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自明代以来的热门话题，打开网页搜索一下，竟有12500多条，甚至超过了一些明星大腕。然而，翻阅一下，大多还是局限在朱元璋的能够引起大众兴趣的问题，如朱元璋的“容貌之谜”，是俊、还是丑？四菜一汤是不是始自朱元璋？为什么一个放牛娃，一日三餐不继，16岁作游方和尚，25岁当兵，最后居然成了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延续了276年？当然历史上有些特殊经历、最后又成为大人物的人，总能作为谈资永世流传。
1.如果让马皇后、朱标太子和身边持从来“回忆”和评价朱元璋
当然如何评价历史人们不单纯是时代需求（也就是说时代关注什么问题），也有个客观标准，有时我忽发奇想，如果马皇后（朱元璋的皇后）和他的太子及身边工作人员（当然，已经奉旨陪葬的就不说了）要答记者问，请他们回答一下对于先皇的感性认识、或他们持笔写先皇的回忆录（读者不必太较真，马皇后和太子朱标都死在朱元璋之前，所以我事先声明说这是“奇想”）。准会有他们的独特认识，与历史学家不同。
应该说朱元璋的一生中与他关系最亲密无间就是马皇后了，他们出身相似，经过同甘共苦。她一定会说，朱元璋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们是患难夫妻，打天下我也是近了一份力的。她记得最清楚的几件事应该有：在郭子兴队伍时，为被关了禁闭朱元璋偷送炊饼事（马皇后把刚刚烙熟的炊饼烧饼揣在怀里烫焦了胸脯，留下个疤。到老了朱元璋还常常抚着这块疤，回忆起当年一起走过的苦难）；朱元璋嘲笑马皇后大脚当皇后事（朱元璋有一次开玩笑地对说：哪有妇人长这么大脚、还能贵为皇后，母仪天下的！马皇后也不甘示弱，回答说：“要没有这么大脚，怎么能够镇定天下呢！”朱元璋也大笑了起来）；朱元璋为民间嘲笑马皇后大脚而屠戮百姓事（金陵百姓喜欢侮弄人，有一年元宵节观灯，有个灯上画了一个妇人伸着两只大脚，怀里抱着个西瓜。因为马皇后是淮西人。朱元璋勃然大怒，喝问是谁画的，没人敢承认，结果那一巷子的人都被杀了）；减刑流放宋濂事（宋濂是明代开国功臣，又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明代开国许多典章制度都是宋濂一手制订，宋濂退休后，其子卷入宰相胡惟庸案中，胡案被杀者多达三万余人，宋濂子及长孙俱在内，宋濂也要被处死，太子求情不允，马皇后不吃饭为宋濂乞福，乃得免）。这些事情肯定在皇后的记忆中特别清晰。马皇后讲述完这些事情后，一定要赞美老皇帝能够福祸与共，很念旧情；执法严格，但有分寸；庄重严肃，但有幽默感。
如果太子朱标回忆起老皇帝，记忆得最清楚的恐怕就是，当他为某个功臣受到处置求情时，朱元璋在地上扔了一根荆棘，让太子捡起来，太子说检不不了，太扎手。“是啊！你也嫌它扎手吧？功高震主的大臣就是荆棘上的刺，我替你把这些刺都拔了，你才能拿它啊！”后来宋濂出了事，太子与自己的老师关系很好，他在父亲面前为老师说话，朱元璋愤怒了：“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这是一句很重的话，“难道是说我日夜盼着当皇帝吗？是责备我不该越俎代庖吗？”朱标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投了宫中的太液池。这可把朱元璋急坏了，虽然平常他觉得朱标柔弱了一些，在处理大臣时老来求情，碍了手脚，可是定下来想一想，朱标宽于待人是仁厚的，将来是个守成之主。急忙来到太液池边，看到太子已经被救上来了，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扫视了两旁站立小太监，许多太监不脱衣靴，就跳下持去救人，这些统统有赏，那些脱了靴袜才下水救太子一律杀掉。朱元璋望着水鸡子一样的朱标叹了口气，这时朱标才确实感到父亲是心痛自己的，他是个外表严肃，内心慈爱的父亲。
如果老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也有很多好的报料。拿皇帝身边的整容匠（即今日的理发师、整容师之类）杜某来说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老皇帝见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纸包了起来。朱元璋很奇怪，问他，杜某回答说这些都是圣人身体所遗，哪能让它随意狼籍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来。朱元璋不信，以为这是搪塞之词，把杜某留在宫中，命令卫士到杜家去取指甲。到杜家，家人从佛阁了里拿出一个朱匣，里面装的就是朱元璋的手脚指甲。杜家每天都要给指甲烧香上供的。老皇帝听了卫士的汇报，很高兴，赞扬杜某懂“礼”，马上提拔为“太常卿”（九卿之一，是朝廷主持“礼仪”的高官）。又如有一次朱元璋到国子监视察，厨子烹茶伺候，不知是老皇帝渴了，还是厨子有烹茶绝技，总之皇帝非常满意，马上升官，弄得旁边一位老儒不服气，哼了两句诗，不慎被皇帝听到了：“十年寒窗下，不如一杯茶。”可能朱元璋此时心情愉快，不仅没有处分老儒，还接吟了两句：“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还作了老儒的思想工作。如果能让“整容匠”“厨子”这类人物写回忆录，那么老皇帝自然是能够发现人材、赏识人材和重用人材的。这些人的利益与老皇帝密切相关，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评判朱元璋。可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人们逐步摆脱了感情的干扰以后才有可能。
朱元璋离开现在已经六百多年了，可是由于近代以来史学上的以古喻今、影射史学，使得历史评价很难客观，不管历史学家怎么客观，旁观者都是按照影射的规律去看待，谁代表谁、谁是谁的影子，各种历史人物都有现实的比附，掌握权力的人们纷纷对号入座，他们又有证人的权力，因此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离我们日益遥远，利益也与现代邈不相关，但是当代有权者把自己摆了进去，就使得历史学家虽有尺度，但不敢衡量。现今学术逐渐与政治脱离，人们才能够以客观的立场、平常的心态来考虑一些赠经十分敏感的历史人物和敏感的历史事件的评价。
2.《帝贼谱》
