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谀拍马和隐瞒实情是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两大恶性。这两大恶性都根深蒂固，而且又是相辅相成。其道理不难明白：阿谀拍马不仅可以讨好上司，还可以蒙混上司。倘若上司头脑不够清醒，必定被这种阿谀拍马催哄得昏昏入睡，不再关心实情到底如何；而吹捧者也因而得以蒙混过关，为所欲为，甚至飞黄腾达，从而应了老子的名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官场上最廉价的阿谀拍马就是吹捧。吹捧者所付出的只不过是一些现成的陈词滥调，而所获好处大得难以算计，从“效益”而论，可谓一本万利。虽然历代有识之士未尝不知这种阿谀文字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但因事关官场体制大事，无人能摆脱之。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于是成了定式。经两千年（或者还更久）的千锤百炼，这种八股化的阿谀文字在臣下呈皇帝的奏折中，在厚颜无耻方面已登峰造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天子圣明天纵，臣下诚惶诚恐”之类的谀词颂语，充满了自秦始皇到宣统帝的无数奏章，成为极端虚伪的套语，也就是雍正所说的“虚文”。这种虚文尽管都是一些废话、空话、假话和谎话，但是由于一则听着动听，二则要依靠它们来表现天子的无上威势，因此就是少数明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受之安然。由于此种恶习已成社会痼习，要改变之，又谈何容易！
清朝雍正皇帝（即清世宗胤禛，以下依照习惯简称雍正）之为人，民间口碑向来不佳，被归为天性刻薄一类。电视剧《雍正王朝》为他翻案，放映后颇受好评，这倒也并非因为有“孔壁藏书”一类的重大秘笈发现，而是学界对清代档案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新的解读，从而使得我们忽然看到另外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雍正。大体说来，不论对雍正其人持何看法，有一点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即此公是中国皇帝中为数不多的实干家之一。既是实干，就要讲实效。而要讲实效，就不能听凭官僚们用这种“假、大、空”的阿谀拍马文字来欺骗耍弄自己。因此雍正对通用了两千年的虚文，也表现出少有的清醒。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就有许多与此有关的批语，令人在读过无数充满阿谀拍马之词的奏章之后，顿时感到耳目一新，也觉得舒了一口闷气。用日本汉学大家宫崎市定的话来说，雍正朱批“无比明晰，读起来颇令人感到胸中开阔。称之为天下第一痛快之书，恐怕也不为过”。读之有味，不敢自私，故从中选出若干，与广大读者分享。
对于八旗勋贵、朝廷重臣、方面大员、封疆大吏等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们的密奏中的那些阿谀拍马之语，他一一予以痛斥。这种密奏和皇帝在密奏上的批示都是不公开的，除了上奏者和批示者外，他人无法看到。因此雍正的这些批示，绝非假撇清，做样子，以示清高。下面就举一些例子，让大家看看。
在对李兰奏折的朱批中，雍正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臣下奏折中的阿谀虚文深为厌恶。该折中有“皇上之洪福”的字样，本是最普通的套语，即使比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等常见套语来，也算不上肉麻。但雍正在批示中却明白地警告李兰说：“朕深厌恶此种虚文！” 赵国麟奏折中称自己的意见是“一得之愚”，雍正觉得这是虚伪，批示道：“用愚字多矣！朕岂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职！” 宜兆熊奏折中自称对皇帝如何忠心耿耿、知恩图报。雍正对于有关表忠输诚的马屁字句作了如下批示批（朱批）：“（墨字，即奏折原文）臣虽粉身碎骨（朱批：不必如此），（墨字）至死以报（朱批：何用如是！）”。蔡良奏折说他对宣传圣谕如何卖力，雍正的批评颇为风趣俏皮：“（墨字）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王士俊得到雍正赏赐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后上折致谢，乘机大大拍了皇帝一个马屁，但却不料拍到了马脚上：“（墨字）赏臣花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朱批：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概属套语，浮泛不切！）”。沈廷正奏折中拼命贬低自己，以便吹捧皇帝：“臣自知器小才庸”。雍正看着不顺眼，讥讽地批示说：“将己之态度一语写出如画”。宪德奏折中自称“战栗惶憟”，朱批改为“羞愧汗赧”，令其对己的拍马行为感到羞惭。
