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一词来源于《诗经·大雅·荡》。该诗的作者借文王之口，对于商纣王及其贵族的暴虐、荒淫、昏愦，造成民怨沸腾、内忧外困、国势将倾的局面，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和现实的警告。诗里说：“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多少凶暴强横贼，敲骨吸髓又贪赃，窃据高位享厚禄，有权有势太猖狂……殷商镜子并不远，就在夏桀那一王。”在这里，诗人深刻地指出，由于商纣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外族鬼方的愤怒和敌视，最后作者归结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这句话揭示了一个历史教训，即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
该诗作者更深层的意思是周也要以殷为借鉴。后来形成“殷鉴不远”的成语，用来泛指可以作为后人鉴戒的前人失败之事，告诫人们决不可忘记历史的教训。《诗经·大雅·文王》中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中告诫周统治者要以殷末灭亡为镜子，要懂得天命得之不易，注意修德以配天命。
商汤和伊尹吸取夏亡的教训
“殷鉴”一词虽然来源于《诗经·大雅·荡》，但其渊源可追溯到殷初。殷初经历了一次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动荡和盛衰的演变，所以，殷商的开国之君商汤以夏为鉴，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对那些亡国的夏民，则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商汤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荀子·解蔽》篇中说，成汤有鉴于夏桀败亡的教训，很有主见，谨慎地治理国家，并长期任用一代贤相伊尹，所作所为合于大道。伊尹为殷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辅助商汤灭夏，为商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殷初统治者是如何以夏为鉴的，古文《尚书·汤誓》中说，夏桀耗尽民力，盘剥夏国的人民。商汤有鉴于夏桀滥用民力、横征暴敛而导致民怨的教训，践天子位后不近声色，不聚货财；任用有德行的人，犒赏有功劳的人；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把他的诚信昭示于万民。
商汤去世以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两王，之后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太甲继位，不遵先祖商汤的大政方针，昏庸无道。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等对太甲进行训诫。他通过分析夏桀失天下而成汤得天下的原因，告诫太甲要吸取教训，居安思危，修德勤政，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等。《说命下》也载殷王武丁时的贤相傅说告诫武丁的话：“要学习古训，才会有得；建立事业不效法古训而能长治久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您能够借鉴先王的成法，将不会有失误。”以上史料都反映了殷人的以史为鉴思想。
周公的天命观
到了西周初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后，先后作了《康诰》《酒诰》《洛诰》《立政》和《无逸》等诰文，直接指出要吸取殷人的教训。
《酒诰》是周公命令康叔去卫国宣告戒酒的诰词，因此称之为《酒诰》。殷末风气奢华，酗酒败德，纣王更是昏醉于酒池肉林，自招速亡。正是有鉴于此，周公在诰词中指出：“殷人没有明德芳香的祭祀升闻于上天，只有老百姓的怨气、群臣私自饮酒的腥气升闻于上。所以，上天对殷邦降下了灾祸，不喜欢殷国，就是因为统治者淫乐的缘故。”《无逸》篇中，周公历数殷代贤王中宗、高宗、祖甲，更举出了周室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他们都能勤劳国事、体察民心、接受批评、改正过失，这样国家既能繁荣昌盛，诸王也得康宁长寿，于国家于王身都大为有益。反之则殷末诸王好逸恶劳、骄奢淫逸、无视民间疾苦，国事日非，终致丧亡，诸王本身也是“罔或克寿”，短命夭折。最后，周公训诫周成王及其后继者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尚书·君奭》载周公说：“君啊，我是非常信任你太保奭的，希望你能够尊重我所说的，和我一道吸取殷商亡国的教训，时时顾虑上天的惩罚。”
《尚书·召诰》主旨仍然是以夏殷兴亡为鉴，劝勉成王勤勉为政，敬德保民。《召诰》从历史经验出发，先回顾了夏命转移到商的过程——观察古时候的先民夏代，上天教导顺从慈保，努力考求天意，现在夏已经丧失了王命。接着又考察了殷命移周的历史——现在观察殷代，上天教导顺从嘉保，努力考求天意，现在殷也已经丧失了王命。最后把这种历史的鉴戒提升到了“夏监”“殷监”的高度：“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可不鉴戒殷代。我不敢说，夏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说，夏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政，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不敢说，殷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说，殷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政，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现今大王继承了治理天下的大命，我们也该思考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继承他们的功业。”《召诰》在这里系统地提出了“夏监”“殷监”，即夏鉴、殷鉴的历史鉴戒思想，告诫周初的为政者，周要以夏、殷的兴亡为借鉴，总结夏、殷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保持天命和国运的长久。这些话都反映了周公摄政以来的天命观及其以史为鉴的意识，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历史理性精神，其目的是为了避免重蹈夏、商灭亡的覆辙，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总之，周人以夏、殷的兴亡为借鉴，通过总结夏、殷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从最初的“殷人以夏代覆亡为镜鉴”，演变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以史为鉴”思想，从整体上反映了周初历史意识的强化和历史理性精神的觉醒。
殷鉴意识传之后人
西周以后，“殷鉴”也就成为历代思想家、为政者和广大人民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代名词。《国语·楚语上》中强调对太子进行历史教育时说：“教导太子《春秋》，是为了扬善抑恶，用来劝诫教导人的本心；教导太子《世》是为了彰显德行而摒弃昏昧，用来约束人的行为……教导太子《语》，使他知道仁德的作用，从而知道上古圣王是如何用仁德治理民众的。教导太子《故志》，使人知道兴废之事而能够警惕自己的行为。”其中的《春秋》《世》《语》《故志》，都是当时的史书。
《孟子·离娄上》云：“夏桀、殷纣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拥戴；之所以失去了民众的拥戴，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获得民心是有方法的，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并让他们积蓄起来；他们憎恶的，就不强加给他们，仅此而已。残害自己的百姓过于厉害，自己就会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自己遭遇危险、国家削弱。死后被称为周代昏乱之君的幽王与厉王，即使是后代有孝顺仁慈的子孙，历经百世后恶名也无法更改。《诗经》上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那夏桀统治的时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殷鉴”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充分说明“殷鉴”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来源：《学习时报》2018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