这可是一本大家比较陌生的书。这是清末民初苏北的一位叫张相文的学者的著作。收在他的集子《南园丛稿》之中，两卷。这部书中收录自秦末到民国初年起事造反者姓名、生长地、起兵地及其简略的事迹。起自项羽、刘邦、陈涉、吴广终于民国初期的白狼。张相文先生不赞成以成败论英雄，更反对成王败寇之说。他同意唐太宗李世民的说法，说这些起事之人“皆一时之英雄”，虽然有胜有败，但这只是“大才大器”与“小才小器”之分，但即使“小才小器”也胜于“无才无器”者。当然，作者这种评论还是对成事与不成事的分析简单了一些。作者从历代史书所采集“帝”“雄”（指割据时间比较长的“群雄割据”之“雄”）“贼”700余人事迹，一一加以著录，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其梗概大体可知。由于分类标准掌握得不是很统一，遗漏和阑入者皆有。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的时代出过多少“有才有器”之人？所以该书的编纂是以时代为经，以地区为纬，重点在考察各地区社会风气及传统。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几个朝代和国家，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之外，其它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如果认真研究和统计一下这些王朝的第一代统治者的家庭经历、文化教养、倔起过程是很有趣的。我们便会发现，这些新统治者大多并非世袭大族，也非新生豪贵，他们多属于两种群体：
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时的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
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
这些第一代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文化教养比较低，有不少还是文盲。这些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虽然没有“文采”和“风骚”用以文饰其统治，但是，他们却不学有术、谙熟谋略、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人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你否定他也好、褒扬他也好，总之，在谈及历史时是绕不过他们的。特别是在以成败论英雄的“芸芸众生”中，他们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而那些受到中原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缺乏竞争力，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老百姓也看透了这一点，总结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话头。
3,说“背叛”
过去一个时期里评论“农民起义”历史论著里，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背叛”。一个社会下层人士，想通过造反谋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于是，历史学家往往称这位造反领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农民起义；如果他造反成功了，从社会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逻辑，这应该是革命到底了吧？不，这也不被历史学家们称许。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见《朱元璋传》），许多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他们的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与吴晗略有差异。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
（《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
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这是多么可悲！走笔至此，我对吴晗先生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责备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了被迫害而死的结局）。
吴晗先生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作者陈梧桐，见《明清人物论集》），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然这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很难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检验，例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得益，而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愿意过正常生活的人们都得益，怎么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欢迎”呢？难道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希望兵来之后乱杀乱枪乱烧吗？至于两手空空的人们怎么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决的问题，例如无主土地谁种则收入归谁所有等。至于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谁夺权？不是“地主富豪”，他们手中也没有什么权。那些汉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迫。朱元璋要从蒙古统治者的手中夺权，自然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
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来评论和解读历史，上述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对流行了几十年的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做些讨论还是不无意义的。
