一个稳定的互动体系当中，美元即是其符号象征。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将会减弱在全球体系中美国的特定地位，尽管强调该矩阵的总体重要性。不管怎样，当代“天下”事实上是“普天之下”。
不对称已增强了自身的重要性。尽管国际互动的模式较过去变得更为复杂和波动，但能力差异仍然重要。在双边关系中，暴露于风险和机遇中的差异仍然巨大，对较大国家来说，强迫较小国家顺从变得更为困难。全球化已使每个国家的公开展示多样化，在合作伙伴方面和议题方面均如此。现在这些全球议题，像流行性疾病和全球变暖，不是简单的国家问题的总和，也包括了各种类型的跨国行为体。共同的问题和更广泛的互动并未导致对称，但它们确实造成了对一个有效合作途径的共同需要，以发展国际机制和解决问题。
较新兴大国的崛起和竞争性大国的结构扩张，多极国际格局意味着更多内容。西方人过于西方以致不能将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视为仅仅只是现存权力俱乐部的扩张。在经济的不确定性时代，中等收入国家极有可能获得最大的相对收益，但全球恢复的主要抑制剂很可能是对国家利益的普遍持续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有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其他国家被排除在外，内、外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可能会加剧。
超越遗产有助于中国自身，中国历史能够给全球化世界提供什么呢？情景相似的最根本思路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美国正面临着没有挑战者的挑战问题。权威的限制，不是由对称敌手而是由关系的持续性来定义。相对权威的优势，不能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以有利于更强的国家，而是需要一种互动结构，双方———或全部———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和在他们预期中感到安全。东亚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互相信赖的事例，并以互相信赖作为治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战略。
经营治理不对称关系的中国传统模式的当代意义，确实已被不平等地位的原有前提削弱。但在某种程度上，不对称关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具有原则性的行为姿态、公正和包容性仍然意义重大。此外，在承认自主与顺从的表述之间的公开交换中，封贡体系留下的经验教训仍然重要。就此而言，中国当代外交已拥有一种模式，伴随着一系列各方面的积极的官方访问。
前方的道路需要外交的独创性和创造力，一种敏锐的理性选择意识对此二者都至关重要。最后，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现实的天下互动，过于远离要么中国要么西方的“天下”的前提，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能以此来证实一个可靠的模式。对有关国际关系的思维来说，既然西方“天下”是世界的默认设定，那么或许探讨传统中国外交最大的当代意义，是证明了其他范式已得到了成功应用。历史研究的最根本贡献，不是现成的经验教训，而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以此来检验当代的先入之见和陈规旧律。
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事务系教授，中国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译者杨晓聪，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