雍正反对虚文，因为他深知这些虚文“概属套语，浮泛不切”，完全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那些以阿谀拍马的虚文来敷衍皇帝而不讲实话的官员，雍正在朱批中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例如他骂楼俨的奏折“殊属迂阔不通之至！”斥马觌伯的奏折“满口支吾，一派谎词！”说杨鹏的奏折“洵为大笑谈！果系年老昏聩乎？汝据实奏朕知之！”。对于上此类奏折的官员，也在朱批中严厉责骂。例如骂宜兆熊：“庸愚之极”、“欺诳瞻徇、昏愚无识之督抚！” 骂岳超龙：“汝辈不忠不诚，凡夫俗子之所欺诳也！” 骂石礼哈：“不学无术，躁妄舛谬！” 骂武格：“可谓蠢钝之极！”。这些骂词已够厉害的了，但还有更厉害者。例如朱批中骂管承泽：“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骂魏经国：“如此负恩背理，老奸巨滑，败坏国家法纪之人！” 骂伊拉齐：“似汝忘本背恩，刚愎自用之辈！” 骂杨名时：“大欺大伪，大巧大诈！” 对沈廷正和黄国材，骂得更无以复加：“（沈廷正）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黄国材）即禽兽不如之谓也！” 受到这种恶骂的官员，很多也就因此而“下岗”，销声匿迹了。
上面提到的这些官员，都是他所委以重任的高官和亲贵，但是他对这些关系密切的人如此不留情面地痛斥，是他知道玩弄这种吹牛拍马的官僚，大多未能履行其责，而妄图用拍马屁来掩盖其无能、失职或偷懒。因此在朱批中，他一再要求官员勤奋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如未尽职，朱批就要责问。不奏报地方实情，自要追问。如问柏之蕃：“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问董象纬：“朕谕尔兄，居官惟务巧饰，自到广以来，未具一切实之奏。通省岂无一件可闻于朕之事？”。知情不报，责备更严厉，如责噶尔泰：“江宁城内，正月以来连此被盗，兼有旗兵种种不法举动，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知，是乃无耳无目之木偶人也。如知而隐匿不奏，辜负朕恩，有过汝者乎！”。官员只报琐事而不报大事，也不放过。如斥塞楞额：“尔身任封疆，当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不奏闻者”。官员不认真作调查研究，奏报所奏缺乏根据，很难逃脱被责。如责法敏：“尔甫经到任，尚未周知地方事宜，遂为此未见颜色之瞽折耶！不过据一二属员之书生管见，即率尔道听途说，公然具折上奏，殊属孟浪妄谬之至！”。官员奏报不实，要受严斥。如斥何世璂：“此所奏分数（按：指二麦收成），皆属太过。似此虚捏，何益之有！”。官员要是想要隐瞒情况，那么更难过关。如说阿克敦：“汝于广东任内有数事欺隐，朕深为寒心！”。奏报而不认真，同样也要受训斥。如训杨鲲：“奏报如此怠慢，甚属不合”。
雍正要求官员上奏折要务实，为的是令其尽责。官员奏报失误后如能改正错误，此公倒也常常予以原宥，并不一棍子把人打死。如在朱批中对佟世麟说：“分派营伍一事，如何情由，其据实陈奏。如知改悔，朕犹宽恕”；对杨馝说：“似此认咎直陈，不事文饰，情尚可恕。但当奋兴砥砺，以期无忝此任”。更为可贵的是，如果雍正发现自己批示有误，也不讳言，坦然认错。如在朱批中对宜兆熊说：“朕前谕误矣”；对杨鹏说：“朕严行批谕，系出一时之见。随于各处访询，知尔所奏颇属有理。前谕责汝错矣。候另有旨”。这种因务实而作自我批评的情况，在专制君主中实为罕见。
雍正恶“虚”求“实”，不要臣下吹捧，而要他们说真话，在中国帝王中属凤毛麟角。因此他的朱批，也别具一格。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他在这方面做得还颇为有限。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仍然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如潮而来的颂圣之词。在接受官员私下呈上的奏折时，也有被狡猾官员的超水平的阿谀文字弄昏头的例子。所以在中国古代那种恶劣的官场文化环境中，即使精明强干者如雍正，也难以真正摆脱这种千年恶习。不过即使如此，这种恶“虚”求“实”的精神，确实也值得大书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