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他们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向往“变泰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有着明确理想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因为人们不可能背叛本来不存在的目标。
第二，当造反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加盟入伙，他们成为造反军的“谋主”。这时造反者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在这些“谋主”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础。
第三，无论是盲目的第一阶段，还是有了政治目标第二阶段，造反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领导集团和全体造反活动参加者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某些阶层或群体利益吻合，那是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别要作这些阶层或群体的代表。当阶级意识没有进化到自觉阶段时，不存在谁有意识地代表哪个群体利益的问题。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造反者不断地变换口号和主张，但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说游民非常短视，特别重视眼前利益（为了生存，他们不可能考虑更远的东西，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就是为史家们热衷表彰的农民也不会远离个人利益这个主题。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还会加以说明。至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需要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农民战争人为地中断了经济发展，持久的战争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严重破坏了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几百年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毁于一旦，新的朝代开始后又得从头开始，重建小农、重建宗法，经过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发展与积累，逐渐与前朝差不多了，这时前朝所有的问题又发生了，社会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于世。宗法解体，大量游民出现，有更多少地的、贫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先是改革，摆不平利益，不行；再搞变法，统治者认为让步太大，还是不行，于是，社会骚动，镇压，再镇压，终于有一天镇压不下去，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又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杀来杀去，杀到人人疲倦，出现一个能够统治天下的社会集团时，又开始了一个朝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统治者都是新人了，但制度都是旧的（有的可能有了新名称，我们从来不吝惜在名字上改革的），农民战争促使了新人上台，但在封建制度的传承中起了修复作用。你说：它在历史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封建时代的上上下下把新的朝代的出现和新主登基，解释作“奉天承运”“天命神受”。统治者坦坦然然地接受这些“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的原始意义也就在此。这是流行了几千年的传统解释，它通俗易懂，易于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不仅接受而且十分羡慕，并把这些编成故事、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听众从他人的“发迹变泰”中获得一点精神上愉悦，在社会动乱中，“洪武爷”马上会成为效法对象，在改朝换代中起到推动作用。直到清末民初仍然如此。连阿Q也在幻想着为朱洪武裔孙崇祯帝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们还要拉着阿Q一起去“他妈妈的反”呢！两千年的老旧中国一直在“帝贼”交换中蹒跚而行。
3.淮右布衣
古代是很重视门阀的，直到近百年来仍然如此，四十年代末期北京著名“沈崇案”若不是是出自福建名门、是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裔孙女，哪会引起那样广泛的各界的愤怒，连许多上层人士也捐了进来。1957年毛主席嘱咐北京不要把梁思成划为右派，后来就此事又问过北京领导，回答说，没划。毛主席满意地说：“这就对了，梁任公的后代嘛！”这些都是门第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也许当事人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也为自己的出身发愁，有的文人暗示朱元璋应该与朱夫子接上关系。一次他接见一位朱姓县教谕，问他是否是朱熹的后代，教谕回答说自己虽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这对朱元璋刺激很大，心想连个小小的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天子，于是打消以前的想法，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更爱称“淮右布衣”。“布衣”这个词虽然是平民百姓的代名词，但是这个词涂有平民百姓的一种骄傲感。然而布衣原始意义是指没有官职的士人。《晋书•诸葛长民传》自称愿为“丹徒布衣”。唐代是士人极活跃的时期，许多士人以布衣自负，最典型的就是李白（林庚先生五十年代用“布衣感”分析唐代士人积极进取精神，受到批判），徐夤的“布衣空手取中原”，戴叔伦的“万里江南一布衣”都给人展示了“布衣”不平凡的一面。所以朱元璋称自己是“淮右布衣”不能说错，但至少模糊了他这个根本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教养的游民与以担荷传统文化自命士人的界限。
