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
这里所说的历史“冷”“热”，指的是历史学这门学科、这门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既受冷落，又被热捧的巨大矛盾现象，巨大地位落差。
要解释这种现象，恐怕还得从“历史”的本质属性入手。
古希腊杰出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叫做“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意思是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历史是无法重复的。这当然很对。可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似乎也出自某位名人之口）：“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很显然，它所蕴含的深义是，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又呈示出不断重复的特征，就像《孙子兵法》上讲的：“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
由于历史无法真正重复，那么它只能是凭吊的对象，只能是往昔的记忆，它离现实生活很远，距资源转换更遥，谈不上“活学活用”，更遑论“立竿见影”，而人们是现实的，社会是功利的，当学历史完全不像学经济、学法律那样，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无法实现以知识换取眼前财富的抱负，无法实现以金钱、地位为衡量标志的成功理想，使“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同样讲究实际）的梦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那么，历史作为一门学问，自然就不能不被忽略，被彻底的边缘化。这一点，从每年的高考招生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各大网站调查专业人气指数，忝居末座的总是历史学，似乎从来不曾花落他家。对广大考生及其家长来讲，“历史”犹如瘟疫，惟恐避之不及（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个别例外），谁要是“荣幸”地被历史专业所录取（即便是那些以“一流”自居的名牌大学的历史专业），那么他（她）和他们的家长之心情，恐怕很有可能是忧大于喜，哭多于笑，用秦观的词来讲，便是“春去也，飞红万点愁似海！”（《千秋岁•水边沙外》）而其周遭的亲朋好友此时此刻也往往是“唯见江心秋月白”“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琵琶行》），投去的目光中除去艳羡，也参杂了一半的同情和怜悯。
历史的“冷”固然是事实，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历史有“热”的一面。这种“热”并不肇始于今日，至少在唐宋的瓦舍勾栏里，历史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就全面上路了，“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同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诠释。恐怕专业正统的历史学家都会把这种历史传播方式视为歪门邪道，不值一哂。但是，它毕竟是历史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比之所谓的“正史”的影响要大得多，范围要宽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广泛得多。
这种以民间为基本对象的历史大众通俗化传播方式，在今天依然是十分时兴的，根本不存在任何“画眉深浅入时无”的问题。只要看看电视荧屏上的“汉武大帝”、“洪武皇帝”、“贞观君臣”的火爆出镜，再有空听听易中天教授讲三国的图书版税挣了X百万之类的消息。你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也有“热”的一面，尽管这种“热”并非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热”，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自嘲》），钻牛角尖折腾出来的“学术精品”，那些孤芳自赏的学术专著，不论是过去，或是现在，还是将来，大概都不太可能会走“热”，更不必说会“大热”。于是乎，连文学家也跑到“历史”圈子里（这里我所说的是大历史圈的范畴，圈中人不光是那些历史专业工作者）来助兴凑趣，如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揭秘系列就平添了不少历史的佐料，变得十分有趣、好看（当然，这也惹怒了众多“红楼”权威，对刘氏口诛笔伐，齐声呵斥，但是刘氏之书依旧热销，“权威”们的煌煌巨著依旧“养在深闺人未识”，鲜有人问津，这也是事实。）
历史之所以“热”，原因同样有很多，譬如说，人们有强烈的“寻根”意识，渴望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答案；又譬如说，人们有深层的“消遣”心理，希望通过历史了解知识，增添谈资，打发时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说法自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更主要或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把过往的既定史实与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从而激发了人们走近历史、认识历史、进而开发历史的心理期待与生命追求。
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人们才会在历史中看到现实的影子，从现实中嗅出历史的气味；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现实中的人在阅读历史、走近历史时才会感到莫名的熟悉，体会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感同身受。鲁迅先生曾经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而已集•小杂感》）。“历史”以它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明白和重视：历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用之物。历史与现实实在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其实属于同一个气场。若想要在今天活得聪明，活得成功，在有限的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不论“阔的聪明人”也好，“不阔的傻子”也罢，了解“历史”终究是有益无害，抑或是利多弊少的。西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立论的。