朱元璋诞生的时候其父是位十分贫困的农民，老父连个象样的名字也没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从盱眙到濠州，迁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属江苏）朱家巷。可见朱元璋的父祖辈就已经脱离了当时的主流社会、即宗法网络了，然而尚未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这种游民才有更丰富的阅历），因为他们只是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皆病饿而死，一家陷入了没吃没喝、没有钱埋葬逝去亲人的困境。他亲自撰写（最初命文臣危素撰写，危素的文章，词藻有余，情感不足，于是朱元璋写下这段血泪淋漓的文字）的《皇陵碑》痛陈这段苦难的经历：
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为我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兄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
（《全明文》卷12）
父母、兄长死了，没有棺椁，没有葬地，嫂子携侄而去，旱灾、蝗灾联翩而至，兄弟之间，水也帮不了谁，只能各自逃生。从这段自述中可见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难，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养成了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存和求发展。朱元璋自就小为地主放牛，受过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勇于任事，敢作敢当。另外，他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南宋末年当过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的亲兵，宋灭亡后，以作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合年庚八字为生。这种独特经历和思想意识直接或间接也会对朱元璋产生影响。因此，当生活把朱元璋推上游民（当游方和尚）生活路途时，他除了感到凄凉悲哀外，没有表现出特别慌遽。这显然是与他的个人经历与家庭影响密切相关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同上）
在大灾之年，都是先顾自己，寺庙也不能依照佛法的规定，为游方和尚提供食宿了，而且采取的是“封仓”办法，十分绝情。作为“百无所长”的朱元璋，此时除了参加游民组织，依靠组织谋生、似乎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吴晗先生也如此估计，说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朱元璋传•游方僧》）。当然这里“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云云，都是新名词。他接受除了弥勒教教义外，无非是受到一些游民观念熏陶，例如组织起来要保守机密、弟兄之间平等，要轻财重义等等。但更重要的吴晗没有说，也就是朱元璋养成了游民性格。也许他不懂得这一点，游民性格对于造反者的重要。宗法农民是眼界狭小的，他们看到如过去北方农民所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视野不出本乡本土。而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游荡中走遍淮西的通都大邑，积累闯荡江湖的经验。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讲过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还有个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但这与朱元璋无关），它是个冷冰冰的社会存在，它没有宗法社会中那些温情，这里是体力、智力、武力竞争之所在。因此在江湖上，他锻炼了体力，开发了智力，逐渐磨去了宗法人的温情，增添的是江湖人的冷酷。三载云游归来、朱元璋已经是有经验的江湖人了，他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老实巴交的宗法农民了，他内心潜伏着一种主动进击精神，只要有适合的契机，就可能冲破一切束缚，向猛虎下山一样咆哮起来。在民怨沸腾和造反运动此起彼伏的淮河两岸，朱元璋决不会自甘寂寞的。当然，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大胆地迈出这关键一步的也还需要勇气和决断。
把想法变成现实还有两条导火线，一是汤和劝他入伙来信被人发觉，而且要去揭发，“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另一条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被元兵烧毁，没法再住下去了，成为一个没有收入、又没有住所的游民。可见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求生欲望，并非是对前途发展的幻想才鼓励他去冒险。古代社会，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缺少文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理性的自觉。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不顾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中国人有可能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诉诸于感情的，特别鼓动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内容的。中国人是个注重实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往往是游民，在我们这个重视实际利益、忽视信仰的民族里，游民则更是看重短浅的眼前实利。他们与老实巴交、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一样（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重大的选择面前会反复掂量的。朱元璋有《纪梦》一文，其中写到至正壬辰（1352）民间武装力量攻陷了濠州，经常四处掳掠，荡尽民财；元统治者派兵镇压，他们声言攻城，但逡巡不进，以杀良民冒功。此时汤和已经来信，到底入濠州、保持现状、还是远走高飞？但他向神乞求指示时,只默祷了后两项。要是同意他远走高飞，则所掷之筊出现两阳。如果神支持他保持现状则出现一阴一阳。可是出现的却是双阴，他心想这是神指示我进濠州参加叛乱，但还是不想走这条道，无奈屡掷屡阴。最后他横下一条心祷念说：“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筊阴之！”一掷果然双阴。当然这是他做了皇帝以后回忆自己参加义军的过程时不免要突出自己不想参加叛乱活动的一面，最后当了义军是奉天承运。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亮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亮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
（《明史•太祖本纪第三》）
可见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斗争说成是因为信仰弥勒教（实际上，他即使参加了弥勒教也是利用弥勒教），并进一步把这种本来不存在的信仰说成是朱元璋从事反元斗争的思想基础，这只是一厢情愿之词。
4.神道设教和秘密宗教
生活在温带的农业民族大多比较现实，不像生活在热带的人民那么喜欢遐想。温带的人们种了就有收成，不种，土地一下就要荒废一年，一年内如无其他外快，就没有饭吃；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都很现实。儒家思想就诞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对待神也如对待种地一样，“敬鬼神而远之”。孔子认为君子通过教育和长期的培养，具有自制能力，平常就有敬畏心，“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没有受过教养的小人则肆无忌惮，那就要神道设教，使他们有所恐惧。
“神道设教”这个词发明的多好，很实际，它也没有预先设定“神”到底有没有，只是用他来教化百姓，这有益于人心的安定，社会的安定，能起这个作用就可以了，不必考虑神是否存在。可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因为神如果彻底地沦为工具，那么统治者能用，被统治者、甚至造反者也同样能用，而且，使用得决不会比统治者逊色。当然统治者只肯定自己的神道设教，认为自己的“神”和“道”是正宗正派，造反者的“神”和“道”是邪支邪派，他们的“教”，自然就是“邪教”。
被历史学家们确定为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秦末陈涉、吴广的反秦斗争之前就使用“篝火狐鸣”和在鱼腹中放入“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当然，这还只是运用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兆与谶语，还没有正式地建立起“教”来，它所起的作用也只是一时的鼓动作用。后来在民间社会逐渐形成与主流社会不同、甚至相对抗的秘密宗教。自东汉解体、黄巾暴动被消灭以后，似乎民间一直活动着一些职业的秘密传教人员，他们近于巫婆神汉，但与巫婆神汉又有不同，差别就在他们比巫婆神汉信仰单一一些，并具有流动性；巫婆神汉一般是在本乡本土活动。这些职业传教人员有时公开，似乎是主流社会认可的某教派的信徒，有时又好像在地下传播着不为统治者允许教义。这些人又有些类似主流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说文人士大夫是把主流社会串联在一起，把本来极有可能分散割据的中国串成大一统的中国，而这些职业传教者把贫困的、哀告无门的、对现实充满愤懑的人们串联到一起，使他们形成一股对抗主流社会的反叛力量。
专制社会只有政府是有组织的力量，人民是分散，除了家族组织以外，他们是无组织的力量。中国小农的特点如历史学家孙达人先生所说是“小”（生产规模小）“少”（财产少，一贫如洗）“散”（居住分散，与人很少往来）。这种农民是名副其实的小农。游民则更是散漫的无归的。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统治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如果对此不满、想要反抗那是极其无力的。长久如此，必然郁积仇恨，早晚会产生造反的要求。当他们有了反抗的要求、又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时，必然产生组织起来的要求。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当时只有秘密宗教（游民组织的最高形式——秘密会社是较晚出现的）。而秘密宗教一直就有个松散的组织，那些秘密宗教的传播者就是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串联人。这种做法在汉末就出现了的，著名的黄巾起义就是利用太平道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张角兄弟最初就是职业宗教传播人。