历史的相似性，在我看来，可说是俯拾皆是的。随便举个例子，现代社会深为诟病的高校学术腐败，与钱钟书先生《围城》里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简直如出一辙。《围城》自然是小说，而小说自然是虚构的，可艺术来源于生活，再厉害的虚构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场景，特定的历史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是曲折和艺术的，但又是肯綮和真切的，是四十年代大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
承认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重读《围城》，看到三闾大学的章节，我们不能不敬佩钱钟书先生的历史意识，不能不赞叹钱钟书先生的未卜先知，亦不能不折服于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
对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不当昆虫学家，而来专司一校之长的人事安排，钱先生的感慨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现在还可以加上航天技术、信息工程……笔者按）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看看现在有多少专家“学而优则仕”，凭着“光电生化”的专业知识而当官作宰或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可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条规律虽历数十年但依旧是真理。
三闾大学的教授中，不乏韩学愈这样的“克莱登大学”出身的“博士”，杜撰和伪造学历学位而窃取教授之位，这可谓是斯文扫地的丑闻，但是就没有人去认真戳穿他，这更属莫大的讽刺（方鸿渐太老实，没有堂而皇之亮出“克莱登大学博士”头衔，所以煮熟的鸭子飞了，当不成教授只好屈尊当个“如夫人”地位的副教授。怪就怪他脸皮不够厚，心肠不够黑，可叹！）环顾今日的高校，不是也时常见到某某的海外履历属造假，某某的晋升资格系作伪一类消息的曝光、揭露吗？可见，在今天，“韩学愈”之流仍没有销声匿迹。
三闾大学搞任人唯亲，招揽的教师，多是高松年的亲戚、学生、朋友、同事或其顶头上司的亲朋好友，于是人品下流如李梅亭、人品猥琐如顾尔谦等等便缘夤而进，沐猴而冠，成了国立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了。这些人物到了学校后，又开始各自经营自家的山头，搭建自己的圈子，有所谓的“从龙派”、“粤派”、“留日派”、“少壮派”、“汪派”等诸多有形或无形的派系，把整个大学搞得乌烟瘴气，鱼龙混杂。时至今日，这种遗风似乎也不曾绝迹。抱圈子、占山头依旧是人事关系中的常态，这在职称评定、课题立项、经费分配、成果评奖等方面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总之，武大郎开店或武二郎按武大郎思维方式开店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秘密，结果呢，在人事倾轧中人人是条龙，可一旦到了科研教学就有不少人一晃成了虫，寂然无声。但最令人佩服的当属这些人的勇气和狂妄，还动辄想象获诺贝尔奖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据此看来，几十年过去了，大学的某些社会生态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历史相似性的有力佐证么？
三闾大学也注重教育改革，所以教育部督导到校来贯彻英国高校的导师制，高松年、李梅亭诸人便一窝蜂起，纷纷响应。从小说介绍的情况来看，推行导师制的初衷该是要向西方一流大学看齐，与国际接轨。可是经督导、高松年、李梅亭等人胡乱一折腾，便变成了倡导教师一天三餐都跟学生同桌吃饭之类非马非驴的闹剧，难怪赵辛楣要叹气，“想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今天，我们不少高校也在大张旗鼓搞所谓的国际接轨，生吞活剥国外办教育的经验，让大家为迎评估，搞考核，做工程，填报表疲于奔命，不亦乐乎，口口声声说是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实底气却虚得很，让香港等几所高校一搅局（还仅仅是招生一个环节），便有沦为国内二流之虞。成了大家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实在有些滑稽可笑。这与当年三闾大学推行导师制所闹的笑话，又有什么区别！
三闾大学训导长李梅亭对导师资格的认定有深富“创意”的见解：“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万万要不得，为防患于未然起见，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原本以为这是小说的夸张，最近才知道这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是有南方某省教育主管部门日前作出规定（要知道如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凡已婚男教师不得与女学生单独交谈相处，否则以违纪论处，要接受校纪校规的惩罚。看来此省高校的男教授、男副教授们今后是不能再动招收女博士生、女硕士生的念头了，不然，每次指导论文时总得另找个不相干的第三者来司陪同旁听之职，岂不是大大的麻烦。由此可知，“瓜田李下”之嫌及其防范，李梅亭与某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想法的确是惊人的相似，这精神也可算是一脉相承了。
不必再一一引证下去了。我想，上面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历史的相似性是无处不在的。而正是因为这类历史相似性的普遍存在，使得大众热心于了解历史，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解读种种历史现象。于是乎，相对于历史专业研究的“冷”，有关历史的认知与释读的大众化通俗化传播却显示出令人振奋的“热”。
静下心来思考现在历史的“冷”与“热”，同一学科境遇的大不同，不由得哑然发现，现实竟和几年前我在自己第一本随笔集《寻找本色》中所胡乱发的感慨不谋而合，“对于一个人而言，把研究历史作为他（她）自己一份业余的爱好，那是莫大的幸福；可要是把研究历史当做他（她）自己一只赖以谋生的饭碗，那便是真正的悲哀。”