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是追求社会的安定，这有利于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造反者的“神道设教”是强调社会的变革，并向教众宣传变革后社会的美好。较早的带有叛逆性的秘密宗教是弥勒教。早在南北朝期间它就发动过多次民间反抗活动。顾名思义，弥勒教是崇拜弥勒的，弥勒是佛教中的未来佛，正统佛学认为他的出现将使世界改观，能把众生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佛生弥勒下生经》中说：“弥勒出现，国土丰乐……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夜雨香泽，昼则清和……时气和适，四时顺节。”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象，它激动过千千万万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它比明教宣扬的明暗二宗更通俗、更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民间宗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眼前现实需求而出现的，当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处于苦难之中的时候，活跃于民间的秘密教派把对弥勒佛出现的信仰作为自己的旗帜是为了招徕更多的信众，给他们以更大的鼓舞。
又如摩尼教（也称明教），唐代传入中国，中唐一度很盛。其教义是将世界分为明、暗二宗、并强调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鼓励信徒打破黑暗、追求光明。明教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禁止杀生，提倡食素、节俭、裸葬，外人称信仰摩尼教之为“食菜事魔”。其信仰简洁、仪式简单、所需费用少，受到下层社会走投无路穷人的欢迎。宋代摩尼教数度组织人民造反（方腊就是一例），导致朝廷的严厉镇压，摩尼教徒们的活动就更加诡秘。
白莲教本来属于佛教净土宗，倡导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到了元代净土宗极盛，各种派别林立，弥勒教、摩尼教、道教等一些具有反叛性的教义也混入其中，成为一个叛逆性很强的教派。元代以后，凡是由本土宗教演绎出的秘密宗教大多于白莲教有关，明清两代“白莲教”几乎就成为造反宗教或“邪教”的代名词。实际上在元末弥勒教、摩尼教、白莲教三者已经分不很清了。朱元璋到底参加的是什么教，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不管三者教义有何不同，但是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主张变，否定现实存在，追求未来。这与主流思想所强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
秘密宗教与后来以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社不同，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但是它的中坚和领袖是职业传教者，他们有些像游民，流荡四方，具有反社会精神；但他们又埋根于特定的教派，以传播其信仰为人生目的。他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传播教义，拉人入教，他们大多会些“法术”，为农民治病、并为他们演示一些“奇迹”，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争取人们的信奉。传教者也多是脱离于宗法网络、其身份是在士农工商之外的。这种职业传教人员多是世代相传、几辈子都靠传教吃饭的。元末起事的明教领袖韩山童就是一例。秘密宗教的首领和职业传教者中有不少是思变思乱之士，希望在社会变动中扩大自己教派的力量和影响，自己能获得一杯羹。他们多是勇敢分子，敢于闹事、敢于反抗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有许多原因的。他们是游民，具有主动进击精神；他们游方传教，没有固定居止，即使起事不成，也可一走了之（但是给当地农民留下一大堆麻烦）；另外，他们对于所传的教义也有较为虔诚的信仰，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使命感，认为天降将大任。至于一般信徒，除了要在秘密宗教中获得精神上安慰或解脱外，更多的是物质上的满足。例如信徒之间的物质上的互相帮助，以及教主们用符水治病之类。这些对大多数农民信徒更有吸引力。农民如果不是破了产、不是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不会轻易地走上造反的行列的。连朱元璋这样的人走上造反道路都是那样地再三权衡，犹豫不决，何况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呢？
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后来看到与他争夺天下者，也不过是些没有什么远谋深虑、“志骄”“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谋士的劝导下，才确定了夺取天下的“远略”。至于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采用什么“理论”作为宣传的工具，这要看当时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弥勒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元璋年轻时作过和尚，这更不是由于信仰，用他的话来说只是“托身缁流”（《皇陵碑》），是用以解决吃饭问题的临时措施（一般说来游民很难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
当朱元璋参与红巾军的造反活动时，他还是个游方和尚，这时以明教为旗帜的造反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此时要生存和发展，投靠红巾军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几年的军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现出其军事天才与临时应变的机谋，他逐渐从对郭子兴的依附下走了出来。力量壮大了，并且有了足以和割据天下的“群雄”一较高低的力量，朱元璋在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之时是否还会遵循明教的规则呢？这主要看这些规则是否符合他的需要？
明教、包括其它一些秘密宗教有鼓励不得志者造反闹事的一面，但是事情做大了以后怎么办，这在它们的经典中很少提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它们只是讲“造反合理”或者说“造反有理”，很少讲如何通过造反取得政权和争夺最后的胜利。教徒们信奉了弥勒佛出现和光明即将来临的这种美好的理想，他们也起来了，“不平人杀不平者”，但是“杀完”了又怎么办呢？是否那些充满光明和美丽的景象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了呢？秘密宗教没有就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何况能不能“杀完”“不平者”，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划也是个问题。这时朱元璋不取天下便罢，如想取天下，必需另找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学说为他服务。因此，我们说造反者们的“神道设教”只设定到“造反有理”，至于夺取天下还要回到现实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来。
3.夺取天下的利器——传统的中国政治学
夺取天下与一般造反活动是不一样的。封建社会中迫使人们武装反抗的原因很多，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实行严刑峻法，敢于拉起大旗造当朝反的，绝大多数还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这个时候，只要造反主体有胆量、富于冒险精神，就可能竖起义旗。可是，当壮大起来的造反者进一步要取得和建立政权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汉代陆贾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也就是说，建立政权、治理天下都是需要学问的。的确，它也是一门极复杂的学问，它不仅有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问题，也包括政治艺术和政治技巧的运用的问题，这里有一整套政治、军事文化。这些在鼓励人们造反的弥勒教、明教中都是没有的。在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军事学说（例如西洋政治学）还没有传入中国时，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还是志在夺取天下人们的唯一的选择。不管是谁、也不管他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只要他想建立政权和一统天下就得使用这一套。当然，这时的儒家学说已经从法家、兵家、纵横家那里吸取了很多东西，不是纯粹的原汁原味的儒家学说了。这种学说不仅具有理想性、还有具体的可操作性。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李善长投靠朱元璋时，就为朱讲了一套儒法杂揉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术，并鼓励他以汉代的刘邦为榜样。朱元璋自然而然接受了儒家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儒生陶安、李习、唐仲实、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以后，把儒家所主张的一套“革命”造反的“顺天应人”之理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灌输给了朱元璋，使他从只知道造反求生的山大王变成立志一统天下的“群雄”之一。
这些道理和谋略大体说来不过四条。一是，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所谓“内诸夏而外狄夷”。长江南北的汉族人民已经被蒙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定为国策，形诸法律，大量行于社会实践当中，这些例如汉人殴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许还手，打死了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就是身为贵官，与蒙古人交往，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被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这种摧辱汉人自尊和人格的做法，使得重视礼仪和面子的汉人不能不感到奇耻大辱（清代统治者就比蒙古统治者聪明得多，他们也歧视汉人，但给文人士大夫以面子，所以直到现在许多人还引以为荣）。应该说是元代统治者启发了汉人的民族意识。因此朱元璋打起民族的大旗是上应天理，下合人心的，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他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说：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明太祖实录》转引自《朱元璋传》）
檄文中还对北方的广大老百姓说：“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鞑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雪中国之耻”这个口号，无疑对于处在第三、第四等级的汉人、南人来说是极有号召力和煽动力的。有的学者用今天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指责檄文是利用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这是极可笑的。实际上，对朱元璋来说他关心的是把全国老百姓都动员起来，站在自己一边把元朝统治者赶走，一统天下。此时还没有别的政治斗争理论来组织人民和动员人民，他和他智囊人物不可能创造一套新的理论，即使创造出来老百姓也不懂，不会接受。
其次是“仁者无敌”的理论，这是儒家治天下的核心理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的轮回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元朝末期，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反抗斗争特别激烈，烧杀也十分严重。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享太平”，正是乱世之中这种报复情绪的一种反映。这种杀戮不会象一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只杀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不杀普通农民的。朱元璋是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见证者，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翫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这是朱元璋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者，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那是不分贫富和原来的社会地位高低的。真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啊！广大老百姓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于不搞滥杀的“仁政”的渴望的强烈，可以想见。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第二年，在他初步摆脱对郭子兴依附的时候，便理解到这一点，他确定以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榜样，不乱杀人。后来他行军打仗都注意军纪，为自己树立一个仁者之师的形象。这种作法也为自己最大限度地争取各个阶层的人物。
其三，朱元璋出身贫寒，懂得“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实现儒者朱升关于“广积粮”的告诫。龙凤四年（1358）朱元璋任命康茂才都水营田使，命令他负责兴修水利，并分巡各地，在其占领区内修复和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朱元璋还推行屯田军垦，开放无主田地，后来还一度实行土地谁种谁有，这些不仅为其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粮，而且提高了其所统治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为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四，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朱元璋礼贤下士，网罗大批的儒生才士；对于老百姓则贯彻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原则，改变“山大王”短视作风，建立可以取信于民的政策和法制，这是有利于“挽颓风立纪纲”的，克服元末政治窳惰腐败、政风疲软的亡国气象。
上述四项是基本点，也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规则，当然也还有一些只能实行、不能与外人道的“潜规则”，这在为打天下作策划的策士们思想上表现特别突出。如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的一些理论，但是它们多体现在战术和策略上。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都是一些常理常情，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所谓“王道本乎人情”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在以宗法制度和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社会中，它就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些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也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地主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无论从空间、时间上，还是从利益权利上很难截然分开。它又在自然经济下是政治学原理与政治操作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中国古代文明是发展得最成熟的农业文明，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地区的农业文明中诞生过如此高水平的政治和军事文化了。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前，无论哪一个阶层的人，只要他参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并要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就不能不运用这个政治文化，或者公开以之为号召，或者暗地使用。否则，就很难取得预期的结果。太平天国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其势力强大的时候远过于朱元璋在金陵登基之时，但却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尊奉传统政治文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和社会文化，要与还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对着干”，对被绝大多数国人所崇奉的孔子大张挞伐。他们过分地相信了自己那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最后仍然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虽然那时已经有异质的政治文化传入了（例如基督教文化），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朱元璋确实是当时“逐鹿”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领悟力强，又勇于实行，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随时总结经验教训，最终登上了龙庭，建立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